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道路

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那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到底是什么。

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过去并未进行过专门讨论，因此向无明确的结论［注解：按照最主要的看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是在三者中，前两者通常又被视为萌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雇佣关系的发展则被视为萌芽的核心。因此如果说工业发展动力是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前提和动力就纠缠不清了。但是如果说是生产力，则工业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又与史学界关于明清社会性质的普遍共识相矛盾，因为依照这种共识，明清时期依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近年来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人口压力加剧及其表现形式－－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不过，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出现下降，因此这种人口压力说是无法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的［注解：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9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因此，贸易既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条件，同时又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优势为基础。但是斯密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因此他并未预见到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注解：参阅前引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10－12页。］。由这种“斯密动力”所导致的经济成长也被称为“斯密型成长”（theSmithian Growth）。费维凯（AlbertFeuerwerker）从理论上对这种“斯密型成长”的特点做了

总结。在这种成长中，经济总产量、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注解：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Could Answer，刊于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5，No。4。与此相对的是“广泛性成长”（extensive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Growth a la Kuznetz或theKunznetsianGrowth），前者是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则是19世纪以来的近代工业化。］。由于没有技术突破，所以这种成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换言之，市场的容量就是这种成长的极限［注解：斯密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尔萨斯都相信经济成长受到更广泛的限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人口成长速率，因此维持生存的费用与工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密认为高工资增加了儿童生存率；而儿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又使工资下降。在富裕的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已经竭尽，所以利润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李嘉图的基本分析构架也一样，他预计自然资源会耗尽。马尔萨斯则对人口增殖超过其资源基础所能支持的数量的前景深感恐惧。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4－25页。］。也正是因为没有技术突破，所以斯密动力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

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属于这种“斯密型成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动力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二是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这两点在明清江南表现十分明显。在前一方面，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注解：参阅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中国农史》1996年1期）、《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3期）。］。在后一方面，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通过这种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国内市场内，而江南恰好正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这个市场不仅容量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注解：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Market，1500－1850，paper presented to the Eighth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Congress，Victoria，Canada，June 27,1999。］。

按照安古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注解：Angus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年，25、40页。贡德·弗朗克（Andrew GunderFrank）也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见Andre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LosAngeles，Oxford），1998年，108－117页）。］。虽然这些估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也证实了一点：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从此意义上来说，江南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注解：参阅滨下武志与川胜平太编《交易圈日本工业化，1500－1900》，株式会社，1991年，22－49页。〖ZK）〗］。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注解：前引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Market，1500－1850。］。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经济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

然而，这种由市场扩大推动的经济发展，并不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出现。琼斯（E。L。Jones）说欧洲人夺取了新大陆，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注解：E。L。Jones，The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cs and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Asia，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1年，84页。］。而英国又夺得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北美，这笔横财使得英国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但是英国突破斯密型成长的内在限制，并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且靠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注解：见前引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England，115页。］。在此意义上说，由于缺乏煤铁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注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7、9章。］。

（三）江南出现近代工业化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就必定不会走向近代工业化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很小。

