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胡适与顾颉刚所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1](P30)，“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2](P302)，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  继承传统的考据方法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代表之一，考据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肇端。如《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而《国语》所载的叔向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言，则更堪称考据学的正宗。到西汉，缘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章句之学亦由是发达，乃至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3](P1723)。此后，为了辨识当时大量涌现的古文经籍，训诂学更是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如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由于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P4)，历史文献学愈益昌盛。白寿彝先生就指出：“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宋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绩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造的。”[5](P514)当然，在传统学术中将考据学方法推向极至的仍当属清代学者。尤其是在文字狱的政策高压之下，众人群趋朴学，以至于“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6](P155)。这其中，“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7](P8)。

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流变过程中，考据学方法可谓不绝于缕，并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更为关键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这种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还直接构成了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

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承受了其遗泽。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8]。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径直号召同人“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9](P179)。而胡适也说自己“深受近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10](P124)。他甚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邮王氏夫子的一个人。”[11](P14)顾颉刚也表示：“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12](P33)到晚年，他仍说：“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13](P313)至于他在1923年与郑振铎、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等人成立的同仁团体，则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继“朴学”之意。此外，梁启超同样申明：“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同时，他还自认“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14](P119、98)。

其次，从胡适等人所提出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来看，他们确实与清代朴学一脉相承。例如，在治学精神上，胡适所谓的“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11](P6)，就是脱胎于段玉裁所谓“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又如，在治学方法上，胡适指出：“考据之学，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以经解经’之法，虽以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15](P326)这种认识无疑也是来源于清代朴学对小学功底的强调。

事实上，当时的学术界也普遍将“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清代朴学的后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就写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16](P7)魏建功也在1926年所撰写的《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中说：“我相信顾颉刚……他的方法……与清代经师的治学并不有什么迳庭的地方。”[17](P257)时至192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更是在撰写《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时，系统回溯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渊源。他说：“这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这一个学派的目标就在于用学者的客观的态度来批评经籍的原文，推翻主观的宋学。可惜的是，……这种批评的运动随即完全停止。……不过在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18](P444)

总之，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来说，诚可谓是筚路蓝缕，创榛辟莽，具有着十分重大的先导意义。

二  弘扬历代的疑辨精神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与考据学方法紧密相连的是历代疑辨的精神。揆诸史实，疑古辨伪风气早在先秦便已萌芽。孟子就曾声明：“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19](P959)他并且还对所谓“血流漂杵”之说提出质疑。到了汉唐，疑古辨伪之风更是勃兴。如《汉书•艺文志》在著录书目中就直接注明其中包括“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王充在《论衡》“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中，也针对古书多有辨正。此后，隋僧法经更在编撰《众经目录》时别立“疑伪”一门。而唐代刘知几也在《史通》中辟有《疑古》、《惑经》等专篇，柳宗元亦证明《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伪书或后人杂作。

时至宋元明，疑古辨伪风气愈形大开。譬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老子》。此外，陈振孙、晁公武二人，也分别在《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中指出了不少伪书。至元代，则有吴澄《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迄明代，宋濂更撰述《诸子辨》，专力于诸子伪书的检讨；方孝孺亦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梅鷟也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而胡应麟《四部正伪》一书，则更堪称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清代，疑古辨伪之风愈炽。清初姚际恒撰《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对群经多所疑辨，复详列伪书百余种。继其后，学者踵起，往往穷毕生之力专辨一书。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乃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之部分为刘歆伪窜；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当然，清代辨伪最力者，还当属崔述。他在《考信录》中，对于先秦古书，除了《诗》、《书》、《易》以及《论语》之一部分外，几乎都怀疑是伪书。

很显然，中国古典学术史上这种不绝于缕的疑辨传统，正是“古史辨派”崛起的源头。对此，顾颉刚曾明确解释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12](P197)。他并且还表示：“疑伪之事既已开了头，便遏束不来。好像长江、大河挟了百川东流，势极汹涌，不到大海是不能停止的。我们今日的工作，正是疏导它的下流，使之归海，完成昔人未完的工作。”[12](P158)直到晚年，他仍强调说：“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12](P216)

诚如顾颉刚所自述，“古史辨派”的指导思想，确实深深植根于历代疑古辨伪的传统。

第一，“古史辨派”继承了宋代学者的强烈怀疑精神。

诚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宋学”通常意味着对思想解放的某种禁锢。不过客观来看，它在初起阶段，却具有着十分强烈的怀疑精神。如张载便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20](P286)而朱熹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21](P186)他甚至还曾训导其门人：“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某虽看至没紧要底事物，亦须致疑。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22](P2931)

毫无疑问，宋代学者这种怀疑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古史辨派”。钱玄同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记中便说：“宋明人说经，勇于疑古是其特长，我们要整理国故，很应该参考者也。”[23](P1920)顾颉刚也声明：“宋代人的传道，其是非虽不可知，但宋代人的治学，其方向确没有错。我们现在正应该照了这个方向再向前走。”[24](P419)1954年12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又提及：“我在故纸堆里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心想如果能把这两种好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25](P263-264)。无独有偶，胡适在1959年7月由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也宣读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在该文中，他不仅对朱熹的怀疑精神做了充满激情的介绍，而且还说：“后来真能使继承他的人，学术复兴的新时代的那些开创的人和做工的人，都懂得了怀疑。……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1](P574)由此可见，胡适、顾颉刚等人从事的疑古辨伪，正是承袭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而起。

