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山东人从清初就开始“闯关东”，近现代时期更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闯关东”浪潮。这些浪潮虽然都与山东同年份严重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反映了山东人乡土观念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前，乡土观念中的土地情结和宗族观念非常严重。近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山东，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市场规律的整合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地缘与血缘关系的范围，农民的乡土观念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摘 要 题】现代社会史研究

【关 键 词】山东/“闯关东”/乡土观念/变化

【正 文】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山东从清代起就有了“闯关东”一词，它是人们对移民东北这一现象的俗称。移民关东之所以被称为“闯”，第一是因为它在清初是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第二是因为去关东的人要面临远离家乡、艰难谋生的诸多挑战。“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1836.4万人。[1] (P51)在乡土观念非常强烈的山东，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着复杂的社会、自然原因，当然与乡土观念也有着微妙的关系。它是乡土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同时，这一移民大潮又使变化中的乡土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关于山东人“闯关东”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论述，而从文化史的角度去加以阐释的还不多见。① 本文试从文化观念变迁入手，揭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明时朱元璋曾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2] (卷193)清代初期，清军入关，南至兖州，东至安丘，山东大部分地区备受蹂躏。至顺治十八年(1661)，“东省百万荒田”，“三十年来鞠为茂草，无人认垦，任其污莱。”[3] 1661年，山东的人均耕地面积为42.1亩；1685年，43.8亩，1724年，43.5亩。[4] (p7)从以上史实证明，清初以前的山东，耕地相对较多。

进入19世纪后，山东的土地占有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近百年的和平环境，人口大幅增加，山东人口从1724年的227.8万人增加到1830年的3087.4万人。[5] (p9)但土地数量却无明显变化，从1724年(雍正二年)至1822年(道光二年)的近百年间，山东的土地面积历次统计都在984000至994000顷之间浮动。这样，人均土地数从1724年的43.5亩，便下降到1830年的3.2亩。[4] (p7)当然，人口平均土地数并不等于每人土地实际占有数。山东各地遍布各种类型的地主，拥有的田产相当多，土地集中的程度居于全国的前列。普通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便可想而知了。

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即使在天灾人祸严重时被迫流亡，大多数人还是要千方百计返回故乡。人们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着恐惧感和鄙视感，所以对新开辟的异族地区几乎不会有自发自愿的移民。除非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国家用强制手段发配，二是土地过于集中或自然灾害迫使农民成为流民。山东最初的东北移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据路遇先生研究，清代山东移民东北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清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反清斗争连绵不断，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一为补充边陲兵员，一为垦荒生产。山东与东北毗邻，亦为清统治者之后方，故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东北。此种遣犯，史称“流人”。二是17世纪以后，山东等地的农村人口大幅增加，为摆脱当地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状况，贫苦农民背乡离井，远赴东北寻求土地，觅食谋生。此种移民史称“流民”。[1] (p4)流民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清朝初年，为充实东北，清政府曾于1653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移民实边。但为维持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机，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开始封禁，控制移民东北的人数。山东等地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进行了长期的反封禁斗争，他们不顾清朝的禁令，从古北口、喜峰口或泛海进入东北。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5] (p106)。由海路闯关东的，大多为胶东一带的受灾农民。1812年(嘉庆十七年)5月和宁等奏称：“奉天海口自开冻以来，山东民人携眷乘船来岸者甚多，咸称因本处年成荒歉，赴奉谋生。”[6] (卷256)咸丰年间，由于镇压关内农民起义的需要，大批旗兵入关，加之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不断骚扰，清政府再次“移民实边”，从1860年开始渐次宣布开禁放垦，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清代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大约为700万至800万。民国时期，山东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且规模未减。此时曾有过两次大的闯关东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26～1930年间，1927年、1929年这两年年均移民人数均在80万以上，顶峰年为1928年，移民竟达100万以上；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9～1943年间，顶峰年在1941年，移民人数又达百万以上。这些浪潮都与山东同年份严重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观察家Walter Young在《满洲：中国人民的新居地》中记述他1927年的旅行观感时，就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最富有乡土观念，因为供奉祖宗的香烟，原是他们最虔诚的心愿，而得能葬身故乡，更是他们最热切的希望。……这一年一百万的侨民(侨民只是流民的代名词，别无他意，引者)，载在旧式木栅的车箱中，穿越山海关的要塞，北驱向满洲去……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的确，有许多迫切的理由可以发现：本来在太平的时候，山东已算是生存竞争极利(厉)害的地方，加以近年的灾荒饥馑，遂使民不聊生了。”[7] (p79)

