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播[上]

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典型的“归化习见”式翻译。用不太严谨的风格进行翻译和写作，很容易破坏英文版中相对谦虚和精确的内容。通过这种容易消化的文章，不难说服那些对经济学的措辞性质不够敏感的读者，使“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意识形态得以传播。

另一个有趣的翻译见诸《信报》的主笔林行止，他也是在香港坚信自由市场的通俗经济文章的重要作家。Kenneth J.Arrow的《社会的选择及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的首段为：

In a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re are essentially two methods by which social choices can be made:Voting,typically used to make“politocal”decisions,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ypically used to make“economic”decisions.

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人们)进行社会选择时基本上会采用两种主要方式：投票是用来作出“政治”决策的典型方法；市场机制则是用来作出“经济”决策的典型方式。(本文作者的翻译)

林氏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则把它译成：

资本主义民主政制有二种方法能作出社会选择——政治事务可通过投票达成，经济问题则非由市场机制完成不可。

把这样一个非论断性的说明变成一个肯定的判断，不外是再一次支持印证“自由市场”的主导意识形态。

下面我们再看看他们写作其他中文文章所运用的措辞策略。广义来说，这些文章也是对西方经济意识形态的一种翻译。

张五常和雷鼎鸣(尤其是后者)的文章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是使用了不少在中文书写中极受欢迎的文类——武侠小说的措辞。(他们的措辞也引用中国传统智慧。例如，雷氏和他的同僚在报纸上的专栏“烹鲜集”这个栏目的名称，就取自老子《道德经》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含义是若经常把鱼翻来覆去是不好的方法，隐喻政府应该不要干预自由经济。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市场自我调整。但因此类措辞用得不多，本文只集中讨论他们的“武侠小说”措辞。)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文章中，他们使用了像“武功”、“招数”、“内功”、“武林秘笈”等术语。当谈起他们推崇的学者时，就把他们尊为“大宗师”、“世外高人”或“高手”等。以下是一些最为明显的例子：“在经济学家中，理论根基强、研究工作做得好的，往往比只懂追求应用的专家更能掌握实际问题的核心，提出更有见地的意见。这有如一些武侠小说所言，只内功根基深厚，打通任督二脉后，再学招式，便有如探囊取物，信手拈来而绝无难处。”(雷鼎鸣)“……据说学一门武功，除了招式要正确外，还要懂得阐明该门武功精要的口诀，否则只会落得形似神不似，遇到高手，必败无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确很能道出‘理性预期’的核心思想……我对这包含经济学深远意义的‘口诀’无时或忘。几年后，我与‘理性预期’的大宗师卢卡斯(Robert E.Lucas,Jr.)谈及这口诀，他亦欣然同意。”(张五常)他们借用这些比喻，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在中国武侠小说世界中神驰想象，从阅读中得到快感，并把武侠小说中的内容和人物，移接到非小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语境中去。

通过使用武侠小说中的术语，作者把自己当作了武侠世界中的“世外高人”或“高手”，是才智超卓、不食人间烟火的游侠豪杰。用那种略带不屑和随便的口吻援引武侠小说的术语，尝试把与他们不同的意见化解于无形。

他们的这些文章可以归类为软性容易阅读的散文，是消闲的读物，但其作用却在传递严肃的信息或“科学的事实”。相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这种轻松的散文风格隐然鼓励读者毋须深入思考，因为文章在处理课题时并不严肃，却强调阅读的娱乐性。藉着把小说和“事实”合二为一，用大受欢迎的武侠小说的措辞进行书写，作者成功地给读者塑造一个经济学的小说世界，企图说服读者接受自由放任经济的好处。

另一种常用的措辞策略是构造权威。他们用武侠小说中对武林高手的描绘和辈份的编排等方式，尝试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经济学界的权威。例如，当指出某鼓吹“自由市场”的理论是由某经济学家提出时，他们就称该经济学家为“世外高人”或“武林高手”。此外，他们又对那些他们认同的经济学家进行所谓的论资排辈。例如，巴罗(Robert Barro)就被尊为“顶尖的经济学家”，“位列第五”，理由是他的作品被引用的频率特别多；沙琴德(Thomas Sargent)和华莱斯(Neil Wallace)被他们称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巨星级的经济学家”，沙琴德更被封为“天下第八”；而科斯的文章则“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不用说，所有这些“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被介绍成是鼓吹“自由市场”和赞成“私有财产”的理论家。

