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谁引发和加剧了“亚洲危机”？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很简单：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政界的代表。

一、美国政府对亚洲大力促进“金融自由化”

这里有必要简略提一下这场“亚洲危机”发生时的世界经济环境，即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首先是“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conomy）。这就是《商业周刊》那位主编的美国“新经济论”里所讲的第一条。它与“世界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 of World Economy）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迄今为止，两者的基本含义都是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化（只有到将来在全世界实现了社会主义，它们的含义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后者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更深，是前者发展的可能结果。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金融自由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而出现和发展的。关于它的曲折发展过程，我在其他有关拙文里已经说过，就不复述了。此处只是指出，当前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是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愿望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是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大力促成的。究其原因，正如嫡业周刊》那位主编在他的“新经济论”中所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以前”。说得明自一点，“市场经济全球化”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从事超额盘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和舞台。

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满意。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还要求在世界上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它与美国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利益紧密相连，也与“市场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金融自由化”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至少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在各国间本来是自由流动的。但从发生了30年代那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除允许本国人持有少量外币外，相继（美国从60年代开始）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包括限制购买外国股票、债券、向国外投资和外国在本国投资。7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这些限制逐步减弱或取消。但不少国家（包括日本）在金融领域仍然没了若干防线，如限制外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在本国经营全部或部分业务。这类限制，对拥有巨额虚拟资本、执意向外扩张、谋取暴利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当然是一种障碍。因此，当前推行“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意图和政策主张。

美国垄断资本、包括金融垄断资本在政界的代表，从里根政府起，就重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即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1985年，里根本人曾公开宣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对贸易、外国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所设置的壁垒”。布什政府继承了里根政府的政策。布什本人曾反复公开宣布，他的政策就是支持 “自由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两届共和党政府的主要进攻目标都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

以克林顿总统为首的民主党政府继承了前两届共和党政府的政策，而且变本加厉。

克林顿政府1993年1月上自执政之初，就提出了“对外政策三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美国的“经济安全”，其实际含义就是由美国经济、金融统治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如此，美国经济才是“安全”的，如果亚洲、欧洲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经济形成了挑战，美国的经济就不“安全’了。为此，克林顿政府建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任命华尔街著名的戈德是一萨克斯投资银行负责人罗伯特·鲁宾为委员会主席，其对外职能就是代表华尔街在全世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1995年，鲁宾改任财政部长，由原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为副部长，对外继续履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职能。从克林顿政府就任之日起，他们就把推行“金融自由化”的主要矛头继续指向亚洲。除继续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方进一步让步以外，他们随即把以亚洲为主的10个“新兴市场”（包括国家和地区）作为“打破壁垒”、推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首要进攻对象。克林顿政府为此召开内阁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他们把执行这个方案作为一场军事战役来打。政府商务部为此专门建立了“作战室”（War Room，“为自由市场而战”的作战“指挥中心”（The Command Center for Free Markets）就设在与白宫邻近的财政部大楼三层，即鲁宾和萨默斯的办公室。（《纽约时报》1999年2月16日文章：How U．S．Wooed Asia To Let Cash Flow In）

199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曾经在白宫隔壁的老行政楼召开过一次部际会议，讨论与智利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焦点是美国是否应为此强迫智利取消对短期资金流人的征税。会议进行中间，以鲁宾、萨默斯为首的财政部负责官员进场发言，斩钉截铁地说：智利对短期资金流人的控制“必须取消”。

1996年，克林顿政府曾以同意韩国加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条件，诱使韩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以鲁宾、萨默斯为首的财政部在这笔交易中起了重要作用。该部在1996年6月20日致克林顿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就韩国开放金融市场开列了具体项目，其中包括允许外国人购买韩国债券，并更加方便地购买韩国股票；允许韩国公司从国外借短期和长期贷款。韩国政府抱着忧虑的心情作出了重大让步，即除了保留对外国人购买韩国公司的限制以外，开放了短期资金市场，基本上满足了美方关于资金自由流动的要求。（同上）

1997年4月，鲁宾先生主持召开了一次7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此之前，美国常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即曾向美国政府财政部写过一份书面报告，建议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规定该组织在世界资本自由化方面起领导作用。财政部负责人曾就此事与克林顿政府的其他内阁成员交换过意见。其结果是，由鲁宾先生出面在这次7国财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项主张，并被会议接受。会议发表声明，提出“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并按照鲁宾的主张，把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将领导资本自由化作为该组织的任务一事写进了会议声明之中。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政策的工具”。在这次7国财长会议以前，它早就在敦促一些亚洲国家实行资金自由流动，并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后，尽管修改章程一事被搁置，但该组织在亚洲促进资金自由流动方面所下的功夫进一步加强了。（同上）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克林顿总统的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接替鲁宾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劳拉·泰森女士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因为“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要求进入这些市场。”（同上）

