我的目的是要研究一下一种历史上的、政治上的似是而非的观点的一个特殊方面，即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对下面这两种论点加以证明是很容易的：第一，犹太人应该深深地感激自由企业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第二，至少就上一世纪来说，犹太人始终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在思想意识方面尽力地去破坏它。怎样才能使这些论点一致起来呢？

我开始研究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部分地是出于明显的个人原因。我已经习惯于作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习惯于被同行知识分子指责为反动分子、辩护士或十足的傻瓜。然而我们中的那些身为犹太人的人，甚至更加严阵以待。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智力不正常的人，而且被看作是所谓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的叛逆者。

下面这种希望又加强了我的这种个人兴趣，即对这一特殊情况的研究，可能会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似是而非的现象提供一丝线索。这种更具普遍性的、似是而非的现象，以战后的西德及其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为代表，在那里，犹太人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在那里，智力氛围大致说来是集体主义的。不幸的是，这种愿是没能实现。我相信：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犹太人中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予以说明，但这一说明中的最核心部分，是特别地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而言的，而且无法轻易地予以扩展。我指信以后别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犹太人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得到的利益

开始我先简单地论证一下第一种观点：犹太人应该深深地感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使犹太人受益的特点毫无疑问地是竞争。哪里存在着垄断——不论它是私人的垄断还是政府的垄斯——在垄断受益人的选择中，那里就存在着实行任意的选择标准的可能性，而不管这些标准是肤色、宗教、国籍或其它难以归类的东西。在存在着自由竞争的地方，唯有实际行动才能说明问题。市场是色盲的。没有哪个到市场上来买面包的人，了解或者关心这麦子是由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种植的；是由白人种植的还是由黑人种植的。那些希望通过仅向所喜爱的人购买来表示他们的个人成见的人，将处于竞争的劣势，因为他拒自己于最廉价的资源之外。他可以表示他的成见，但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接受比另一种情况将得到的较少的货币收入。

一次个人经历明确地阐明了竞争的重要性。12年以前，我参加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前来出席会议的人，一方面组成了这次会议的成员，其中包括世界上最主要的商业银行的两位首席董事；另一方面，又组成了象我一样被邀请来作为小组讨论的发言人或参加者的那些人们的行列。在场的一位美国银行家讲述了美国银行界出现的反犹太主义的故事。同他的谈话使我开始对这两组人中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进行了大致的估计．在第一组当中——即在严格意义上的银行家当中——我估计大约1%的人是犹太人。在人数较少的第二组当中——即在被邀请参加讨论项目的人当中——大约25%的人是犹太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是因为：在不存在着自由进入这一意义上说，今天的银行界到处都存在着垄断．政府的批准或政府所给予的营业特许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举荐人们参加这种讨论项目的那种智力活动，却是一种高度竞争的行业，几乎完全允许自由进入。

这一例子特别具有说服力。这是因为很难说银行是一个象（比如说了钢铁工业那样的、犹太人从未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领域。恰恰相反，几个世纪当中，在银行业中，特别是在国际银行业中，犹太人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不是一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银行是一种进入相当自由的行业。犹太人在银行界的成功，除了归于上述原因之外，还归于他们所拥有的下述相对优势：这一相对优势既来自教会对高利贷的看法，又来自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又来自他们对统治君主的可用性（这一可用性完全是由于犹太人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隔离而造成的）。

轶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历史。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大约两千年时间里，犹太人一再地受到歧视；在他们所能进行的活动方面受到限制，有时甚至整体地遭到驱逐，就象1492年被整体地逐出西班牙一样，而且常常是他们周围的人们的极端敌意的目标。尽管如此，但他们仍然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不存在极权主义国家，所以，总是存在着某些市场因素，总是存在着某些对他们开放的活动。特别是，分裂的政治结构与为数众多的独立主权，意味着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尤其逃脱了严密的控制，这正是犹太人在这一领域如此突出的原因。纳粹德国这个极权主义最严重的社会，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也提供了官方的、且实际的反犹太主义的最极端的例证，这决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更近一些时期的情况，就会发现，犹太人的发展最为成功的地方，恰恰是那些竞争性资本主义有着最广阔的天地的国家：16世纪及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及2O世纪的英国与美国，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的德国——当将这一时期与希特勒时期加以比较时，这种情况就尤为贴切了。此外，在那些国家当中，犹太人最为成功的部门，是那些进入最为自由，而且在这种意义上竞争性最强的部门。不妨对我所提到过的、犹太人在银行业方面的经历，与他们在几乎一直是教科书中完全竞争与自由进入的典范的零售贸易方面的经历作一番比较。或者，不妨对他们在大工业方面的较小作用，与他们在诸如法律、医学、会计及类似的专业方面的杰出贡献作一番比较。尽管在这些专业中也存在着进入的障碍，但一旦通过了最初的障碍，就会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对顾客的自由竞争。甚至这些专业中的差异也证明了我的观点。在美国（我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很详细），很长时期当中，在医学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国家开业许可证的发放成为进入的实际障碍的程度方面。出于一些与此处并不相关的原因，医学界中存在着严格的进入限制，但法律界中的进入限制却相当少。所以，成比例地，犹太人在法律界中的人数，远远地超过其在医学界中的人数。