甚至是不甚出名的经济学家也被引介为重要的权威，只要他们是来自著名的学校或学术机构。例如，雷氏就曾经这样介绍来自罗切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客座教授古里(Tom Cooley)：“……但结论自古里这类高手口中道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可信性亦较高。”张五常更指出，他的一位已故的老师Warren Scoville的任何“历史结论都不应该怀疑”。

他们为自己建立权威发言位置也同样驾轻就熟。雷氏这样评价自己：“我多年前在《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有篇文章，证明了在某些条件下，贪污会增加行政的速度……(据一位在芝大经济系拿博士的朋友告诉我，这篇文章曾列入他们的教程中，我半信半疑之际，亦觉受宠若惊。)”同样，张氏也援引其在国际上的名人朋友来为自己的文章增加重要性。他写道：“1963年3月，科斯对我寄以厚望，说我将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诺斯认为，能将经济学理论全面革新的，就只有张五常一人”。读完这些文字之后，读者或许会受到影响，在没有看正文之前便会对文章的结论作出正面的判断。

经济学的学科规训和香港的地缘政治脉络

学科的实践和结构越来越被认为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面向。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学科知识是论述生产中的一种规训系统，学科知识是被认可的，基本上只接受学科内的社群的自我规训，透过各种规训制度和践行，包括专业/学术协会、学刊、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学术基金和日常化的教学步骤(考试、评分和书写)，学科被建构成一种封闭和自我支撑的权力网络。

在这种学科规训制度下受训的学生，很难对经济学科的常识有批判的意识。为经济学科建制所包围的他们，在潜移默化下会变得像“经济学家”一样所思所为。(Frank et al.的研究指出，学习经济学会使人变得自私)经济学的学生和其他学科的学生一样，很少会质疑他们所修读学科的理论假设。正如Strassmann指出，“像问题练习这类不鼓励质疑其理论基础的教学方法，正是用来训练经济学者的。总是看似非常中立，它们教导学生学习和接受一种特定的解释方法……引导学生去了解经济学家所达成的共识，看作为有价值和不可挑战的主旨内容。”事实上，经济学学生很快明白到质疑文章的前提是不足取的。他们被教导无须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任何辩解，只须用它们来从事研究工作就可以了。经济学科的“看门人”，就是经济学的措辞、分析模式、概念和分析技巧，还包括它给自己设定的讨论议题和问题，并由此而产生的练习和考试。为了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经济学者唯有紧紧跟随该学科的各种规范，这些通过内部评审过程来保证的规范，同时是制造经济学者学术权威的一种层压权力关系和利益交换的社会过程(根据一项研究，许多被拒的经济学文章并非基于“纯学术水准问题”，而是基于社会和政治考虑)。当然，修读经济学的学生当中，未尝没有寻找经济的真实图象的动机，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都是枯燥无味的数学模式和形式化理论，故此当有些经济学家尝试通过使用非学术的措辞来使他们的文章挂上一副生动的面孔时，这些学生可能会受其吸引。张氏和雷氏的文章之所以流行，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用卡拉马(Arjo Klamer)的话来说，这些经济学的民粹主义者透过诉诸运用常识，减轻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者的不安。以散文来介绍和翻译经济学，给读者以欢娱的阅读经验，再加上那种刻意经营的学术权威论述，恐怕是西方自由经济神话在香港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一种最经常为他们引用的常识，是把经济活动简化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完全漠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西方”之中，处处存在着计划经济的成分(包括跨国企业的计划和政府的计划)，同时也包含了名种各类的集体所有制(如上市公司和合作社等)；而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也混合了不少的市场交换和私有产权的元素。更严重的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他们往往挪用了冷战以来英美殖民主义筑建起来的常识：“自由市场”比“计划经济”好，代替了严肃的历史分析。.