在里根、布什、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为主的西方金融资本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的规模逐步加大；在90年代达到了高峰。1996年，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资金为3万亿美元；1997—1998年，这种自由流动的资金达7．2万亿美元以上。1986年，国际间每天的外汇交易总量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部分占5％到10％。1998年，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各种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7．2万亿以上的美元资金，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部分只有 1％左右。就是说，其中的 99％左右是从事种种金融投机、赌博活动了，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毫无关系。仅就外汇交易而言，1998年，它一天的交易量即达1．5万亿美元，等于1986年的8倍，等于1998年4个月的国际贸易总且。1970年到1997年期间，以华尔街的金融垄断资本为主的西方国家金融资本在国外拥有的股票金额增加了197倍。1997年一年，仅各种金融衍生品在国际间的交易总金额即达360万亿美元，几乎成了天文数字。

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以华尔街为主的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短期资金像洪水一样涌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华尔街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套利基金等等金融机构一起出动，向这些国家进攻。它们在这里除炒作股票、债券、外汇以外．还从事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的投机、赌博活动。华尔街著名的商业银行，包括大通一曼哈顿银行、摩根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等等除向这些国家的工商金融企业提供贷款外，主要是在这些国家里大规模出售各种金融衍生品。即使是它们提供的贷款，也大都与金融衍生品相联系。这就是说，它们把美国的虚拟资本大量引进到了这些国家，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削弱了它们的抗病毒能力。

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就这样为摧毁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促进“亚洲危机”的爆发制造了条件。

1997年7月，带头走上第一线，通过反复倒买倒卖泰株和美元、攻破泰国金融防线的，是乔治·绍罗什经营的套利基金。但不仅是他一家。上述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也参与了这次进攻。

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由于这场危机主要是在美国套利基金的兴风作浪之下引发的，而这些套利基金又行动诡秘，因而使这场危机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这是这场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美国政府大力制造亚洲经济危机

美国政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下手，促使亚洲的金融危机发展为经济危机的。

第一，敦促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亚洲撤出资金。

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呈现蔓延之势。当时有两条渠道紧急催促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东南亚、东北亚撤出资金。一条是官方渠道。克林顿政府曾在白宫地下室里的“形势室”（The Situation Room）多次开会，讨论东南亚、东北亚地区的金融、经济形势和美国的对策，并通过鲁宾财长私下给华尔街各大银行的负责人打电话，“敦促他们重新安排他们的贷款”，意思是要他们从东南亚、东北亚撤回资金。这些银行照他的意思办了。另一条渠道是投资银行界，带头出面的是华尔街著名的摩根一斯坦利公司的“战略家” 巴顿·比格斯。1997年10月，比格斯到东南亚转了一趟，从事现场观察。10月27日，在与华尔街各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他建议这些金融机构把它们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持有的金融资产全部卖掉，并把它们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削减1／3。

就这样，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亚洲的大规模撤资开始了。

根据美国政府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所存的档案记载，1997年12月，摩根一斯坦利公司带头抛售了它在亚洲的大量金融衍生品。像摩根一斯坦利公司一样，华尔街的商业银行、其他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套利基金等等，以及包括西欧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各种金融机构，以空前的规模从亚洲撤资。顷刻之间，数以千亿计美元的短期资金即从亚洲撤出。

如此有计划、大规模的突然撤资，使人们猝不及防，致使一系列东南亚、东北亚国家跌入陷阱，一起落网，使它们的金融危机迅速转化为经济危机。

这是这场危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事情还不仅如此。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原来在国外收购的股票、债券、外汇和它们出售的种种金融衍生品，集中点虽然是在亚洲，然而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条件之下，在电子互联网络把世界各国连接在一起的条件之下，这些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的足迹实际上已经伸展到了世界上其他广大地区。现在华尔街大规模从亚洲撤资，其影响也就不仅限于亚洲，而是迅速波及世界上许多地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场瘟疫发生以来之所以迅速，反复传染到世界其他地区，以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战战兢兢，凤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这场危机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事救援的名义下提出苛刻条件，迫使这些国家屈服，使东南亚、东北亚地区的经济进一步陷入危机。

