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学”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中具有最高的权威。“皓首穷经”是封建学者为人称颂的崇高形象。而“离经叛道”则将为卫道士所不齿。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以后，“经学’才因其迂疏而渐形冷落。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经学”是封建思想的渊薮，被逐渐抛弃。“经学”的时代一去不返地终结了。

“经学”作为封建学术、封建文化，是两千多年的客观存在。为了清理封建思想，总结

封建学术，我们完全有理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学”或“经学史”，

予以分析、批判、总结，作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论述。

“经”，指儒家经典。但是“经”这个名词，本来不专指儒家经典。《管子》有《经言》，《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都是以“经”命名的。战国初期，李悝著《法经》也以“经”命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经法》，《十大经》，也是以“经”命名的。《管子》，《墨子》、《法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经法》、《十人经》流行于西汉初年，考其内容，成书年代亦不晚于战国末年。可见“经”这个名词，儒家经典以外的诸子著作也在用着、称着的。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这个名词才专指儒家经典。

《易》、《诗》，《书》、《礼》、《春秋》并称为五经。而诸子百家之书则称为传记。西汉的五经博士，遂以专经而尊显。经传区分，或崇或黜，这是经学史初期的重大关键。

孔子删定六经，是历史上的成说。其根据主要的有如下文献：

《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

下至秦穆，编次其事。”这是说孔子编定《书经》。见《史记》卷四十七。

《论语·子罕》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说孔子正定《诗经》和《乐经》。

《论语·述而》，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说孔子与《易经《易经》》的关系。

《汉书》又都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说卦、文言的说法。可见孔子曾定《易经》

《礼记·杂记下》云：“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士丧礼》既为孔子所定，可见《礼记》定于孔子。《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孔子愳，作《春秋》”。可见在《论语》、《孟子》以及西汉人的著作中，对六经由孔子删定的说法，是比较肯定的。《庄子·天运篇》

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虽是寓言，却不失为可信的概括。

《论语》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又说；“小子何莫学乎《诗》。”又说：“学礼乎！”这就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的说法。

由此可知，孔子删定六经，又以诗书礼乐教的说法，是《论语》以及《史记》中明确讲了的。近代人对此所作的考订与怀疑，当然也有参考价值。

三

今古文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西汉时候开始，绵历两千年，到清朝末叶’这个争论还很激烈。今古文之争是学派之间的争论，包括“经学”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与政治的联系等方面，不仅是经籍文字上的不同而已。“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只是一种现象。

西汉的经学，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学。伏生所传的《尚书》(口授而由晁错笔录)，《易经》有施(讐)孟(喜)梁丘(贺)三家，《诗经》有齐(辕固生)鲁(申培公)韩(燕太傅韩婴)三家，都是今文。《礼经》有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是今文。《春秋》有公羊，是今文。谷梁也是今文，但未立于学官。东汉光武帝立经学十四博士，都是今文。这十四博士是：《易》施、孟、梁丘、京氏(京房)，《尚书》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诗》齐、鲁、韩；《礼》戴德、戴圣，《春秋》严(彭祖)、颜(安乐)。凡立于学官的经，都由博士在太学教授，弟子受业。彼此专经，不相杂厕，于是形成“师法”、“家法”。古文经不立于学官，只在民间传习，或者立了之后，不久又罢废。

秦始皇焚书，儒生把经书埋藏在山崖屋壁，保存起来。汉朝初年，埋藏的书籍逐渐被发现，但是残缺不全。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又令刘向等典校群书，写成提要。这样，书籍逐渐增多，并按学术分类，整理出了端绪。

关于书籍陆续发现的情况，《史记》、《汉书》都有零星记载。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发孔子旧宅，发现壁中藏有古文经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用古文书写。又例如，河闻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不少先秦古文旧书，有《周官’、《仪礼》、《孟子》、《老子》等。又在他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又例如，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古文逸《易》一篇。这些古文经传，以后都藏于秘府，不在太学传习，只有民间学者私相传授。可见两汉时期，《书》，《诗》、《礼》、《易》、《春秋》，都有古文之学，只是不立于学官而已。