在美国，电影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而且由于这一原因，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犹太人成了其中的主要分子，而且随着收音机与电视机的出现，他们的这种主要作用又延伸到了广播与电视领域。但是鉴于政府的控制与限制变得日益重要，所以，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犹太人在广播与电视领域中的作用正在下降。

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关于犹太人从竞争性资本主义中得到的裨益的例子，而且这一例证是有双重意义的。

首先，如果没有从世界犹太民族（主要来自美国，其次来自英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的巨大贡献，以色列恐怕很难存在下去．假设这些国家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可以想象，这些假设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会为以色列出一份力，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附加条件。比较一下苏联对埃及的援助（或美国对以色列的官方援助）与私人捐献之间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任何集团（而不论它是一个多么小的少数派），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来使用其自己的资源，而不必请求或得到大多数人的允许。

第二，在以色列，不管中央控制的各种舆论如何，但真实情况是；迅速的发展主要地是私人创造力的结果。在几十年以前我对以色列的第一次持久访问之后，我得出结论说：在以色列，有两种传统在发挥着作用。一种是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几乎两千年以前，即在政府的限制中寻找出路。一种是现代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即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的信念。对以色列来说幸运的是，与第二种传统相比，第一种传统已经被证明为更加强大有力。

概括起来：除了犹太人对其有用的那些个别君主偶尔施予的保护以外，犹太人很少从政府对其行为的干预中得到好处。只有当存在着公众对非干预这个一般性学说的普遍接受，从而大规模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及对一切群体的很大程度的宽容占主导地位时，犹太人才能得到成功。由于人们对非干预的普遍信仰比歧视犹太人的个别欲望要更为有力，所以，尽管存在着连续的、无所不在的反犹太主义的偏见，但犹太人仍然兴旺昌盛。

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

尽管有着这样的经历，但就上一世纪而言，犹太人一直是反资本主义情绪的大本营。从卡尔·马克思到利昂·托洛斯基，到赫伯特·马库塞，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犹太人写的。各国的共产党（包括业已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共产党，以及目前西方国家的，特别是美国的共产党），几乎不成比例地一直是由犹太人来管理并控制的——尽管我又赶忙补充说：仅有极少部分犹太人曾经是共产党党员。不论是作为社会主义文献的创造者、还是作为领导活动的参与者，还是作为成员，犹太人在所有国家中的那些不那么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方面，一直是同样积极的。

再来看一着更接近于核心阶层的情况：在英国，犹太人的选票与参加，在工党中是居支配地位的；在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与参加，在民主党左翼中是占绝对优势的。在以色列，所谓的右翼党的建党纲领，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这种情况几乎比比皆是。这些现象是如此地众所皆知，所以几乎不需要详尽的阐述与论证。

为什么会存在反资本主义思想呢？

如何才能将我的那两种论点一致起来呢？为什么尽管存在着竞争性资本主义曾为犹太人带来好处的历史经历，尽管在最迟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自由主义著作中，都存在着对这一现象的、隐含的或明确的、理智的说明，但犹太人仍然一直不相称地反资本主义呢？

我们可以从一些简单的、然而是不充分的答案入手。劳伦斯·富克斯在一篇题为《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行为》的相当肤浅的分析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的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映。他甚至进一步说明：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基督教的异端邪说，那么它也是犹太人的正统观念——不是指世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方面，或革命性方面，而是指一种通过社会行动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勿庸赘言——这一点我在后面的其它问题中还会谈到——富克斯本人是一个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将犹太人的这种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美德，所以迫不急待地将这种自由主义看成是犹太人在学习、慈善事业、以及对这个世界中的欢乐的关注等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合理产物。他甚至从未认识到（更不用说讨论）这样一个关键问题：“通过社会行动而得到的社会正义”这一道德结局，是否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手段相一致。