泰国发生经济危机，是美国政府采取的这种趁火打劫政策的一个典型。

早在1996年3月，华尔街的一家套利基金即向泰铢打响了第一枪。它预期泰铢对美元的比价将下降，因而抛售了价值约4亿美元的泰铢。1997年上半年，以绍罗什为主的美国一些套利基金向泰铢发动的进攻愈演愈烈，对泰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混乱。1997年5月，泰国中央银行行长给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写了一封秘密信件，说对泰铢的进攻“可能不仅对泰国、而且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造成深远的恶果”，“并危害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要求美联储对美国套利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予以管理。应当说，这位泰国中央银行行长是有远见的。如果美联储采纳了他的建议，这场发源于泰国的世界性金融、经济风暴就有可能避免。但格林斯潘先生对来函不屑一顾，只是由他的一名助手给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写了回信，说一些大型金融公司可能搅乱像泰国这样的一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但此类事件最好是留给市场去处理。（199年2月15日《纽约时报》）就是说，美国最高金融当局放手让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去搅乱泰国的金融市场，对泰国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

1997年泰国危机爆发后，泰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一份援泰书面计划送到了美国政府财政部。财长鲁宾和副财长萨默斯在该计划书上签署，开列了援泰的几个条件，主要是：要泰国削减财政支出，提高利率，整顿银行系统。这明明是一剂毒药，它不是要挽救泰国经济，而是要置泰国经济于死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附加这些条件，美国政府就拒绝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泰计划提供资金。泰国接着向日本要求援助。日本经过一阵考虑，还是拒绝了泰国的要求，其重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坚持援助必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坚持必须加上那几条苛刻条件。这时的泰国已羊落虎口，逃不脱了。在美国政府财政部的坚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迫使泰国接受了实行紧缩政策的条件，包括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和提高利率。其结果是给泰国经济造成了灾难。（1999年2月17日《纽约时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美国政府财政部坚持的主张，向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提供的救援，都附加了上述条件。此外，还要求它们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

1997年 11月中旬，韩国危机爆发。它立即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贷款援助。该基金组织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要韩国接受上述条件。韩国政府受到国内工会的压力，拒绝接受这些条件。11月下旬，克林顿总统召集政府高级官员在白宫开了5个小时的会，讨论韩国经济形势和美国对策。会后，克林顿给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打电话，说韩国除了按规定条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外，别无选择。（《纽约时报》1999年2月 17日文章：of World Markets，None an island）12月9日，韩国政府改而直接要求美国和日本提供援助，当天即遭到美国政府的断然拒绝。最后，韩国无路法可走，只好屈服。

除马来西亚以外，一系列亚洲国家的防线就是这样表面上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被美国政府逐一攻破的。

1997年12月，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持下，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谈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出席。主要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许多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谈判桌上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从1999年起进一步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胜利。

1998年10月，克林顿政府与联邦国会曾就美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提供资金达成了一项协议。它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执行几个条件。其中主要是：1．在向财政开支有赤字的国家发放救援贷款时，必须收取高于市场利率的利息，受援国必须在两年到两年半期间还本付息；2．受援国必须取消贸易壁垒，对外进一步开放市场；3．受援国处理企业破产问题，必须公平对待所有贷方。此外，对韩国还增加了一条，即该国接受的救援贷款不能用于补贴国内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公司。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所谓“救援”。

事情还不仅如此。

1997年6月，在美国丹佛市举行了一次7国集团政府首脑会议。日本首相桥本在会上提议讨论当时泰国的金融局势。克林顿对此议不予理睬，桥本建议未能列人议事日程。

1997年9月，日本政府建议由日本出一半，其他亚洲国家出另一半，共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成立“亚洲货币基金”，以援助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些亚洲国家。日本此议不需要花美国一分钱，但鲁宾财长面对此议却怒气冲天。鲁宾和萨默斯随后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把日本的这项建议扼杀了。

实际上，日、美双方各自有自己的打算。日本是企图国内损失国外补。由于它的国内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危机之中，它试图打着发放援助贷款的旗号向其他亚洲国家推销自己的产品，乘机进一步占领亚洲市场。美国则认为亚洲应当由美国统治，因而坚决阻止日本在亚洲进一步占领金融、经济阵地。

