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是妓女数目的大量增加。18世纪末，伦敦的妓女有50000人，而巴黎有30000人。[9]而随着非法情爱的扩散，为了情爱自身目的而出现了一种新的妇女阶层。这类妇女由于社会的需要而迅速地受人尊敬的妇女阶层中占领了一席之地。通过这些妇女，已经成为一种自由艺术的爱情得以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十分浅薄的形式中脱颖而出，而操纵对爱情的顶礼膜拜仪式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爱情女神”自己的手中。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这种爱情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种情爱世俗化的社会后果就是各种高级妓女成为了这种爱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认为高级妓女作为一种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华的宫廷或上流社会之中，对人们的情爱、审美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摆脱了封建主义戒律观念的享乐主义爱情观。当爱情和性行为的这种世俗化的进程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时，便使得奢侈之风四处流行，凡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活动都大受欢迎。桑巴特认为，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根结底来自性冲动，所有的快感与性爱的快感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有在人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因此，桑巴特断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0]

桑巴特的观点当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而灭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万，难道在这些追求享乐的民族中真的隐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桑巴特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观点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假如韦伯阐明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而桑巴特则强调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资本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即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财富的动机。而由于强调这种动机在发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是集中于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而是集中于弗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因为他也十分容易寻找有利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

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什么地区，资本的贪婪攫取和禁欲主义的这两种冲动力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狂热的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织组合构成了现代理性的观念。而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在狂热的扩张过程中能对奢侈浪费的风气严加控制。[11]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全面和适中的，但就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上，他是支持韦伯的。实际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性行为的世俗化和新兴阶级追求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大规模的产业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生产资料的部门，而出现在奢侈品的贸易行业中，特别是花边、丝绸、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业中，以及随着烹调习惯的变化而出现的制糖业中。因此奢侈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系统，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宫廷里，还是在家庭积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和巴洛克艺术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别来确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终于彻底胜利”联系到一起，因为本质上具有女人气的洛可可艺术支配着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都去迎合和颂扬凯旋的女性，由此可见妇女在世俗化消费过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观点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尽管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颇之处，但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无情地撕下了韦伯塑造的资产阶级勤奋而又节俭的“天使”似的面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当然，韦伯使用的是一种严谨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则对经验证据表现出一种风流骑士的态度，并且过分相信文学资料，对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采取一种过于笼统的研究方式，但他毕竟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并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客观的通俗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桑巴特的许多观点，如天生性行为的社会意义，虽然有所夸张并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命题中去，但却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这种能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讲，桑巴特特别强调消费，尤其是大众娱乐性消费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韦伯理论的缺陷：因为一个纯粹生产而又克制消费的社会，其产品究竟卖给谁？当然，桑巴特的理论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世界上众多奢侈成风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韦伯与桑巴特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韦伯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文化，即它的企业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这个同一钱币的两面，因此两者都有它在发展中的应有位置。因为无论什么企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收益递减趋势，只有不断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才能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新教伦理的作用了，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企业是需要利润的，但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利益驱动，那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具有一种不断创新的活力。显然，新教伦理对形成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韦伯的着眼点正是在这里。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消费文化，这不仅在于商品需要销售的市场，而且在于每个人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他作为一名员工受到企业文化制约时，他同样也在消费市场上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能反对这种消费文化，而且在通过各种广告的形式随时强化着这种文化的导向。桑巴特关注的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人们在市场上选择什么何种产品，消费何种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变化的本质，就是强调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换言之，人的个性与爱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对于资产者却是一种难于驾驭的怪兽：因为严谨的组织纪律与不受约束的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而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市场上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坚持不同的原则。于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了。

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而贝尔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力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已经丧失。因此，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4]

虽然几位大师的观点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但总的来讲，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没有将发展的动力及其道德约束机制放到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也就难以突破完全以价值和人的主观行为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框架。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在市场背景中进行考察，则会有新的发现。

市场的含义是指所有那些想通过贸易来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人其购买与销售的活动，一个市场包括想出售的供应者与想购买的消费者。[15]如果市场能够正常地运作，它就能使买卖双方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国家政府减少那些无谓的干预，即是说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碍。按照乐观主义者的看法，“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16]这种自由主义式的看法尽管有若干缺陷，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能否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的关键问题。

问题是，人类社会对这种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商业与竞争活动从来就有很多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故意设置的障碍以保证其统治的安全，因为这种市场的运作很容易使统治者失去其对民众的控制；其二则是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根本无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其三则是没有健全的法治，使市场无法按照某种规则运行。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清教徒的宗教冲动力或是经济冲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它们都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要求利润的驱动与个人的进取精神相结合，但要它发挥作用，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疆界内才有可能。由传统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无形的条件制约着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当西欧萌动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潮流时，只有英国具备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力能够合理发展的条件。

首先，自诺曼入侵以后，英国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王权，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能够逐步形成。而历届英王为了自己管理的需要，扩大了国王诉讼的范围，使得英国原有的各种司法体系能够相互融合，并产生了在原有的各种习惯法基础上的普通法。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英国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种国家的司法管理与各种习俗相互制约，寻求合理解决冲突的传统。而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英国较为合理的司法制度为保障生产者的权利，刺激其产生积极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与当时的其他大陆国家相比较，中世纪的英国由于这种独特的司法体系减少或避免了封建领主和封建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任意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的原始积累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其次，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它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在政治上保证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较快地发展。自大宪章开始，英国的政坛上就出现了诸侯与国王的较量，在冲突中，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诸侯最终获胜，获胜的是一套合理的政治体系与相应的制度，专制王权受到了制约但同时又能行使一个民族国家的职能。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特点的著作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在一个政权相对稳定，能够独立行使主权的民族国家内，经济与贸易开始繁荣起来，英国随之开始了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利益的斗争。随着几次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英国确立了其海上殖民强国的地位并开始了殖民扩张。一些得到英国女王特许状的公司在殖民扩张中起了重大作用，如东印度公司在成立后15年间其贸易站就发展到了20多个。这些公司在进行罪恶的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现代公司与企业制度的框架，为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城市作为商业放繁荣的重要标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处于航海与贸易交通要道的伦敦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一些现代雏形的金融体系开始在这个城市建立，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经济的运转。

可以说在近代初期，英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与桑巴特的理论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种能够合理谋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论层面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现实的市场需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去约束，才能使其有效地运转。因此，英国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硬件环境，对市场经济运行显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实践也表明，具备硬件环境虽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激发人们潜在的经济活力。桑巴特的的学说分析了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追求财富的动力，而韦伯的理论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欲望只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进行表达。这种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制约机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件，于是，在众多受新教影响的地区，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法治，议会，银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精神软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历史同样也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非欺诈经济。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对人们观念和素质的革命，需要有一种相应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变化，也就在这一点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样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也对这种信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为双方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市场的制约如果不是与道德的制约更为重要，那麽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与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约。但无论清教精神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的情况来培育、建立与运转。而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这双重的发展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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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特·马赛厄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Peter Mathias“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伦敦1986年，第1－8页。

[2] 罗克斯伯勒《低度发展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伦敦1979年版，第2－3页。

[3]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4]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页。

[5] 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Harold Perkin“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版，第3－4页。

[6] 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第142页。

[7] 津留宏与泉宇佐《结婚心理学》上海1986年版，第57页。

[8]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 “Luxury and 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45－47页。

[9]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 “Luxury and 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50－51页。

[10]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71页。

[1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61－90页。

[1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页。

[15] 塞缪尔·玻里斯与里查德·爱德华斯《理解资本主义》Samuel Bowles & Richard Edwards,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纽约1985年版，第42页。

[16] 夏尔·季德与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