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伐战争后期，新兴的国民党政权便断然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中左政治路线，转而采取对外依附西方列强，对内依靠中上层阶级的内政外交方针。应当承认，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２０年代国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线，一方面固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当时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线可以调动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热情，赢得广大阶层的拥护。应当说，这正是当时北伐迅速获胜的关键之一。至于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原因之一则在于：当北伐接近全国胜利之时，蒋氏集团需要争取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孤悬于北方，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１９２８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这当然是新兴的国民党政权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国胜利，国民党政权便愈是面临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而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内政的延伸。

在内政方面，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外围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２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推翻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４０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国民党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国民党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８０％，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中国革命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从而一举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中国革命初步完成了近代史课题，它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重建了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权，彻底摆脱了其外围国家的地位。其中，从五四到建国，反传统主义解除了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枷索，使其成长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动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传统主义在建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一、工业化与革命伦理

１、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为依托（劳力、原料和市场）而完成其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这一点从英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即可略见一斑。印度是英伦诸岛的１５倍。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例如在１９世纪上半期，英国依仗其宗主国地位，对出口到印度的机器纺织品仅收２.５％的税，而对印度输往英国的纺织品所征收的从价税则高达７５％；加之英国机器制品的成本低，印度手工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因此印度从英国进口商品剧增。从１８１８到１８３６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织品总值为３００多万英镑；而到１８５５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则增加了１倍，达６６０多万英镑；与此同时，印度向英国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５８年间，出口总额由８１２万英镑增加到２８５０万英镑，但输出货物几乎全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粮食。[2]因此，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印度原有制造业趋于崩溃：“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3]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和原料出口激增，印度出现了国民经济农业化的倒退现象，棉花、茶叶、咖啡等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经济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英国的工业化与印度的农业化几乎同期发生，二者相反相成，互为因果。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从广大外围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一方面维系着从资本积累到技术更新再到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根本排除了外围国家和地区走上工业化之路的一切可能。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之从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彻底摆脱出来，但这只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扫清了外部障碍。对于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资金与技术的匮乏和落后构成了约束其工业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在这方面，可以将中国与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做一比较。

日本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它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国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如第１章所述，由于资源匮乏和市场狭小，特别是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赤裸裸的直接军事征服和占领的方式，在欧美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4]因此，明治维新以后，与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的是，一条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在该路线之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呈现出扭曲的结构：一方面，重化工业和运输业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另一方面，生丝、棉纱和纺织品的生产主要用于出口赚汇，以便进口武器装备及其制造所需的钢铁和机器设备。以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为基础，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5]

与日本模式形成对比，中国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２、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将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5]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将收归国有，但并不禁止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则将扫除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6]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断然放弃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对党内刘少奇等高层人士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7]与此同时，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则不断被加快，过渡时期一再被缩短。这是为什么呢？

从快速实施现代化的立场看，如果允许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就势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受到成本－利润原则的根本限制，从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大为削弱。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统一规划和配置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核武器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危机甚至更为严峻了。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持续存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它的动因。由于现代军事技术主要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而现代工业体系则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8]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是应付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威胁。由于这种目标不是纯经济的，因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超越并扭曲常规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规律。[9]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合全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从而不可能在５０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换句话说，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３年经济恢复，到１９５３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正式启动。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１９５０年），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１９５０－５３年）的持续进行，对于苏联来说，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完成适度的工业化目标，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在远东地区牵制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工业化目标，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１５６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６９４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

在１９４９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５８.６％，工业仅为２５.１％，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工业比重就远远超过了农业，１９５７年二者的比重分别为３３.５％和４３.８％。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５.５％，上升到１９５７年的４５％，１９７８年的５６.９％。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８０％。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不仅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中国取得一系列国防技术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础，根本性地解决了民族生存这一近代史课题。

３、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共党并未因获得执政党地位和掌握国家机器而放弃原有的反传统主义立场。相反，从５０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到７０年代中叶评法批儒，反对传统上下尊卑的儒教思想体系的立场一再得到重申和强调。在毛泽东时代，正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对内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才能使广大劳动阶级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之后，不仅避免了重新沦为单纯的“统治的对象”的命运，而且像在革命战争时代一样，能够继续调动他们的潜力，参与大规模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于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和内外战争的破坏，中国的现代工业基本极为薄弱。１９５２年，中国现代大工业在社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只有２６.７％，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１９２８年，该比重已达到４５.２％，波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１９４９年已达到６５.５％，捷克斯洛伐克在１９４８年更高达７５％。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更面临严重的资金匮乏的困境。要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只能采取“自我剥削”的方式，依靠社会内部完成积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１９４９年，中国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为５５７亿元，１９５７年为１６０６亿元，到１９７８年达６８４６亿元，增长迅速。但是，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始终未超过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各种布匹的年人均消费量，１９５２年是１７.１２尺，１９５７年是２０.４７尺，１９７８年为２４.１１尺；在城镇居民住房方面，１９５２年人均居住面积４.５平方米，但由于人口增长等原因，１９７８年反降为４.２平方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与同期国民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增长相比，反差强烈。为实现工业革命，中国人民年复一年地付出着牺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牺牲主要出于一种全新的生活－工作伦理，这就是“艰苦奋斗”。为区别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创业时代的新教伦理，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工作伦理称为“革命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种革命伦理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正是以奴隶史观（阶级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颠覆了传统秩序的思想空间内，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尊与卑、贵与贱、高雅与通俗、心智与身体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中，普通劳动者身上所固有的特质受到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确曾扬眉吐气，空前绝后般地获得了他们的价值和尊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尽力奉献，而且在生活中也大多仅仅维持着和平年代里最基本的生存。在中国，由于快速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革命伦理便成为对这种资源匮乏状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甚至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资源之一。