此外，随着这场瘟疫的蔓延，在美国国内和国外，主张对金融衍生品交易实行监管的呼声日高。1999年3月19日，格林斯潘发表公开演说，断然拒绝了这种主张。由此可见，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经济危机，都是美国政府为了达到统治亚洲的目的，利用亚洲国家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弱点而一手造成的。也由此可见，马来西亚政府坚决拒绝在美国操纵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贷款，是正确的。

事情还有另一面。

亚洲金融、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严重程度加深，工商金融企业大批破产，为美国垄断资本、首先是金融垄断资本廉价收购东南亚、东北亚的工商金融企业提供了历史上罕见的良机。1998年以来，它们以日本为重点，在东南亚、东北亚从事了大规模的收购。目前这种廉价收购正呈进一步发展之势。这是地地道道的弱肉强食。

可见，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是在趁火打劫是蓄意推进亚洲的再殖民地化，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举着“自由市场”和“金融自由化”的旗帜，在亚洲实行“自由掠夺”、“自由屠杀”，必然引发、而且正在引发亚洲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仇恨。即使是《纽约时报》也公开承认这一点。（1999年2月18日《纽约时报》）我们且不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抗美国的言论。即使是在日本，一些政界人士也在破口大骂“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在这场“亚洲危机”期间，由于美国政府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数度出面赴亚洲活动，即使是一位德国分析家也把萨默斯比做“当今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运动的种子已经在亚洲（还有俄罗斯）的土地上深深埋下。

还有必要提及以下几点：

第一，中、美两国在就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举行的多年谈判中，美方一直坚持其苛刻条件，包括要我国进一步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还附加政治条件；

第二，在这场“亚洲危机”开始形成之时，美国最高金融当局公开主持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对刚刚建立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融市场反复发起冲击，给香港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

第三，美国政府和金融垄断资本在其向亚洲发起的攻势中，对我国台湾省手下留情，而且台湾当局在这场风暴刮起之时除采取防范措施以外，还曾企图配合美国的攻势（特别是对香港）；

第四，1998年以来，在美国发起的这场攻势下，我国内地经济受到了不利影响，美国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对此欢欣雀跃，乘机大肆宣传我国的经济即将崩溃，极力破坏中国在世界上的信誉。

战后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政策是在经济上封锁社会主义中国。现在，它是企图从内部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从外部在金融、经济上冲击社会主义中国。

由此可见，美国在亚洲发起的这场金融、经济攻势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

（三）美国经济会长期是一个“繁荣的绿洲”吗？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有人宣称，在世界经济的一片危机声中，美国经济却屹立不动，是一个“繁荣的绿洲”。

情况是不是这样？答曰：表面看来，暂时是这样，但不会长久。连格林斯潘也明确承认这一点。

格林斯潘今年1月20日在美国联邦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词中，说了美国经济在1998年的增长，同时也再一次提到美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危险”，存在着“脆弱环节”。

如前所述，就连《商业周刊》主编在他的“新经济论”中也一口气讲了5个“并不意味着”，其中就包括“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再出现衰退，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美国经济目前的表面繁荣不会持续多久。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亚洲危机”对美国经济具有两重性，即既具有有利的一面，也具有不利的一面，而且不利的方面有可能进一步增大。

其有利的一面，本文前面已基本上说到了。不过，这些有利条件同时也包含着对美国经济不利的因素。

其不利的一面主要是，1．1999年1月以来，美国出口贸易进一步恶化，对外贸易逆差继续上升。8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物质生产的增长以及上一次经济危机期间物质生产下降幅度受到抑制，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商品出口的增长。最近几年来，美国的物质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靠出口增长在维持。现在，这个经济增长点已经不复存在，至少是在短期内难以恢复。2．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在亚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经营业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伤害。3．由于亚洲国家陷于经济危机，大批企业破产，美国银行界尽管撤走了短期资金，但它们发放的长期贷款一时难以收回，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了坏帐。有的美国银行已经关掉了设在一些亚洲国家的经营机构。华尔街的一些大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在内，还有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利坚银行，都在“亚洲危机”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由于“亚洲危机”发生的传染作用，目前包括亚洲本身（主要是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东欧与中亚（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独联体若干其他成员国）、中东（包括海湾产油国）、南北非（包括非洲最大的国家南非）、拉美（包括经济总量占拉美40％的巴西）、大洋洲（主要是新西兰）、约占世界经济总量40％的国家仍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由于受到危机的打击很重，一些国家的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亚洲危机”也冲击了西欧经济。无论是欧盟15国还是欧元 11国，1999年的经济增长都将减速。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经济都出现了危机迹象；德国199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已经出现负增长。美国无论是在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总量方面，在西欧都占很大比重。一旦西欧经济出了事，对美国的冲击力将非同小可。