第二，“古史辨派”还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辨伪成就。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清学”中虽不乏辨伪之作，但在其兴盛阶段即乾嘉时期，辨伪之风反有所减弱。关于这一问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分析说：“有一事应该特别注意。辨伪书的风气，清初很盛，清末也很盛，独乾嘉全盛时代，做这种工作的人较少。乾嘉诸老好古甚笃，不肯轻易怀疑。”[26](P311)胡适也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11](P2)顾颉刚同样指出：“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27](P258)；他并且不无惋惜地说：“清代学者信而好古，……于是汉学复兴而疑古之风为之灭杀，宋人精神几于断绝。”[12](P157)而钱穆也认为乾嘉时期“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功夫转向求真”[28](P353-354)。

综合看来，在乾嘉时期，辨伪学风确曾一度式微。但尽管如此，“清学”仍不愧历代辨伪学的一个高峰，其中尤以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辨伪最力。更关键的是，他们的辨伪还直接促成了“古史辨派”的崛起。顾颉刚便坦言：“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与我的刺激深深地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27](P253)

当然，在清代诸多辨伪学者中，对“古史辨派”影响最大者还当属崔述。胡适就回顾说：“到民国十年一月，我们才得读崔述的《考信录》。我们那时便决定颉刚的‘伪史考’即可继《考信录》而起。”[18](P336)他还声明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29](P953)而顾颉刚在读了《考信录》后也说：“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在这上面，他已经给与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12](P50-51)他还坦言：“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29](P60)

具体说来，作为“古史辨派”的基本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无疑是受到崔述的启发。众所周知，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2](P58)，也正如其所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17](P65)。而客观来看，这种观点在此之前已有所萌芽。早在春秋时期，子贡便不无怀疑地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30](P1332)至战国，荀子也指出：“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31](P75)到西汉，刘安又说：“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32](P340)概言之，他们认为历来对桀、纣的诋毁，只是长期积累而成，并非历史的真相。此后，宋代欧阳修也在《帝王世次图序》中说：“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悉详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司马迁增益的古史并不可靠。而此时参与纂修《资治通鉴》的刘恕也在《通鉴外纪》中写道：“秦、汉学者……竞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尝道也。”很明显，他也将三皇五帝视为世人层累虚构的产物。

如果说以上这些见解还较为零碎，那么，崔述对此的阐述则相当系统。他不仅在《考信录提要》中说：“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在《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包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29](P13)，而且还在《补上古考信录》中阐明：“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而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29](P28)

不难看出，崔述这种观点正是顾颉刚“层累说”的前身。陆懋德就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原书（指《古史辨》第一册——引者按）六十面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此与崔氏《考信录提要》之言如同出诸一口，故余谓顾君之思想受崔氏之影响而成也。原书六十五面又疑‘后人何以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此语亦与崔氏之说极为相似。”[18](P370)钱穆也看出：“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33](P167)

实际上，“古史辨派”也并不否认崔述对顾颉刚“层累说”的启发意义。胡适即曾说：“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说：世益晚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17](P192)他还提出：“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他的《补上古考信录》是很可佩服的。）……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了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18](P338)

与此同时，“古史辨派”还在其它方面继承了崔述的学说。例如，顾颉刚在阐释自己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时，曾使用了所谓“下学”与“上达”的说法。他申明：“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12](P159)而这种说法恰是崔述所阐述过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曾自述：“述赋性愚钝，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于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于心性者。”[29](P16)两相对照，二人精神大抵相通。又如，崔述曾言：“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29](P4)而胡适在批评刘掞藜、胡堇人二人时，也曾经直接引述崔述此言[17](P195)。再如，钱玄同在讽刺那些相信“孔子书六经”者时曾引述了一个笑话，“两个近视眼看匾，甲说‘关常庙’，乙说‘阙帝庙’，其实匾还没有挂，哪儿来的字！”[17](P243)而这个笑话也正是出自崔述《考信录》中“瞎子断匾”的典故。

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在基本理论与具体论证上，都继承了崔述的学说，曹养吾当时就说：“他（指顾颉刚——引者按）的思想来源，当然是多方面的，近代学术思想呀，师友的讨究呀……都是；而影响他最大的要算上述这个声名很小的东壁先生了。”他并且还指出：“就是现在胡适之先生、钱玄同先生、顾颉刚先生等治学，也稍有一些受他的影响：这是显然的事实。”[18](P411、406)

总之，无论是宋代学者的强烈怀疑精神，还是清代辨伪学者的具体成就，都对“古史辨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顾颉刚曾经毫不讳言地表示：“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13](P246)他并且还概括说：“辨伪运动已经起了三次了：1、宋代——欧阳修、郑樵、朱熹诸人，因后人变入心性空谈而失败。2、清代——顾炎武、阎若璩、胡渭诸人，因后人变入迷信汉学而失败。3、现在——我们；不知将来如何失败。也许这次可以成功了！”[13](P241)显而易见，他自己也明确将“古史辨运动”视为宋、清两代学者辨伪工作的继续，并希望它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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