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环球视域

【正 文】

传记片作为历史人物与现代电影艺术结合的产物，其内在特殊的规定性构建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之间独特的传记美学。好莱坞电影人在试图诠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这一美学命题的过程中，对于电影内在的美学特质进行了一次重新的解构与颠覆。在奥斯卡中的屡获殊荣也说明了其探索上的成功，其中的传记片最终以在经典人生中“游戏”审美的独特追求，缔造了好莱坞电影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任何能够多年存在的样式都很有可能存在固有的电影特性”。（注：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20世纪30、40年代制片厂制度兴盛的好莱坞，将“生产”概念引入电影创作之中，创造出一批具有相对固定的制度模式，相似的风格、主题、结构关系及共同的样式特征——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容易判断的人物性格、固定的电影语言模式、漂亮耀眼的明星、惊异罕见的奇观和回避现实的娱乐效果等特点的电影——类型电影。“按照约定俗成的类型要求或原则制作出来的影片”，（注：汪流主编：《中外影视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体现了好莱坞与其模仿生活，不如模仿一部经典故事的美学理念。所以，人们开始纷纷探索类型片内在的电影价值，并试图艺术地利用这些价值。作为类型电影中特殊题材的传记片在美学探寻和变革传统类型电影的叙事理念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构成了传记影片的二律悖反，在整个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导演必须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和平衡点。如果只是纪实必然丢失了艺术，如果偏离现实太远也就不再是传记片了。虽然人物人格的先在魅力是影片的一个亮点，但如何将其恰如其分地表现又成了最大的难点，无论历史人物的杰出和伟大在电影中得到消解，还是被无限地夸大，都可谓是一种失败。导演的任何想象、润饰和虚构都是在一种近乎于真实感的营造中完成的。艺术化的处理并不能“间离”受众的审美心理，只有提高电影的拍摄、构图、语言、视角等各方面的艺术思维，才能使之具有吸引受众的艺术魅力。这对于导演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吸引。在奥斯卡的获奖及其提名影片中，传记影片所占据的比重之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公民凯恩》、《辛德勒名单》、《莎翁情史》、《巴顿将军》到《美丽心灵》、《钢琴师》等，传记片一路走来，在奥斯卡屡获殊荣充分肯定了其在艺术表现和创新上对于电影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传记片本身的美感特征不仅能很好地实现电影人所期望的人文关怀与艺术创造契合，而且能使受众在现实世界中感悟历史，在精神对话中理解伟大，一种崇高而静穆的美学精神也自然地流淌其中。总而言之，奥斯卡传记片在美学探寻中的审美思维是独特的，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人性的支点与文学性的阐释统一

传记片既然是以历史上杰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的一种影片，人物自然也就成了整部影片审美意蕴展现的核心。在拍摄之前，导演与人物之间必须达成某种默契。换句话说，只有当导演真正走进被塑造人物心灵的时候，才能使一个伟大的灵魂“复活”。在超越时空的精神性对话中，人性的力量毋庸置疑成了燃烧导演创作激情的火种，同时也是传记影片结构全片的支点。

众所周知，斯皮尔伯格一向是以游戏心态拍摄惊险片、恐怖片和科幻片而著称于世的“孩童”导演。然而，在他已享誉世界之时，他却一改往昔的风格，放弃了惯用的电影特技，耗资2300万美元拍摄了一部长达195分钟的传记影片《辛德勒名单》。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斯皮尔拍格挑战这一全新的体验，将摄像机直面现实的呢？他自己的一段表白帮我们揭开了谜底：“拍摄《辛德勒名单》对我来说好像不只是一部电影，因为那代表的是一个深刻的旅行，进入一个奇怪的男人的心灵的旅行，并且也是我自己的心灵之途。制作《辛德勒名单》不止因为我的信念，而且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通过讲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我理解了为什么一个人，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人能这么出名。”原来，他在用电影去阐释伟大的人性。