这种解释可以排除了。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而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及对社会主义的依恋，最多不过是两个世纪以前的事情。这种政治态度的的确确只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而且主要是在那些脱离了犹太教的犹太人中间出现的。沃纳·松巴特在他的那部题为《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一次出版于1911年）的重要的、且有争议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更为有力的看法：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的观点。他的这种看法，比富克斯所论证的、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意味着一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的看法，要更为合理。松巴特写道：

在许多世纪当中，犹太人一直拥护着争取经济活动中的个人自由这一事业，而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对抗。个人不应该为任何限制所牵制……我认为：犹太教有着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指导思想……整个宗教体系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不过是耶和华与他所选择的人民之间的一种契约……上帝保证某些事情并赐予某些东西，而好人必须献给上帝某些东西作为回报。的确，在上帝与人之间没有哪种一致利益不能通过这种形式来加似表述——即人履行某些为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五篇所赞赏的职责，同时从上帝那里得到补偿。

松巴特继而讨论了《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中对富裕与贫穷的态度问题。

（在《旧约全书》及犹太教法典中）你会发现这样几个段落：在这些段落当中，贫穷被作为某种比富裕更为高尚、且更为崇高的事情而得到赞美。但是另一方面，你会碰到数百个这样的段落：在这些段落当中，富裕被称作对上帝的颂扬，而只有对财富的滥加使用或由此而来的危害才受到警告。

作为对照，松巴特提到了《新约全书》中的一个著名的段落：“让骆驼穿过针眼要比让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他评论说：

富裕在（新约全书》中受到的诅咒，与它们在《旧约全书》中得到的赞美一样多……基督教徒的宗教，妨碍了他们的经济活动……而犹太人从来面临过这样的障碍。

他总结到：

自由贸易与产业自由，与犹太人的法律相一致，从而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

应该说，不论是在经济历史学家（一般地）当中，还是在犹太知识分子（特别地）当中，松巴特的著作都是很不受欢迎的，毫无疑问，人们将某种带有反犹太主义气味的东西归到了它的身上。虽然许多批评似乎是合理的，但这本书的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足以使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得以成立的东西——尽管几十年之后，这种东西明确地存在于松巴特的行为与著作中。的的确确，如果说这本书流露出了某种倾向的话，那么我将它理解为亲犹太主义的倾向。我将犹太知识分子对这本书的强烈反应本身，看作是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证明。

与富克斯的论断及松巴特的论断相比，内森·格拉泽提出了一种更为公允的判断，对此我完全赞同。他写道：

从这些态度中很难看出与犹太人传统之间的直接联系……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因为犹太人的先知们早在2500年以前就曾对非正义进行了谴责，于是就说东欧的犹太人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种恶劣的过分简单化做法……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可能确实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而使犹太人倾向于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要想在当今犹太人的社会态度中找到犹太教的遗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种简单的说明是：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不过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普遍倾向，以及犹太人在知识分子中所占的不成比例的多数。例如，内森·格拉泽说道：

对“知识分子中的主要部分对左的东西的依恋”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说明．已经是人人皆知了。一旦摆脱了保守的、传统的思想的束缚，知识分子觉得更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即攻击政治、宗教、文化及社会方面事务的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这就是影响了知识分子，也影响了犹太人的某种东西。