西汉的古文经私学，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易》有民间费、高二家之说，《诗》，有毛公之学，《左传》则有赵国贯公之遗，受之贾谊，《尚书》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受之都尉朝，朝受之孔安国。可见古文经的民间传习均有端绪，未尝中绝。

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是在西汉末年开始的。刘向的儿子刘歆，继续刘向的工作，典校中秘书，看到许多古文经典，就要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汉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都是今文家，不赞成刘歆立古文经的建议，有人甚至不愿讨论这个问题。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诸儒顽固。书中提出今文经简编错乱，多有残缺。今文博士满足于师说传授，是因陋就简，抱残守缺。《春秋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是秘府旧藏，得于孔子宅坏壁，真实可信。其学一直在民间传授，只是被抑未得立于学官。建立古文经是“辅弱扶微”，不能“深闭固拒’猥以不诵绝之”。刘歆的移书激怒了诸今文博士，遭到诸儒的围攻。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今文经。歆惧诛，求出为地方官，乃先后出为河内太守、五原太守、涿郡太守。风波始告平息。这是第一次今古文经学之争。

第二次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在东汉光武帝时候。光武帝立了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升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取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以为左丘明亲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书凡十余上。光武帝乃立左氏博士。诸儒闻讯，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帝终于又罢废左氏。这次争论，余波历久未息。章帝时，古文经学家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张目。今文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以公羊难逵。汉章帝心善贾逵，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东汉末年，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意谓公羊传的经义是正确的，应该竭力维护，如墨翟之城守，不许论敌攻破。左氏传毛病很重，已病人膏盲，无可救药。谷梁传也有毛病，如人患了瘫痪，起不来了。郑玄见了，乃作《发墨守》，《緘膏盲》、《起废疾》，以驳何休。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泯弃了今古文的界限，于是郑学行而诸今文经说废，今古文经学的第二次争论才告平息。   两次今古文经学的争论，相当激烈。公元前一世纪是第一次，为时不长，以刘歆的失败告终。公元一世纪是第二次，争论的中心是左氏春秋的废立。为时也不长，但余波则至东汉末年。《后汉书·儒林传论》说，这些经师甚至“忿争王庭，树朋私里”，对这种争论发了感

慨。又说：“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从。故通人鄙其固也。”则是对今文经师，特别是对东汉经师不无讥刺了。两千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年的争论，还留存什么呢?一部何休的《公羊传解诂》，还完整地保存了公羊家的经说义旨。一部《白虎通义》，以辞典的形式保存了今文家的系列经说。这是突出的而又仅存的硕果了．至于两汉易经的今文之说，如晾氏易、虞氏易，或存于象数，或辑于清儒，已非显学。其他今文之说，清儒亦有辑集研究，姑不具论。古文经说，则服、贾、马、郑，遗说亦尚可以探索，完帙之书，则十分稀少了。清儒在这方面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为后人铺筑了资以前进的道路。

清朝常州学派兴，今文经学一度流行。以后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作变法的理论根据，使之与政事结合。不久也就哀歇。

近代章太炎是古文经学最著名的大师，曾著文尖锐批评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除了迷信的内容以外，也有些自然科学的内容。

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讲所谓“阴阳灾异”，“微言大义”。

四

汉朝有两次“讲论五经同异”的学术会议，第一次石渠阁会议是在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第二次白虎观会议在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前后相去一百三十年。

所谓 “讲论五经同异”，是讲论今文经内部的同异，不牵涉今古文之间的争论。这是首先应该明确的。

关于石渠阁会议；《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同书《韦贤子玄成传》：“玄成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参加会议的诸儒有《易》博士施讐卜黄门郎梁丘临。《书》博士欧阳地余，博士林尊，译官令周堪，博士张山拊，谒者假仓。《诗》淮阳中尉韦玄成，博士张长安，博士薛广德。《礼》博士戴圣，太子舍人闻人通汉。《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许广。《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王亥。他们都是今文经学家，其中如施讐，韦玄成、戴圣、严彭祖、刘向，是垂名于后世的学者。加上萧望之，有姓名可考者二十三人。实际人数当不止此。