伟大并不等于完美，人们往往在英雄情结的利诱下，在伟人身上平添了很多美丽的光环。所以，传记影片的拍摄实际上面临着两种美学原则的诱惑。一是以人为中心的诗性美学；二是以史为中心的纪实美学。直接表现出一个导演从什么角度，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拍摄传记片，是仰视地造神给其头上添加光环，把天才置于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神龛？还是平视地接近和深入，尝试让人们理解他的生活贴近他的内心，从而让人们的心灵获得一种巨大的支持，导演的思维也经历一场伟大的探险。奥斯卡传记影片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美学倾向都有所尝试。例如《美丽心灵》中对于数学天才的美化，以及在《辛德勒名单》中的人性最低劣和最闪光都集于一身的辛德勒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这两种美学风格的融会统一，“艺术化的历史”或是“历史化的艺术”的取舍和评定，必须由艺术的自然选择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突出人物、淡化背景的奥斯卡传记片中，把人性表达得既饱满又真实到足以支撑起整部影片的艺术追求，并未仅仅靠声画、色彩、造型这种单纯的艺术性的表现来表达，而是都不约而同地借助了文学性的阐释来完成艺术的升华——把潜藏于感官享受背后的具有生命意识的东西呈现出来。

影视的艺术产生并不能使其摆脱文学性的影响，在消费时代，传统非文学性的话语开始迷恋修辞，文学性逐渐泛化到整个文化发展之中，电影的文学性在“梦工厂”制作中，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成为电影最具生命性的元素并不奇怪。随着消费文化进入中国，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个潜藏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很可贵的元素。纵观奥斯卡优秀的传记影片，任何一种技术的探寻，例如《公民凯恩》中长镜头和精神镜头的运用；或是摄影的深层内涵和艺术价值缔造，例如《辛德勒名单》中那个红衣女孩的两次出现，或是对于人物进行非真实的艺术化的处理，例如《美丽心灵》留下的质疑；或是导演别有新意的艺术想象，例如《巴顿将军》在一次战役中表现一生铁血的成功，都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追寻对于人性的文学性的阐释。生命深刻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艺术化的处理而被消解，观众在影片内在生气和灵魂的支撑下，得到了享受和心灵的净化。传记影片人性的审美意蕴和文学性阐释带给人们的震撼，成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的传记影片获得成功的先机。当然，奥斯卡传记片能够成功地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美学命题，还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和电影思维上的创新。

长镜头思维与蒙太奇思维交汇

“蒙太奇”和“长镜头”作为电影的两种基本语言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和不断地发掘，随着对两者探讨的深入，它们存在的价值已不单纯是一种镜头技术层面上的组接或是延伸，作为最基本的电影思维模式它们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奥斯卡传记片，让“蒙太奇”和“长镜头”在技术与思维两个维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人们在日常观察事物和思考题时，既可以通过连续的跟踪而不破坏现实的时空统一进行，也可以通过分割现实打乱现实的时空统一进行。在电影中，把分割的、离散的、跳跃的思维方式称之为蒙太奇思维，而把完整的、连续的、静止的思维方式称为“长镜头思维”。

在整个电影的发端时期，蒙太奇理论是垄断性的理论，在单纯的蒙太奇思维指导下也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长镜头理论起步相对晚一些，其中技术革新给长镜头的应用带来了可能，然而真正使人们关注并使用长镜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传记片《公民凯恩》的问世。

《公民凯恩》(又译《大国民》)这部长达117分钟的黑白片可谓是电影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里程碑之作。导演奥逊·威尔逊，以20世纪初叶新闻业巨头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为原型，用多视角的主观叙事格局和长焦距镜头的系统运用表现了报业大王凯恩的一生。长镜头理论最终也具有了与蒙太奇理论相提并论的地位。我们不否认威尔逊由于受文学技巧和他的广播剧的影响做出非凡尝试，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传记片拍摄特点的一些内在的驱使。