“亚洲危机”对美国的不利影响，就是《商业周刊》主编在他的“新经济论”中也是承认的。

这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蓄意制造“亚洲危机”，实际上是在刀尖上跳舞。

第二．我在拙作《三说美国》里说过，美国资产阶级当权派在国内实行的实际上是债务经济政策，而且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衰落阶段，它就越是依靠债务经济度日。

首先是联邦政府负债。这里只说它的狭义负债，即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采取寅吃卯粮政策、由政府财政部不断发行国债券而造成的债务，既不说它的广义债务，也不说美国各州及其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在美国，州政府不算地方政府）的债务。

就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盛阶段而言，这种负债的增幅较小，即从1945年（财政年度，下同）的2601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3658亿美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这种负债由1970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4．6153万亿美元。最近几年，美国联邦政府所负的这种债务仍直线上升。1997年，它增加到5．4131万亿美元；1998年，它进一步增加到5．5261万亿美元；截至1999年3月23日止（这个财政年度要到1999年9月底才结束），它已增加到5．645万亿美元。政府负债总额迅猛增长，它为债务支出的利息也随之而水涨船高。现在，它每年为此的支出已经由1980年的748亿美元上升到33亿美元左右。

这里有必要指出，克林顿政府宣布，1998年财政年度的联邦财政开支已经平衡，并有结余。这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这个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开支在计算上之所以平衡，并有结余，是因为克林顿政府把社会保障基金的990亿左右美元的盈余计算在政府财政收人的项目之内了。而美国全体在业职工所交纳的社会保障税，与美国居民缴纳的所得税和工商金融企业所缴纳的盈利税，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由政府使用，不需要归还给纳税人，而社会保障税是要在职工退休以后陆续归还给这些职工及其家属的，所以它不能与政府的财政收入混为一谈。也正是因此，社会保障税款与其他几种保险税（如医疗保险、联邦政府雇员退休保险，等等，而以社会保障税为主），在联邦财政预算里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信托基金”（Tust Funds）。至少是从70年代以来，这笔“信托基金”收支相抵，一直是有盈余的。过去美国政府把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归咎于此项基金开支过大，是不对的。现在，美国政府又把此项基金的盈余计算在政府收人总额之内，得出结论说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同样是不对的。如果扣除这99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基金盈余，则克林顿政府1998年财政年度的政府财政收支既不平衡，更无结余。注明1998年11月8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已经载文指出了这一点。

其次，是居民负债（美国资产阶级称之为“消费者债务”。这种说法不科学。因为美国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也为了防止“生产过剩”，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衰落阶段以后，采取包括大量发行信用卡（到90年代初期，美国各种金融机构和巨型工商企业发行的信用卡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人口总数）、大量发行住房抵押贷款等方式，极力促使居民超前消费。80年代，美国人除了把美国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和提供的全部服务都吃光用光之外，还额外消费了1万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即为突出的一例。再如1998年全年，美国的居民平均储蓄率（即纳税后收人减去支出以后的余额），只有0．5％，而这一年的9、10两个月，则分别为负0．l％和负0．2％，第四季度合计为零；1999年1月为零，2月为负0．2％，创1959年以来储蓄率的最差纪录。这是突出的另一例。就是说，这半年期间，他们毫无积蓄，除了把纳税后收人全部吃光用光以外，还借债消费。这当然是就人均而言的。实际上，所谓超前消费或借债消费，全是体力、脑力劳动者。资产阶级不可能把他们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全部吃光用光，相反，他们要千方百计使自己的资本不断增值。体力、脑力劳动者的超前消费，正是资产阶级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增值而极力促成的。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居民负债额大幅度增加。

美国每户家庭的平均负债金额，1950年为1632美元；1960年为4800美元；1996年达到49248美元。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到1999年3月24日止，美国人均负债21449美元。目前美国总人口为27186万。按此数计算，现在美国居民负债总额已达5．8311万亿美元左右，即超过了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如按四口之家计算（这是美国官方的计算标准），在这一天，美国每户家庭平均负债已增加到85996美元。

联邦政府负债加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11．4762万亿美元左右。

此外，70年代以来，美国工商企业所负的债务总额，也是急剧上升的。我在拙作《三说美国》里已经讲过这一点。

债务经济的规模如此庞大，一旦遇风吹草动，居民和工商企业还不起债，这种债务经济的破产就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垮下来。这盘残局到那时就难以收拾了。