《议奏》之见于《汉书·艺文志》者，《书》四十二篇，《礼》三十八篇，《春秋》三十九篇，《论语)十八篇，《五经杂议》十八篇。今皆不传。《易》、《诗》二经，无议奏，谅系班固失载。《易》博士施讐，《诗》韦玄成，都湛深经术，不可能没有议奏。梁丘《易》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定立为博士的，则其有议奏甚明。

会议内容；一是讨论“五经同异”，包括文字同异及经义同异，二是评论公羊、谷梁二家得失。会议结果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皇家典籍。会议在此举行，当有翻检书籍的方便．

根据史料，这次讲论五经同异的会议，有议论(议)，有争辩(同异)，有裁决(平)，按照经的门类问题，分条上奏(条奏)，然后由皇帝亲临会议以制诏的形式宣布决定(上亲称制临

决)．议奏的篇数，有记载的有一百五十五篇，失载的还不算在内．可见石渠阁会议是二千年前的一次规模相当大，气氛十分严肃、仪式颇为隆重的学术会议。

白虎观会议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举行的。《后汉书·章帝纪》：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日：盖三代圣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

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宜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光武帝)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鯈奏宫，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今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呜呼，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宫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后汉书·杨终传)：    ．

校书郎杨终上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赦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

(《后汉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八)    ．

《后汉书．儒林传。序论》：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显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

从上引材料，可知白虎观会议是汉章帝根据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下诏召开的争会议的总题目是“考详五经同异’，附带有“抉进微学，尊广道艺”，真减省章句”的目的，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的旨意提出问题，’诸儒博士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然后由侍中淳于恭将意见归纳上奏。议论不决的问题由皇帝诏制裁定。会毕，皇帝命史臣班固将会议的结果撰写为《白虎通义》，作为统一的经说公布。    ；．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人员，据《后汉书·儒林传》及《东观汉记》，有广平王刘羡、太常楼望、少府咸封、屯骑校尉桓郁、侍中丁鸿、卫士令贾逵、玄武司马班固等。杨终从狱中赦出，也参加了。估计博士赵博也是参加的，他同班固，贾逵联名上奏，请求释放杨终，让他参加会

议。此外，东郡太守张酺、议郎召驯、博士李育等，也参加了会议。其他参加者当还有不少，规模不会比石渠阁会议小，可惜姓名已无可稽考了。

在这次会议上，丁鸿以才高，论难最明，得到诸儒称赞，汉章帝多次“嗟美”，称之为“殿中无双丁孝公”。孝公是丁鸿的字。

白虎观会议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今文经学家，讨论的是今文经学的问题，只有贾逵、班固等少数人守古文经学。但是《白虎通义》的撰集人班固，以守古文而奉命撰集今文之说，不可谓非经学史上的异事，值得注意。

五

《白虎通义》又名《白虎议奏》、《白虎通德论)、《白虎通》。《隋书·经籍志》载：《白虎通》六卷。《唐书·艺文志》载：《白虎通义》六卷。《崇文总目》载：《白虎通德论》十卷，凡十四篇，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门。今《四部丛刊》本乃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大德中刘世常所藏宋监本，共十卷四十四门，则与陈振孙所见相同。可知《崇文总目》作十卷、十四篇者误，应作十卷，四十四篇。清人陈立著《白虎通疏证》，凡十二卷。其十二卷郊祀门下注云，此下阙文，并庄氏述祖补。考其十一卷以前篇第门目，并同《四部丛刊》所影印之宋监本，只是把十卷析为十一卷而已。陈立自序撰于道光壬辰(1832年)，书则刊于光绪元年（187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白虎通义)“征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纬谶，乃东汉习尚使然”“汉时崇尚经学，咸兢兢守其师承，古义旧闻，多存乎是。”这段话不够确切。应该指出，“白虎通义，所撰集的是今文经学家的经说，与谶纬结合是很自然的。这与东汉学风无关。毋宁说，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初年的诸儒，绝大多数是今文经师，所守的还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师法、家法。不过经过议奏裁决，今文经的各家之说，由互相交流而统一起来了。后世研究今文经学，这部《白虎通义》确实保存了大量师说可资寻绎。