雷鼎鸣写道：“世界历史早已证明，搞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但研究世界历史的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等学者都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充满了计划——由大企业与政府合谋为获得和保持垄断地位的计划。张五常也曾教育他的儿女，在计划经济中生活的人不可能富有，只会“饥寒交迫”。然而正是这种诉诸常识的教育，为下一代重复再生产未经严格论证的习见。计划经济下的人民真的只有“饥寒交迫”吗?让我也引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的权威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做的中、印经济发展比较，便指出中国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印度更能保障大部分人民的基本温饱，而印度最为“计划经济”的喀拉拉邦(Kerala)的民众的生活水平指标(包括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等)，也比绝大部分非“计划经济”的其他州邦要好。

事实上，雷氏和张氏的许多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结论，都缺乏系统的历史研究支持，特别是关于“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研究。相反，他们经常只是以各种（借用武侠小说的）比喻和隐喻等措辞技艺，或诉诸权威和常识，以说服读者接受他们的结论。例如在“证明”“自由市场”比“计划经济”优越时，雷氏这样写道：

……究竟自由市场的生命力强大还是中央计划的强大?可以设想，假使要摧毁一个由多个分散的、相对独立的公司所组成的市场经济，可以怎样做?我们会发现每一间公司都不见得怎样强大，不难破坏，但就算把它毁灭后，其他公司仍然生存，另一间新公司很快又会出现，抢夺已消失公司所留下的市场空间。自由市场看似全身都有破绽，但这些破绽都不是致命的，所以都不算是破绽。中央计划经济又怎样?中央政府能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集中力量追求某特定的目标，表面上看来可以无坚不摧，这便是一些人口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计划经济是不是无懈可击?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谈论独孤九剑时说，凡有招式便必定有破绽，问题是怎样找到这破绽。中央计划的确有破绽，而且是特别脆弱，一击即死的罩门。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企业都要听命于中央，失去自我思考及独立生存的能力，一旦中央的计划中出错，便全国瘫痪。

这种论证，完全没有对现实的市场和中央计划的历史作出具体的研究分析。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公司的衰败和建立难道与政府的政策(或计划)无关?在具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国的企业”真的都完全听命于中央?不正视和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上引段落所依赖的，只是一种诉诸常识和不鼓励读者严肃思考的措辞技巧，以及缺乏世界历史知识和批评思维的读者的阅读习惯。

这些措辞技巧和阅读习惯之所以能够制造及维持关于“自由市场”的常识，与香港的特殊地缘政治脉络有关。

由于地处“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香港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处境很容易传播对共产主义(中国)的负面看法。因此这对于作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西方自由经济神话的移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香港人长期习惯了冷战的思维模式，中国和共产主义被描述成世界上的邪恶势力，西方和资本主义则是人间乐土。这种观点又因为香港邻近“贫穷”的中国(经济方面)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国的“贫穷”，相对于香港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这种简单的“事实”，被经济学家作为措辞上的“证据”，用来建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负面形象，并且得到许多由中国移居到香港的人的支持。

毫无疑问，张氏和雷氏在文章中都利用“中国”为代罪羔羊，(另一个穷国印度也成为代罪羔羊。印度被说成是一个“腐败国家”，因为经济被国家和大商家所垄断。)以宣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意识形态。当谈论香港不应设立中央公积金时，雷氏写道：“中央公积金由政府管理，算是国营企业，其竞争机制薄弱是明显不过的。根据中国及东欧的经验，长期看来，国营比不上私营，已是有目共睹。”然而对中国及东欧的国营企业的具体经验的分析，却付诸阙如。

这种“代罪羔羊策略”，只能对那些不熟悉中国的复杂历史情境的读者才起作用。不幸的是，在殖民教育影响下的香港读者所缺乏的，正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系统认识。

注：本文参考书目有张五常的《卖柑者言》、《中国的前途》、雷鼎鸣的《用经济学做眼睛》等，恕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