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是指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存在方式，即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现代的学术风貌、学术品格、学术特质的总和。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特点十分明显,大概因为受当代学科过于细化之影响，目前特别缺乏以内在学理贯穿的、具有广阔学术视野的对中国古代学术形态的整体理解与把握。笔者认为，从经学传统入手，正是研究、把握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途径。

经学以其特有的稳定性、因袭性、包容性、自足性，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经学传统。从学理上讲，经学传统表现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与“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两大学术价值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经学思维方式等。一般说来，“今文经学”是指西汉董仲舒以后吸纳了齐学阴阳五行说的儒家经学，“今文经学”家尊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素王”，重《春秋公羊》之学。“今文经学”的学术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之论，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意。“古文经学”家则尊崇周公，重《周礼》之学，并把六经当作信史。其在学术上的特点是多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的展示与清理，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

经学的两大学术价值体系，绝不是一个空框结构，而是有其思想文化、学术方法论、包括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内涵的，它不仅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而且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学理上的论证，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范畴、命题和思想，产生了十分显著而具体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层面上承续与发扬了西周以降的人文传统，贯穿着儒家长期积淀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其“六经注我”式的经典阐释之学，充分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意识，对后世的学术文化发展起到了类似“精神向导”的作用，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如清末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激于国危世衰，积极关心社会政治，试图借《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龚自珍、魏源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至晚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上承龚、魏的公羊学思想，并吸收融合西方的国家学说、民主思想和进化论，对中国传统经典加以新的诠释，如他在《孟子微》中赋予公羊学“三世”说以新的意义：以“据乱世”为君主专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太平世”为民主共和。

“古文经学”价值体系的影响，则是形成了所谓的“汉学”（与“宋学”相对的概念）传统。就清代经学而言，汉学的治学特点是离弃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崇尚汉“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讲究名物、训诂、音韵、考据。清代汉学分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由戴震掌纛，两派治学特点及裁断标准或有不同，不过，在治学的基本思路上却有着一致性，他们要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重树思想文化上的政治权威，表现出回归原典的思维倾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认为汉代今文家讲政治，古文家不讲政治，这话不尽合乎实际，汉代经学史“纯古文家”是不存在的，争立古文经的刘歆、贾逵都通今文经学，也都关心政治，清代汉学家亦是如此，只是相对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较为隐蔽、常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罢了。

可以这么说，基于“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与“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两大学术价值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经学思维方式，的确规定了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现代的学术风貌、学术品格、学术特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嬗变，无论是汉学、宋学还是清代学术之成立及走向，说到底都与对经典的态度、对经典的理解与运用密切相关。

经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追求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同时，经学思维方式又表现出自我完善的机能，为了适应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具有某种开放性的特点。它可以吸收、容纳异质的内容，对自身做出调整，并在变化中保持自身的同一性。从上述意义上讲，经学传统也可视为一种训练人们进行理论思维的传统。诚如梁启超指出的：“自清代考证学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清代学术概论结语》）可以说，经学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学术形态，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

从经学传统入手把握我们民族学术文化的总体特质，既是中国学术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既有利于揭示中国学术文化的过去，也有利于规划中国学术文化的未来；既可彰显中国学术文化的个性，也是为了世界学术文化研究作出努力与贡献。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一定会在与世界学术的贯通中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