然而，格拉泽对一些对犹太人与其它知识分子有着不同影响的因素的引证，极大地限制了这种解释。与富克斯的对反资本主义与犹太人的宗教及文化的简单认同相比，这种解释无疑地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西德的例子所说明的，非犹太知识分子能够占绝对优势地成为集体主义者。而且毫无疑问，格拉泽所提到的那些理性的力量，在影响非犹太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了犹太知识分子。然而，这种解释在两个方面似乎是非常不完善的。第一，我的印象是：与非犹太人相比，犹太知识分子变成集体主义者的百分比似乎要大得多。第二，（而且也是更为重要的），这种解释并没有对不是知识分子的广大的犹太人及非犹太人的不同态度予以说明。要想对这一差异作出解释，我们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种毫无疑问他具有某些合理性的简单说明，反映了对我们当中的所有人而言的一种自然倾向：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好事情看作是必然存在的，但却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咎于坏人或坏的制度。竞争性资本主义允许了犹太人在经济上与文化上的兴旺发达。这是因为它阻止了反犹太主义者将他们的社会准则强加于别人头上，并阻止了反犹太主义者以别人的牺牲为代价所进行的歧视犹太人的活动。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它同时也保护了反犹太主义者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反犹太主义，而只要他们这样做是以他们自己的牺牲为代价的。所以，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社会性的反犹太主义。作为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天然伴侣的思想意识方面的自由竞争，同时也可能带来兴趣与社会准则方面的变化。从而得以消除社会性的反犹太主义，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这种情况的发生。正如《新约全书》所指出的：“上帝的殿堂中有许多大厦。”毫无疑问，犹太人所作出的反应的一部分，是将残余的歧视归咎于“制度”。但是，这很难说明为什么应对这种歧视负责的那部分“制度”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19世纪英国的国教；为什么不是19世纪及20世纪德国的官僚政治；为什么不是20世纪美国的社会法规（而不是经济法规）呢？毕竟，犹太人的历史确定无疑地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反犹太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没有特殊的联系。所以，这种解释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现在我要来讨论两种在我看来更具有根本性的说明．第一种说明必须涉及的是欧洲19世纪的特殊情况。我把这一说明归功于沃纳·科恩在他那篇关于“美国犹太人的自由主义根源”的、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中所作的极为精辟的分析。科恩指出：

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欧洲的政治阵营沿着非宗教主义之争这条中心线而分裂为“左”、“右”两派。右派（保守派，保皇派，“教士派”）认为：在社会秩序中必须为教会留有一席之地；左派（民主派，自由派，激进派）认为：根本不应该存在任何（公共）教会……

将左派从右派中分离出来的这一中心线，也构成了犹太人政治介入范围的自然界线。正是左派，在其关于公民的、新的、世俗的思想下，完成了这一解放，而且也只有左派，才能够为犹太人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欧洲，没有哪一个保守党——从俄国的最构敌意的君主政体拥护者，……到英国的温和的托利党党员——能够将其本身与完全的犹太人的政治平等协调起来。这样一来，犹太人之所以拥护左派，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这次解放运动的坚定不够的支持者，而且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仅就左派的内部生活而言，这次解放运动从未发生，而且基督教保持了政治介入的先决条件。

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仅有的两个有着犹太血统的保守党主要领导人——英国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德国的弗里德里克·朱利叶斯·斯塔尔——都宣称信奉基督教（迪斯雷利的父亲皈依了宗教，斯塔尔在19岁时接受了洗礼）。

科恩进一步地对左派思想的两个组成部分作了区分：“合理的”或“理智的”，与“激进的”。他评论道：

激进的左派思想……是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唯一的政治思想运动，而在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能够成为非犹太人的智力兄弟……。至少就能够认识到”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间的差别这一意义上说，理智的左派思想还是一种基督教的思想，然而激进的左派思想——特别是末世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自命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在这种宗教信仰当中，神与世俗之间的任何分离都是不能容忍的……（理智的左派思想）为犹太人提供了一条通往更广阔的社会的、完全合乎情理的、完全表面化的道路；（激进的左派思想）为犹太人提供了真正的精神同一的尺度。

我赞同格拉泽对这些段落的看法：“我认为任何人都没能出这些段落的作者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科恩的论证进一步地说明了犹太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欧洲的犹太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几乎普遍的接受（特别是那些移居到巴勒斯坦的人们）；说明了19世纪中期移居到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的社会主义情绪，及本世纪之初东欧犹太人的声势更大的泛滥。

然而，单单就其本身而言，很难将科恩的观点作为对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全面的说明而加以接受。在美国，从一开始，教政分离就是为人们所接受的、符合宪法的学说。的确，最初的上层阶级是基督徒及新教徒，但对于整个人口来说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的的确确，清教徒成分的精华（如果存在的话）是亲犹太人的。正如松巴特在将他的关于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的论题，与马克斯·威伯的关于“新教徒的伦理道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的论题予以协调时所指出的那样，新教徒（特别是清教徒）回到《旧约全书》上来寻求他们的宗教启示，并将他们自己仿造成古代犹太人。松巴特断言：“清教徒的习俗与教义，完全是对犹太风俗（或仪式等）的遵奉。”科恩也十分注重这一现象，着重指出了殖民地时代清教徒对犹太人的容忍，而他们对其它宗教派别普遍地是毫不容忍的。