因为制约江南扩大再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能源与材料的紧缺，因此如果能够大规模而且有保障地输入廉价煤铁，那么也并非没有可能走向近代工业化。从清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来看，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缓解其能源与材料匮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与江南有水路可通的地区而言，清代中期山东的淄博煤矿所产煤炭中已有一部分远销到南方［注解：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卷，三联书店，1957年，156－157页。］。特别要指出的是，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不仅贮藏量大，易于开采，而且位于海边，产品可通过较为廉价的海运到江南。河北开滦煤矿早在明代就已开始开采［注解：全汉NFDF4：《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收于全氏《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香港），1972年。］，后来虽未有发展，但光绪初年以新法开采后，“所出煤斤极为精美，……价值又廉”［注解：张焘：《津门杂记》（收于《小方壶舆地丛钞》9帙），卷中“开平矿务局”条。］，大量运到上海供应江南制造局。辽宁本溪在乾隆时代已建成煤窑23座，所出生煤“价廉用省”，因此“运贩附近各处”［注解：引自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486页。］。近代江南所用的煤主要即来自以上地方。此外，东北的冶铁业，早在清初就已有一定规模［注解：田中宏己：《清朝兴隆满洲矿工业－－红夷NFDF5制作中心》，《史苑》34卷1号。］。而到乾隆时代，东北又开始使用焦烟煤来炼铁［注解：丁格兰（F。M。Tegenren）：《中国铁矿志》，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印行，217页。］。这意味着冶铁业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东北的鞍山、抚顺两大煤、铁矿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铁工业发展地。这里的煤、铁19世纪末已开始用新法开采，在20世纪前半期成为东亚最大的煤、铁生产地。除了华北和东北沿海，长江中游也具有煤铁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汉口在乾隆时就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铁器制造中心之一。到了洋务运动时代，汉阳凭借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矿藏，于1884年建成东亚第一个近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注解：到1910年，汉阳铁厂年产生铁近15万吨，钢材5万吨，钢轨及附件2.8万吨，相当于当年中国钢铁进口量的4／5。参阅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教学与研究》1987年3期。］。这些煤、铁矿藏的开发前景颇为光明，预示着江南通过水运大量输入煤、铁并非不现实。因此，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建立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重工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注解：这种情况在英国就出现过。英国虽然盛产煤铁，但在18世纪末之前，由于尚未掌握炼焦技术，炼铁木炭又供不应求，所产之铁不敷所需；同时，炼铁技术落后，不能生产品质较高的条铁；因此英国不得不在少量出口生铁的同时，大量从瑞典和俄国进口条铁。因此芒图说：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金属加工业之所以保有生气，是“多亏输入瑞典或俄国的铁”（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223页）。波梁斯基更认为：“如果没有18世纪〔俄国〕乌拉尔的铁，英国工业革命本身就不可能发生。”（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380页）又，英国的煤矿多在北部与中部，而经济中心却在东南部，长久以来一直不得不大量海运煤南下，故有“海煤”之称。对于英国经济中心地区－－英格兰东南部来说，其经济近代化所需的煤是输入的。因此从外部输入煤铁以补充本国生产之不足，在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中就曾起过重要作用，从而也对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说，扩大再生产需要重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在一个发达的地区分工体系内，并非每一个地区都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重工业。在中国地区分工的体系内，随着东北、华北的进一步开发和南北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加强，江南确有可能获得扩大社会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从而实现由“发达的有机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转变。不过，由于这个前景只能在中国主要地区的共同发展中实现，因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这种可能的前景即使能变成现实，也将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三　资本主义萌牙理论与英国模式

在以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坚信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并且最终将要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这个立论基础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认前提的。

然而，首先，以往所认为的西欧道路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却并未经过验证。因此以之作为研究的默认前提，其实只是盲目套用英国模式。从方法论上来说，这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是想要证明西欧道路在中国土地上的重现，而不是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可是，要是不去发现中国自身的特点，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核心的历史发展观，是建立在一种对英国模式的过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英国模式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英国经验，而过去对英国经验的认识颇有偏差。在这些偏差中，最严重的是认为英国经验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深入，这种历史必然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和挑战。如果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对英国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那么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定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当然就更没有说服力了。

再次，作为一种经济成长理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从近年来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可以看到，英国模式所代表的近代经济成长方式，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理论所揭示的原理相符［注解：例如迪安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是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和工业结构变革的共同结果，而诺斯则强调工业革命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虽然也谈生产力，但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这导致了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相矛盾的结论：尽管明清中国生产力发展未出现突破（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停滞或下降），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依然能够出现和发展，而且将必定会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此可见，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这种“唯生产关系”的看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有问题的。

最后，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典型的例子如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宣称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现代（与近代同义）；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则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点。但是在他笔下，那种将西方之外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这些地区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现代性的结果》一书中，他明确宣称：“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说的“现代”（即近代）的历史，是人们所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而世界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过程［注解：以上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63－264页。］。如果说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必定走英国的道路，那么不是正好符合福山和吉登斯所说的那种必然性吗？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却日渐衰落，乃至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为了挽救这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来重新讨论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问题。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进行这种研究却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的做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对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指出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概念体系上，仍然“完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不肯“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注解：前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327、330－332页。］。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那么这项曾经风光无限的研究，也将无法摆脱僵化，在新世纪史学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冷落，逐渐为人忘记。这样的前景，将会令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感到无限怅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