表现性和再现性，虚构和真实在一部影片中同时得到最完美的呈现，这是传记片内在特质的要求。导演奥逊·威尔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合理地利用了蒙太奇和长镜头各自的特点，将影片整体结构的虚构与细节真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公民凯恩》的整体构思和创意在当时而言是大胆而前卫的，以闪回的方式通过五个人主观的叙述再现凯恩的一生，这本身是以打破生活的逻辑的一种虚构作为承载真实人物一生的一种新的尝试，观众原有的视觉思维的惯性在不断闪回的镜头中被无情地撕裂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在这种视野受挫的时候觉得失掉了真实，就在于导演将长镜头的照相机似的摄影美学，用于真实的细节再现之中，“小真实”触发了“大真实”的审美情感，最终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导演试图在大胆剪辑下凸显纪实之感的美学追求。《公民凯恩》的成功，就在于导演对于长镜头应用的成功，由于其银幕时间与现实时间相同，不仅实现了逼真之感，而且也积淀了情绪，促使受众在虚构中聚焦真实，填补了观众对于传记影片特殊的期待视野。除了技术层面的创新之外，两种贴近日常生活感官特点的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和应用使得这一部作品具有了超凡脱俗的美学韵味。

纵观此后奥斯卡传记影片的拍摄，在纷繁复杂的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公民凯恩》中长镜头和剪辑技巧相结合的模式和思维特点。概而言之，就是造型与情绪两大元素的重视与应用，即经典片断+时空闪回。传记影片在心理上常与往事的追溯联系在一起，同追溯的印象性和不完整性相对应，情绪和造型成了影片的重要表现因素。电影的独特思维，就是声音和画面的思维。不论声音造型，还是画面造型，都应成为导演构思的主导，造型的作用无可置疑地在导演构思中具有美学价值。观众看过影片后不一定记住多少情节内容，却极有可能因造型而生出一些印象式感受，从而获得某种对历史情境的直观领悟，更真切地贴近历史本质和人物心灵。这种领悟也许不是那么清晰明了，可以条分缕析，却能因此而更显得情韵深长，耐人寻味。例如《巴顿将军》第一个画面，美国国旗的星条色彩与巴顿将军的结合；赤裸的身体向天空中自由飞翔的表达……这些造型和画面都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那种人性中最本真的契合变成了情感流淌最好的通道。整个影片的结构剪辑，通过蒙太奇的运用打破现实中线性的发展模式，营造出一种节奏和情绪，在动态中感受现实与回忆时空交错的美感效果，不仅为电影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同时也体现了长镜头和蒙太奇在传记影片中的极致发挥。正如前面所说的，这种发挥又非常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情绪、思维、心理所呈现的状态。人类本性的东西在完全不必受到任何限制的自由条件下得到亲切的迎合，所以，奥斯卡传记片能够得到欣赏者一致的青睐也就不言而喻了。

审美游戏与经典缔造共生

好莱坞传记片之所以能够创造“银幕神话”，对于人天性的关注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与人的游戏的天性不可分割。追溯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游戏和艺术的产生都是天性使然，两者都在试图“摆脱来自感性的特技强制和理性的道德强制”，游戏的状态先于艺术给予了人们以愉悦的享受，使得过剩的生命能量以一种最自然和快乐的方式得到了释放。可见，审美、游戏、快乐本质上就具有异质同构的相似性，伽利释尼最终将其阐释成“审美游戏”。当今社会，受到生存和社会双重挤压的现代人群，在紧张的生活焦虑中往往会故意保留自己一点点心性和能量留给艺术，或许正是这种游戏天性的集体无意识的传承和绵延。

在这里，游戏并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它变成了一件十分严肃的、触及灵魂的事情，“精力在这样毫无结果的活动中按照一定规则找到出路，这就是游戏”。（注：席勒：《关于美学的论文》，莫斯科版，1935年，第224页，转引自《美学》1984年第3期，第43页。）“对艺术的高度享受，就是共同参与‘游戏’”。（注：席勒：《关于美学的论文》，莫斯科版，1935年，第224页，转引自《美学》1984年第3期，第43页。）“游戏”的原则也就成了美的原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席勒所说：“人仅仅当他是一个完整的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注：席勒：《关于美学的论文》，莫斯科版，1935年，第224页，转引自《美学》1984年第3期，第43页。）