再来看着更为近期的美国情况，西奥多·罗斯福在犹太人当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愿意公开反对俄国的集体迫害。在20世纪20年代首先是艾尔·史密斯，后来是弗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带来了右派与左派向民主党党员的大规模转变之前，纽约那一结合紧密的社会主义团体之外的大部分犹太人，可能都是共和党党员，而不是民主党党员。左派的这种转变，预示着欧洲影响的消弱，而不是欧洲影响的证明。然而，尽管欧洲影响在日益减弱，但美国的犹太人社会（现在基本上是由第二代、第三代或更后来的美国人所组成），依然保持了它的左派特色。

最后这种说明自称是对科恩的阐述的补充，然而却与科恩的阐述南辕北辙。为了证明其正确性，反犹太主义不仅大肆宣扬犹太人在基督死难问题上的所谓的责任，而且还塑造了这样一种犹太人现象：嗜钱如命，是一群将商业利益置于人类社会准则之上的商人或放债者，是一群唯利是图、狡诈、自私、贪婪的商人或放债者，是一群杀价购买，并且坚持要得到他的那镑肉的商人或放债者。犹太人可以以如下两种方式来对待这一形象：一、接受这种描述，但是抛弃那种将这些特性当作应受谴责的品质来看待的价值观念；二、接受这种价值观念，但否定这种描述。如果犹太人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那么他们可以强调指出商人与放债者所带来的好处。他们也许可以回忆一下本瑟姆的评述：放债者的业务……不论在哪里，不论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受人欢迎的事情。那些决心要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人，是那些为了现在而牺牲将来的人的天然嫉妒目标。巳经把自己的蛋糕吃掉了的孩子们、是那些仍然留有蛋糕的孩子们的天然的敌人。在希望得到钱的时候，而且在真的得到钱之后的短时间里，借钱给他的人是朋友，是恩人；然而到了钱花完了的时候，到了该算帐的不幸时刻，突然发现恩人已经改变了性质，已经扮演了恶霸与压迫者的角色。收回自己的钱是压迫；而从别人那里拿走钱却不是压迫。

同样地，犹太人还可以说明：一个人的自私自利同时也是另一个人的自食其力；一个人的狡诈同时也是另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贪婪同时也是另一个人的节俭。

但是很难期望这样的对待方法会真的得到实现。我们中没有谁能够逃进我们所呼吸的理智空气，没有谁能够免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当犹太人离开了封闭的犹太人区及犹太村社，开始与世界的其它部分进行交往时，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并赞同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鄙视“单纯的”商业活动，并且用轻蔑的眼光来看待放债者。犹太人最终会这样对自己说：如果犹太人真的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么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

另一种可能的对待方式，是否定犹太人真的是象所描绘的那种形象，同时试图说服他们自己（顺便也说服那些反犹太主义者）：根本不是什么唯利是图的、自私的、冷酷的，犹太人实际上是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仁慈的、关心理想的（而不是关心物质产品的）。这样做，比对依赖货币价值和不受感性影响而作交易的市场进行攻击和赞美政治程序，并把按着善良的人们为了其同胞的利益而管理的国家奉为理想，能好到哪里去呢？

是我在以色列的经历，最先把我引到了关于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这种说明上来。在以色列逗留了几个月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想对关于以色列的价值观念问题的任何方面予以概括，最快的捷径就是先看一下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与犹太人相符合的真实情况如何，然后再反其道而行之。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城市居民，而几乎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在以色列，农业出商业享有更高的声望。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避开某一方面的兵役活动；以色列人高度重视军事，并且已经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军事力量。

上面这两种逆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需要的产物，但是请让我继续分析下去。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意第绪语或拉地诺语是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在以色列，这两种语言都受到蔑视，而希伯来语是国语。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重视智力活动，而却极端鄙视体育运动；在以色列，对体育运动的注重是空前的。

而至于下面这一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被称为优秀的厨师；在以色列，家庭、旅店、餐馆中的烹调通常是非常遭糕的。