二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加之封建生产方式长期存在，土地在人们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不能任意搬动，因而农民必须定居，几乎世代相传，居住同一间房屋，同一个村落，以便照顾土地生产。农业种植的空间稳定性与相应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的地域保守性，使得人们对土地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甚至深化为一种感激和崇拜，这就是深深的乡土观念。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政策又加剧了乡土观念。两汉时期，统治阶级便实行“重农抑商”和“地著”政策，此后历朝统治者，尤其是隋唐以来的统治者，都害怕产生大量的流民，进而引发动乱，因此极为重视土地兼并问题。均田不仅是农民起义所要求的，也是许多地主阶级改革家所注意的，目的是让农民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些政策必然加剧乡土观念。

乡土观念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保守力量。有感情的乡土观念，包含着爱与亲、怀念与依恋。对于当地人来说，她可以成为战胜任何困难、建设家乡的勇气与信心；而对于流浪异国他乡，漂泊于异地天涯的人们来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之间的深厚情感可以使他们结成生活的联盟，共闯天下。但由于对土地的过分留恋，祖祖孙孙依附于土地，又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惰性：不愿意做空间的移动，不愿意探险，不愿意扩大行为半径，不愿意扩大自己的视野，不愿意万里为家，甚至在百年之后，不论离乡多远必定想尽办法，把遗骸运回乡土安葬，这样才能得以瞑目九泉。

乡土观念最终又演化成以家庭为细胞、宗法为体系的群体本位观。社会结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小家最终构成了国家。

乡土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情结。农业是传统的最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而小农生产方式又将农民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耕与织是最为基本的经济活动，都与土地紧密相连。在人们的观念中，土地是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是应该加以崇拜的，土地崇拜油然而生。自从盘古开天，他的四肢五体变成四极五岳、身躯的各个部分变成了大地，到女娲抟土为人，无不阐释着这样一个道理：土是联系神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中介，神化为土，土又转化为人。因此，神、人、土同源同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土地神被称作“社”，五谷神称作“稷”，人们往往将二神一块祭祀，称祭“社稷”。由于传统社会中，土地和丰收关系着人们的生存，也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因而，土地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国家的根本。所以，“社稷”又成为国家的引申指称。

对社稷神的崇拜程度可以反映出土地情结的状况。山东近现代对社稷神的祭祀仍然相当活跃，大多数社稷坛到民国后期仍然存在。(见下表)

民国时期山东16州县社稷坛兴废情况一览表* 州县 始建年代 重修年代 废圮年代 尚存年代 资料来源

阳信 明洪武年间 1936年 阳信县志

青城 清雍正年间 1935年 青城县志

潍县 明洪武年间 明万历年间 1941年 潍县志稿

重修泰

泰安 民国建立后 安县志

续修博

博山 1935年 山县志

宁海 明洪武年间 明弘治年间 1936年前 牟平县志

莱阳 明洪武年间 明正统年间 1929年前 莱阳县志

续修广

乐安 明洪武年间 明万历年间 1936年前 饶县志

寿光 明初 1935年前 寿光县志

茌平 清康熙年间 1935年 茌平县志

临清 明洪武年间 1934年 临清县志

定陶 明嘉庆年间 1916年 定陶县志

曲阜 民国以来 曲阜县志

德州 明永乐年间 1935年 德县志

朝城 1910年 朝城县续志

掖县 1935年前 四续掖县志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基本上可以代表山东不同地区的16个县中，民国时期社稷坛尚存的有9个县，占总数的56％，废弃的有7个县，占总数的44％，而始建年代与重修年代为明代的则占绝大多数。这说明山东人对社稷神的崇拜有逐渐走向衰落的倾向，但崇拜依然较为严重。