二、反传统主义的新内涵

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之后，反传统主义便愈来愈呈现出新的内涵。由于反传统主义的实质是颠覆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的正统尊卑秩序，因此，它的矛头所向是不固定的，不可避免地随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具体地说，是随着“上智”或“精英”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自１９５２年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３亿农民分得约７亿亩土地之后，广大农村地区便已消灭了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和工业建设。以此为契机，中国２０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的演变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主要矛头开始从反封建主义方面转向其他方面。

从５０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对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场分别针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城市资产阶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全面展开。与此相呼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包括对知识阶层西化派代表胡适的政治学术思想全面清算和批判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改造，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派，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动。

中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彻底摆脱了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与此同时，也作为亚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遏制。应当从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５０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浪潮的发源地是西欧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社会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并通过对外扩张开辟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西欧工业革命正是以这些海外殖民地及其超额利润为前提而启动和完成的。然而，刚刚摆脱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国，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条件来看，它的工业革命，包括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工业化新路，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反对并超越西方资产阶级业已形成的各种传统，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原则－－所谓“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原则。因此，也可以说，就在中国大规模实施现代化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反相承地经历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过程。

２、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２０世纪中叶唯一可以效仿的范例就是苏联计划体制。苏联体制是一条快速实施赶超战略的有效途径。与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到运输业再到机器制造业不同，苏联体制恰好颠倒了这一过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对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由于苏联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即使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苏联以国家统合从资金、技术到思想舆论等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它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和政治高压导致的社会创伤。因此从５０年代后期，中国便开始摸索超越苏联计划体制的道路。如果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１９５７年）是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探索，那么５０年代后期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大跃进则分别是政治生活、学术文艺和经济建设领域的社会实验。

由于党内党外的因素，这些实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尝试并未止步，相反，这种探索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这就是５０年代末期开始的反修正主义思潮。

３、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必须由全体成员共享。这是前述社会主义的生活－工作伦理得以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前提。假如党群关系疏离，特别是出现少数人实际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逐渐被侵蚀和扭曲。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能与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形成辩证统一的话，计划体制也会逐渐压抑和取消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劳动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益衰萎，革命的生活－工作伦理日趋瓦解。于是小至一个企业大到整个社会必然缺乏活力，由此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社会经济趋于停滞。实际上，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面临困境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时出台的改革措施为重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往往采取将工作业绩与小团体及个人利益相捆绑的方式，长期的结果必然使主人翁意识及革命伦理彻底让位于利益驱动原则。公有制企业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工作伦理的支撑，效益将进一步恶化。改革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就可能以全面私有化，即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占有方式的彻底解体而告结束。

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正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可能发生异化的规律。而这一探索恰好是从反思苏联体制的经验教训为起点的。

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说：“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这里缺乏辩证法。”[11]

技术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它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政治则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因此毛泽东说：“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12]由于任何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与人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任何一种技术都隐含有相应的政治含义。如果有人不承认“技术即政治”的命题，那么，这并不表明存在着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技术，而只说明人们正在不自觉地被一种盲目的政治所左右。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准，国民经济的技术密度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技术因素必然忽视人的因素，特别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因素，从而可能导致党群关系的疏离。“专家路线”从来是“一长制”的共生现象。由此，也必然从第一个口号过渡到第二个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于是群众重新沦为群氓，社会主义便成了少数人的事业。

在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大跃进遭受不同程度挫折之后，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13]教科书第２３章讲到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毛泽东在相关文字旁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4]由于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劳动者管理国家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主权利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保证。

不仅如此，毛泽东甚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家奉为圭臬的计划体制提出深刻质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不对头”三个字，并指出：“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5]在阅读了另一段有关论述后，他又批评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16]

如前所述，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２０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毛泽东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４、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五四运动）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６０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２０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２０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２０年。

回顾历史，在１７５０－１８００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３０％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１９.７％，到１９００年为６.２％，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２.３％，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外围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１７６０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２００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外围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

注：

[1]１９２８年２月彭德怀在同黄公略讨论蒋氏集团与国内形势时指出：“他（指蒋）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阀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４－７５页。

[2]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１２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７２年，第二卷，第６５页。

[4]“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5]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经历了深刻转折。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在该战略因太平洋战争失败而放弃后，被迫转向一条深度依附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与日本相比较的是，自建国后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到７０年代末则转而与美日欧相协调，以出口导向经济被纳入国际社会。在欧洲，先有德国后有俄罗斯，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转变。这些现象的实质是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上升为世界霸主后，为防范欧（德、俄）亚（日、中）强国的崛起而采取打压措施，迫使其改变发展战略。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６７５页。

[6]同上，第６７８页。

[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１页。

[8]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９２页。

[9]这一目标和决心在新时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击：“５０年代初，搞国有化不是依据中国国情，主要是源于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尽管当时搞国有化有种种理由，但是从总体分析，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脱离和超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１５页）在作者看来，似乎存在着脱离国际环境（冷战结构和苏联的压力）的孤立的“中国国情”。

[10]杨坚白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11]《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１９５８年５月），第二次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晚年始终推崇列宁，而对斯大林则经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评。

[12]同上，第三次讲话。这里当然是说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１９９８年。

[14]同上，上卷，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15]同上，上卷，第４０２页。

[16]同上，上卷，第４６７页。

（本文是作者的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