影视艺术的发生和繁荣本质上也是与大众娱乐游戏的心性密切相关的。传记影片的制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游戏的审美本质的关系更近。游戏动作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情势的两重性。在游戏中人们模仿某物，但又不与模仿物相混，对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人们在游戏中，往往处于一种相信“这个如此”，又同时知道“这个不是如此”的矛盾之中，因为游戏者同时处于两个圈子里——假定的和真实的。忘了情势的两重性质，就意味着停止游戏。这与人们欣赏传记片的审美心理是完全一样的，传记片所寻求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就蕴藏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规则之中。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好莱坞在经典的传记影片拍摄中，导演往往不约而同选择了在经典人生中“游戏”审美的美学路径。

“人的心理具有一种超越物质现实处境的特有天性，这一天性不仅决定了人类事业的开阔与抱负的高远，也赋予人以奇特的幻想天赋”。（注：邹红主编：《影视文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所以当人摆脱了一切顾虑进入审美游戏的时候，人的内心非常敏感，它开始感受到一种自由，“使人类摆脱关系网的一切束缚，把人从一切物质和竞争的力中解放出来”。（注：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8页。） 在无形间，人们对于艺术有着一种浪漫和暧昧的期待。这也正是好莱坞电影主导的、内在的基调没有多少变化的原因——较少个人性和主观色彩，用浪漫的色调沐浴现实，其主旨永远是使全世界及其居民不仅异常美，而且绝对纯洁。对于现实存在的这种持之以恒的浪漫表现，迎合了人性本身对于艺术的期待和满足。

传记影片的主题一般都是比较庄严和神圣的。因为经典的人生往往都是与沉重或是悲剧相伴，人们期待感受这份凝重，但是又并不愿意仅仅了解到这份沉重，而是更多地为了一种滋养。伟大的导演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秘密的悬设， Moss, moss, moss…… 一个简单的单字重复，道尽了繁华落尽的凄凉。这是“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的寥落，也是“画檐蛛网，曾为歌舞潮”的人生慨叹。物是人非，晚年的凯恩最终只有终日形影相吊，任生命走向尽头。到凯恩辞世的时刻，主观的情绪物化在一个蕴涵生命奥秘的水晶球上凝结了。《美丽心灵》用悬疑片的方式来表现纳什的幻觉世界，抓住了观众的心，同时造成了“间离的”效果，娱乐要素和怪异的枝节在观众与主人公之间垒起了一道墙，使得我们被感官刺激和紧张的剧情紧紧吸引，在真实与虚构中质疑。当节奏终趋平缓，刺激消失时，纳什一个人的战争也已接近尾声，我们似乎在看一个非凡的天才的独幕剧，戏中没有我们，但我们却会怀着敬意和欣慰站起来，鼓掌，然后走出影院，和平凡的生活混为一体。《巴顿将军》、《辛德勒名单》……中都有相似的创意，在不同程度上暗合着人们游戏的心理，当假定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掩饰起来，仿佛生活本身一样时，“在场效果”就具有它深刻的美学内涵。

审美游戏直接引发了影片艺术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艺术趣味引导着人们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中去接受，不会因为题材的严肃性或者因为意蕴的庄严性而产生一种欣赏的疲劳，造成艺术效果不必要的流失。

综上所述，好莱坞传记片成功的拍摄经验是建立在对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间这种传记美学的充分认识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人性的发掘、文学性的阐释，艺术思维、艺术效果的探索，以至于对于人的审美、游戏的天性的关注，都很好地诠释了传记影片中孕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美学命题。好莱坞的电影人在传记片中重新结构和延续着类型电影的神话，我们也希望能在对经典电影类型的深入剖析中找寻到中国电影人可以借鉴之路，最终使得中国电影早日与奥斯卡经典“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