山东乡村有专门祭祀社稷的节日——“社日”。时间分别在立春和秋后的第五个戊日，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社日”这一天，乡邻们在土地庙集会，准备酒肉祭神，然后宴饮。据《金乡县志》记载：“金邑旧有里社坛三十三。明制，乡村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土谷之神，祈祷雨旸。每岁一户，轮当会首，春秋二社，约聚祭祀。祭用一羊、一豕、果酒、香烛，祭毕会饮。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勿恃强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入会。奸盗诈伪，一切为非之人，并不许入会。’读毕乃序饮。”[8] (卷5)在有些地方，“二月二日，各村祀社神，放诸色花(有放铁花者)，食炒豆(俗盖以春社而误者也)”[9] (p106)。在民间乡村人们还祭祀“土地”，称土地爷。由于土地神并无社稷神的引伸义，近现代土地祠(庙)的数量和状况呈逐渐下降趋势，从山东各县志中可以看到，1935年前后重修的记载已非常有限，尚存的已无祭祀活动，废圮的亦不少。

乡土观念又与宗族观念紧密相连。远古村落本是乡村社区的一种地缘组合，但是“汉文化独特的格局和传统，自有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其中关键之一，是氏族制解体不充分，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古史(乃至于近代史)中一直纠缠不休……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宗族却延续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10] (p37)。自古以来山东人都以族姓为单位，居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念。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宗族以父系血亲为基础，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基于宗族观念和习俗心理的需要，家族修建祠堂也日趋兴盛，各姓祠堂星罗棋布遍于各县四乡。如济宁县就有潘氏宗祠、孙氏家祠、李氏宗祠(有3处)、王氏宗祠、孙氏宗祠、刘氏宗祠、冯氏宗祠、袁氏宗祠、徐氏宗祠、吕氏宗祠、张氏宗祠、黄氏宗祠等。[11] (卷4，故实略·风土篇)

乡土观念导致了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圈子中，在这个圈子中，有固定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固定的关系。与此相适应，人们安土重迁、社会交往与流动异常缓慢。“民无游惰，务农桑而轻贸易。士绝奔竞，尚文学而重婚姻”[12] (p9)，这是传统乡土观念下的山东农村最生动的写照。

三

尽管人们的乡土观念依然浓重，但山东人还是开始离开家乡去“关东”闯荡。山东人之所以要闯关东，除了本地区的条件恶化外，是与传统乡土观念自身的弱化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山东，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产品逐步商品化，农民因此被迫卷入市场经济之中。在市场规律的整合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血缘与地缘关系的范围，农民的乡土观念发生了变化。

首先，农民的土地情结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又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地位下降，人们不再固守于土地之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人们不断调整自己以趋高利。如19世纪80年代，山东省的“纺工每天只能赚得工资制钱二十文，他们若编制草帽辫，工资便可加倍，甚或更多”[13] (p208)，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已大不如从前了；第二是山东农民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破产，为免遭饿毙的悲惨命运，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土地，另谋他图；第三，人们的土地观念发生了变化，土地崇拜开始减弱。从前面对“民国时期山东16州县社稷坛兴废情况一览表”的分析中，已经表明山东人对社稷神的崇拜有逐渐走向衰落的倾向，这种衰落即反映出对土地崇拜的减弱。

其次，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动摇。宗族观念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由于清朝的覆灭，儒家文化的地位大为削弱，宗族观念赖以生存的基础逐渐丧失。家长制、男尊女卑都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闯关东的人开始出现“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14] (卷3，民社志13)的现象，将同姓、同宗完全抛在了脑后。

当然，“闯关东”是乡土观念变化的产物，但它又是乡土观念的反向折射，在“闯关东”的大潮中乡土观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出于对老乡的信任，闯关东的地点大多来自关东山东老乡的指点，乡土观念成为山东人开拓生产生活新领域的有力保障。山东与东三省有着广泛而密切的社会联系。由于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这些山东移民散居于东三省各个地区，从事着各种职业。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老乡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或通讯，或探家，或寄款。山东广大破产农民正是从老移民那里取得了各种信息而去投亲靠友，落脚扎根的。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这样口述道：“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因为当时去东北需要有保人，无亲无故是不行的，再加上我父亲后来成了领班的，有点影响，所以都去找他”；[1] (p76)博兴县于树林曾这样口述：我“闯关东时二十六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1] (p79)临朐县城关镇邱家庄井文光口述道：“我是1938年去东北的”，“是父亲、母亲带我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去的。我伯父一家五口人，1925年就去东北奉天(沈阳)，以种青菜为业，生活还能维持。1938年他得知我们家里生活困难，便寄来路费，让我们去找他”，到了东北“找到伯父，同他住在一起，父亲当青菜贩子，沿街串巷卖菜”，后来由于老家灾害严重，“祖母、叔叔、婶子也不得不去东北。这样我们全家十几口人都去了东北。后来我一个姨也投奔我们去了”。[1] (p98)