这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二。

第三，关于美国股票市场的膨胀。

1999年1月以来，道·琼斯30种巨型工商企业股票价格的加权平均指数继续上升。到今年4月14日，这个指数以104if点收盘，显著超过了它在1998年7月17日达到的历史最高纪录。也就是说，从1998年9月1日起，到1999年4月14日止，这个指数一共上升了2872点。如果加上华尔街其他股票指数的上升，如果再把它们折成货币，在这7个多月期间，仅华尔街股票市场增加的金融资产即达3万亿美元以上。

这种股票市场的膨胀，基本上就是虚拟经济膨胀总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且不说美国整个虚拟经济的膨胀，仅就股票市场的膨胀而言，由于它是在全国公司利润总额下降的条件下实现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泡沫经济。它迟早是要破灭的。就连《商业周刊》那位主编在他的“新经济论”里也不否认这一点。

美国不是有《证券法》吗？美国不是成立了证券与交易委员会，负责管理股票和债券市场吗？

是的。鉴于1929年股市崩溃引发了30年代那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教训，美国联邦国会在 1933年就通过了《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1934年，它又通过了《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罗斯福政府根据这两道法律的有关规定，成立了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负责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应当说，战后以来，主要是在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盛阶段，这两道法律及其他几道有关法律和这个委员会对包括股票在内的证券市场的比较平稳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然而在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它既未能防止1973—1974年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道·琼斯平均指数从1973年1月的1051．70点降到1974年10月初的584．56点，全国持股人因此约损失了6000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导致了70年代中期的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未能防止 1987年 10月“黑色星期一”事件的发生（当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从 2246点降到1738点，降幅达22．61％。如果按当年8月25日的道·琼斯指数2722点计算，那么，到10月19日，这个指数就接近降了1000点，全国持股人因此约损失了1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引发了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一场严重经济危机）。既然70年代、80年代是如此，在华尔街股票市场空前膨胀的今天，有什么根据断言它这几道法律和这个委员会有能力防止它的再次崩溃呢？道·琼斯指数在1998年7月20日到8月31日期间猛降1787点，整个华尔街杯弓蛇影，人心惶惶，难道不是股市泡沫将要破灭的先兆吗？

至于“套利基金”一类专门从事金融赌博的工具．它们中的一些家从1998年秋季以来已经亏损得很惨了。

那些主要从事大规模赌博活动的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随着华尔街股市泡沫的破灭，它们也会垮的。

这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三。

第四，现在还有一个欧元挑战的问题。

欧元从启动到稳定，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渐趋稳定几乎是肯定的，它向美元发起挑战几乎也是肯定的。首先，欧洲国家会把它们手中持有的部分美元外汇换成欧元。在欧元稳定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可能把美元外汇、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换成欧元。欧元在国际贸易中部分取代美元的作用，也几乎是肯定的。

这就是说，美国迄今为止享有的向国外发行美元的特权，至少是将部分地被欧元所削弱。这无论是对美国的国内经济还是对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主地位，都将是一种打击。

这是美国经济可能要面临的另一种危险。

我在前面为什么说美国的经济是“表面繁荣”呢？

主要依据就是上述这几条。

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1998年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曾尖锐地指出，美国经济的所谓奇迹“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我以为，他的看法有事实根据。

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繁荣”一旦垮了，治理的难度就很大了。

我在拙作《三说美国》里说过，美国政府财政部和联储在平时运用财政（财政开主、税收）和金融（货币供应、利率）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还能起些作用。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由于它是直接由泡沫经济破灭引发的，加以庞大的债务经济的纠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危机的这两只手就不灵了。美国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发生的那场经济危机期间，情况就是如此。日本从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一直处于经济停滞和危机状态，情况也是如此（增加财政支出，削减税收，降低利率，都使用过了，甚至是反复使用过了，利率几乎已降到零，无可再降了，但所有这些反危机手段都失灵了，很难奏效）。

最后，说几句简短结语。

第一，目前世界经济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果美国的经济再垮了，那就有可能给世界带来一场大灾难。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经济学界人士近年来不断发出有关本世纪30年代那种大灾难可能再次降临于人世间的警告。这一类言论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它也有可能不会发生，但不能不未雨绸缪。

第二，对美国的一些合理的、有益的东西要借鉴，要吸收，当然是批判地借鉴、吸收，而且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但是要看到美国经济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本质，不要盲目崇拜美国，更不要全盘照搬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主义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这就是本文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