难道不应该把这一记录解释为这样一种（毫无疑问完全是下意识的）企图：向全世界证明众所接受的犹太人形象是错误的吗？

我就是以这种万式来理解威尔逊与斑菲尔德所提出的如下论证的：犹太人（及“杨基佬”）倾向于接受一种出干公共利益的“社会服务观念”，并且以比其他大多数团体较大的比例来投票反对他们自己的、直接的个人利益。

我同样也是这样来理解富克斯将犹太人的“自由主义”追溯到犹太人的价值观念上来这一尝试，以反犹太评论家对松巴特的著作的这种消极反应。如果你们也象我一样，将竞争性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对个人自由，对科技及人文学科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对为一般人所提供的可能的最广泛的机会来说，看作最为有利的经济制度，那么，你将会把松巴特赋予犹太人的、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看作是一种崇高的赞誉。你也会象我一样，把他的著作看作是亲犹太人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在尽你的最大努力来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犹太人致力于无私的公益服务；商业及货币贷放是他们的不利环境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活动，而与他们的天然喜好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你将会把松巴特看作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的著作恰恰是要加重你们正与之战斗的那种形象。以这种腔调，《世界犹太人百科全书》在其关于松巴特的文章里会这样说：“他指控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着重点是我加上去的）。

我相信，最后这两种说明的互补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将对芸芸众生的服务置于对个人、及对个人亲密的家庭的关心之上——将政府工作置于私人业务之上——将政治活动置于商业活动之上——将对人类的博爱置于对个别人的爱之上——将社会责任置于个人责任之上。这样的价值结构从何而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为犹太人所极大地促进的（出于科恩所提到的那些原因）那种集体主义思潮。

现在暂时地来考虑一下某位热衷于本瑟姆功利主义的、19世纪英国的哲学激进分子——大卫·李嘉图，詹姆士·穆勒，甚至托马斯·马尔萨斯——对这种反犹太主义的形象的反应。他们中有谁会把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这一断言称之为指控吗？他们会把这一断言称作崇高的赞誉。他们会把对合理的利润计算的普遍重视，看作是为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所必需的东西。他们会把对个人（而不是对社会）的注重，看作是信仰自由的必然结果，等等。

结论

综上所述，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几种主要原因是：（1）19世纪欧洲的特殊环境，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将赞成市场的政党与国教结合起来，从而使犹太人站到了左派方面。（2）犹太人要向他们自己及全世界证明那种反犹太主义的形象之不正确性的、下意识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两种主要力量又为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遗风所加强，而且犹太人的观点的转变，也是在他们的历史与文化遗风的作用下具体地进行的。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遗风，使得他们对非正义的事情特别敏感，同时对慈善事业特别尽心。这两种力量同时也为那些使得知识分子事先倾向于左派的任何因素所加强。

不论这一解释对于作为我的出发点的那一似是而非的问题来说，是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犹太人的思想方式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与他们的自身利益相对立的。这一冲突几乎一直是潜在的，而不是真实的。在西方社会中，只要大规模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那么。促使犹太人改变其命运、提高其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经济动力，就绝不会为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说教所阻碍。他们可以在享受由反抗那种反犹太主义的形象而获得的愉悦的同时，从那种形象所描会的那些特征中得到好处。从一种更为微妙、别且更为复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处在那种富有的、只会高谈阔论而无实际行动的祉会主义者的位置上——在所有的种族与宗教背景中——通过一方面享受由他们的资本主义遗产所带来的愉悦与舒适，一方面又指责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空谈的社会主义者陶醉于伪善的美德之中。

随着政府规模的日益扩大，随着集体主义思想的日益深入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一冲突已经变得非常真实了。我已经着重指出了以色列的这一冲突，它导致了赋予市场力量更大的作用，而远远超过了早期领导者的思想意识所预期的程度。这一冲突最近在美国的出现，使我感触颇深。这一冲突是针对参议员麦戈文，以其倒运的总统候选人身份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而产生的。他的关于确定遗赠的最高限度的早期建议（后来撤消了），在某些原可期望为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或者已经是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的人们那里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了解到；他的措施——与他们所宣称的思想意识完全一致——将极大地妨碍社会的与经济的向上流动性，而他们很久以来一直是这种向上流动性的受益人。

也许，这一冲突的真实存在将会结束（至少缓和）作为我文章题目的那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将是具有侵蚀性的集体主义乌云中的一点小小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