第二，山东人到了关外，仍然聚居在一起，互相照顾，相濡以沫，乡土观念为山东移民战胜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东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民族同构共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东人的到来，带来了汉族文化。汉族文化与当地关东文化产生了冲突与融合。据调查记载，“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1] (p82)这就是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山东人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的文化，采取了聚居的方式，他们将新建村庄或街道取名“山东”或老家村庄的名字，新的乡土观念建立起来。博兴县郭宏华口述：“我今年四十二岁。1937年，日本鬼子招工，我父亲单身去东北。家中还撇下我母亲、两个姐姐，后来瘟疫流行，大姐病死，1939年父亲从东北回来。1940年家乡又逢大旱，父亲带母亲和我二姐又去东北吉林省北部的一个县，在那儿和山东的同乡合伙种地”，“当时同我家住在一起的只有七户人家，叫‘山东村’”，“‘山东村’全是山东人，靠种地为生”；[1] (p82～83)蓬莱县刘家沟镇安香于家村李玉璞曾这样说：“据调查，1937年本村约有一百八十户，五百八十人；1949年约有二百户，六百八十人而外流过的人口就有一百八十户，四百五十人之多，可说是家家有人闯关东。如按现在本村二百九十三户，八百八十人推算，以前外流未归，加上他们的后代，可能要比现在村里的人还要多。这就是说，蓬莱县有个‘安香于家村’，迁到东北的还有一个‘安香于家村’。”[1] (p132～133)山东移民互帮互助，“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便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这是一种新的乡土观念，注重地缘性关系、纯朴的乡情是其最大特点。博兴县的肖连全回忆说：“1941年，父、母带我们兄弟三人闯了东北”，“在那儿与山东老乡一起租种土地，以维持生活。刚到时，住在一些同乡家里，一家轮住几天”。[1] (p82)郭宏华回忆说：到东北后“老乡们都很热情，这家请饭吃，那家请饭吃。到现在那儿还有个习俗，后去的人逢年过节，都得向创业者送肉送礼，不收也不行”。[1] (p83)

第三，故土难离，思念家乡，每当闯关东高潮年份结束后，都会迎来移民回返的高峰。移民回返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人都有思乡之情，不愿抛尸外乡。二是不服东北水土、风俗习惯，如严寒、吃高粱米等。三是在外举目无亲，日子也不好混，外地人在东北找职业、找对象、成家立业都有许多困难。四是有些人一出去就不是打算久住的。为了躲避某种风头或出去挣几个钱，一旦达到了目的就回来了。”[1] (p92)四点原因中，第一点或许最为重要，它是乡土观念的反映。许多回返迁移者都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不能把尸骨抛在异乡，这种心理深深地根植于山东人的思想意识中。有的移民年老了，儿孙在东北，自己还要返回故土过晚年。据统计，民国期间移民东北的1836.4万山东人中，有1044.5万人回返，[1] (p51)占移民总数的56.88％。落叶归根是安土重迁传统乡土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表现，它是乡土观念弱化后的变种。与过去死守祖宗土地而不愿离开半步相比，落叶归根无疑具有了较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山东人的乡土观念在近代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大促进了“闯关东”的浪潮，而“闯关东”又使变化中的乡土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土地情结逐步开始淡化，宗族观念逐渐地由地缘观念所替代，这就是近代山东乡土观念变化的总趋势。

注释：

①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是研究山东人“闯关东”的专著，另外，在池子华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以及其他学者的人口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论著中也多有涉及。池子华的《“闯关东”的历史与文化观》则是从文化史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少有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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