分析《白虎通义》的四十四个门目，可以看出今文经学对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各方面子主本规定（自然这也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上层建筑）。例如：爵、号、谥，规定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社会各阶层的等级。三纲、六纪，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亲戚、师友等社会关系的纲维伦纪。宗族、姓名、嫁娶，规定了宗法。礼乐，乡射，辟庸，规定了文化教育礼仪制度。崩薨、丧服，规定了丧葬制度。衣裳，绋冕，规定了衣冠制，三军、诛伐、五刑，说明了国家的防御、征讨，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镇压手段，社稷、封公侯、巡狩、考黜、谏诤、致仕，说明了政权所在、政治制度。耕桑，商贾，说明了农业和商业社会需要。因此可以说《白虎通义》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宪法。由讲论五经同异而皇帝亲自临决这个事实，表明这部经义统理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威性。

六

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孔子和董仲舒当然是的。现在不去说他。子夏传经，起了很大作用。商瞿传《易》，也很重要。他们是孔门高弟，现在也不去说他。战国及汉初传经的儒生，有名的不少，现在也不去说他。这里说的是刘歆、何休、郑玄、孔颖达等。

刘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写了移书让太常博士，挑起了今古文经的争论。刘歆的政治生活很不光彩，曾任王莽的国师，以后又欲谋诛莽，事泄，被迫自杀。但是他的移书让太常博士，确实是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书信根据事实，朴实说理，为左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争取官学的地位，对古文经的学术传衍作出了贡献。杜甫诗云：“刘向传经心事违”，不知其意是何所指。如果是说刘歆不能克绍箕裘那倒是冤枉的。再说刘歆的《七略》在学术史上是有地位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写成的。

何休的重要在于他著了《公羊春秋传解诂》，总结了公羊学的学术成果，作了发挥。三科九旨等微言大义，对后世的政治生活起了重要作用，有深远影响。例如“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个原则，就指导了封建社会长期的民族关系，到清朝末年还有影响。功罪如何，这里且不去评论。这里只是说何休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他的公羊三世之说也为后人所援引，康有为的三世之说，梁启超的三世六别之说，都是从这里来的。何休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见王嘉《拾遗记》）。何休博学，长于天文历算，当时京师称他为“学海”。

郑玄在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于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在于他打破了今古文经的界限，泯除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使今古文经得到了统一。当时京师称他为“经神”。他的著作很多，达百余万言，今存者有《毛诗笺》、《仪礼注》、《周礼注》。其他或残缺，或散佚。后人做了辑佚。鄭玄也精于天文历算，通《三统历》、《九章算数》、注《乾象历》，著《天文七政论》。 当时的著名学者马融集诸生考论图纬，有一个历算问题不得解决，闻玄善算，乃招见于主楼上，玄一言便决，众咸骇服。郑玄论一年四季，地在太空中，四游升降，是对天文学的杰出贡献。又说：“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 (语见张华《博物志》卷一，《太平御览》卷三十六引)这种学说十分宝贵。按：汉朝的经学家，特别是今文经学家，大多  通“海洛星纬”之学，即得天文历算，这是值得重视的学术情况。      孔颖得之所以重要，在于他编纂了《五经正义》。这部书统一了南北朝的经学，结束了几百年经学南北分流的局面。书不是他一个人编著的，各经有专门的人分篡，他总其成由于

他年长、地位高；故由他领衔．这部书一直沿用到以竺论的问题非常多。如宋明时期的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清代朴学对经学的贡献，汉宋之争，晚清经学的成就等等，又如王肃对郑学的批评，江左经与北方经学的异同，唐朝的义疏之学等等，又如刘敞的《七经小传》，王柏的疑经删经；明人的伪造经典等等。又如历代的石经，五代以后的经书雕造，清代的几部经解等等。又如经学与哲学史思想史的关系等等。总的来说，“经学”的性质、范围、内容、体系等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