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到秦，活动在河西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为强大。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1]所以到了秦汉之际，活动在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的则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了。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不仅在占领区征收赋税，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面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刘邦曾经出兵抗击，但是不幸失败，被围于平城（今大同市东），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此后，双方签订了和亲盟约。匈奴通过和亲，每年从汉朝获得大量的絮、缯、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不断地派兵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杀戮吏民，虏掠人口。汉朝初建，无力反击，只有忍让。

在西汉建国的六七十年间，匈奴势力变得更加强大，史称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匈奴贵族为了满足其贪欲，对汉朝的边境侵扰日甚。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33年间，匈奴骑兵连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危胁。在此数十年中，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势变得十分强盛。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时，对匈奴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的方针。建元二年（前138），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前去寻找被匈奴迫逐西迁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以联合他们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在中途两次被匈奴扣留达十一年之久，于元朔三年（前126）方才还归长安。这此出使，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却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坚定了汉武帝以武力抗击的决心。于是他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河套以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据记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这次，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3]这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4]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进一步开发河西。元狩二年河西之战结束后，汉王朝即以匈奴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至此，历史上有名的“河西四郡”完全建立起来，使河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又在敦煌以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以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同时，还将秦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令居（今永登县）到敦煌，一直延伸到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按一定距离修筑烽燧亭障，由侯官、侯长和都尉等率戍卒把守。这样就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为保卫河西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丝绸之路”上往来使者、商贾的安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牢固占有，原住匈奴诸族的迁徙，河西地区一时变得人烟稀少。为了巩固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汉武帝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关东贫民或罪犯迁来进行屯田和垦荒。 　　徙民措施的直接结果便是河西地区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万多人[5]。

这些大量迁入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再加上河西走廊广袤肥沃的土地和祁连山丰富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随着移民的传入，使河西农业生产飞速地发展了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不仅保证了移民和驻军生活的需用，而且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支援中原灾区，使河西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商品粮基地。居延汉简的有关简文即生动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太平广记》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唐代晚期，张议潮驱逐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归义军治下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敦煌文书中就有“荷锸如云”，“家家都有十硙水，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记载。唐僖宗时，中原发生饥荒，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还将大量的储粮运往中原，供给中原王朝，助其渡过难关。[6]

移民不仅为河西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发达的汉文化。汉时，许多朝廷命官，如戾太子事件中受到牵连的许多官员就被流放到河西地区。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使中原发达的汉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了河西地区，他们本人及其后裔也成为当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区的翟姓，即是汉朝著名宰相翟方进的后裔。这些望族大姓的活动往往带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很浓厚的宗教色彩。莫高窟的一些题记和榜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7]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群雄割据。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被推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遂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8]。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吸引了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来。《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之安定富庶于此可见一斑。

东汉时期，由于北匈奴的不断侵扰，丝绸之路西域段曾经“三通三绝”，但经窦固、班超等的苦心经营，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尤其是东汉后期，敦煌更成为经营西域的中心，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

到曹魏时期，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便采取措施，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器张气焰。特别是仓慈，处事公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各国胡商提供种种方便，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敦煌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的商业都会。

这样，河西走廊从张骞通西域，霍去病破匈奴开始，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经营，到魏晋初期，业已成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独特地域，它为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

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战火弥漫，干戈不息，而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9]。前后相继或交错并存的五凉政权，彼此之间虽有征战，但和中原地区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等相比，无论其规模还是造成的破坏都要小得多。相对来说，在当时的中国，河西走廊无疑是一片人间的乐土，因而“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10]。据记载，永嘉之乱时，京城士大夫就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11]。大量中原庶士的避居河西，使河西文人学士大为增加，这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和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

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早已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使本来“多士”的凉州，更加地灵人杰。[13]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自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汜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位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成为北方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圈。

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又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视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5]，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如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为股肱谋主，为其政权服务。至张骏时，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礼”[16]，选派官吏主管教育事业。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他还亲自组织了《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稍后，凉州即高僧辈出，人才济济。 　　南凉秃发氏，最初致力于征战拓土，奖用武士，不大重视教育事业。后采纳史暠“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建议，积极办学，“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7]。至傉檀时，又延纳后凉、后秦文士为己所用，使境内尊师重教之风依然兴盛。当后秦姚兴欲吞灭南凉，遣其尚书韦宗窥其虚实时，韦宗仅以“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回报[18]，足见南凉兴学之举，影响已传诸境外。

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19]，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并积极兴办教育，于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就学[20]，他本人亦于从政之暇，训戒诸子，潜心向学，并亲自修补破损的书籍，在文化事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刘昞一生著述颇丰，就与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21]。沮渠蒙逊及其继承者对儒家文化和佛教的保护提倡更是史不绝书。

于是，河西地区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学术成就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代表性人物。如郭瑀、刘昞、索靖、索敞、索袭、索紞、索绥、张穆、张斌、张湛、祁嘉、宋繇、宋纤、汜腾、阚骃等。他们不但自己勤奋好学，纷纷著书立说，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以其多样的学术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为河西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标示着当时河西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年游学受业于张掖郭荷，尽得其传。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郭荷去世后，他守孝三年，然后隐居于临松薤谷（今张掖马蹄寺景区），从事于撰著和教学，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受业学生多达千余人，名噪于时。张天锡派人具书持节，前去征召，他指着飞翔于天际的大雁说：“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使者拘系了他的弟子，郭瑀感叹说：“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后仍归隐于南山。前秦时，苻坚又派人去征聘他，正遇上他父亲去世而罢休。太守辛章派遣书生三百人前去受业。苻秦末年，王穆起兵酒泉，郭瑀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响应。王穆任用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他“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后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22]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大儒郭瑀的女婿和得意门生，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刘昞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刘昞在西凉朝任儒林祭酒、中郎、护军等职，深得西凉王李暠的重视。其得刘昞，用比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西凉为北凉沮渠氏所灭，刘昞再入于北凉，沮渠蒙逊拜其为秘书郎，掌管著书证史工作，并在西苑之中建造“陆沉观”作为学府，供其教授学生之用。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对刘昞的尊重更是有增无减，尊其为国师，并令文武百官一律听其讲学。北凉时期，还将所著的《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的刘宋。可见刘昞影响之大。在公元5世纪，北魏灭掉偏处河西的北凉政权，年近古稀的刘昞再入北魏，被拜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刘昞对于北魏政权朝政和文物制度的建立多有贡献。后于凉州患病而卒。在其卒亡之后，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23]刘昞一生著有《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略记》、《凉书》和《敦煌实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著作，各具特色；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些著作，即可见出刘昞学问之渊薮。说其为南北朝时期敦煌乃至全国的一位大儒、大学者，当是不谬的。

阚骃，字元阴，敦煌人，著名史地学家。祖父阚倞，父亲阚玖，都是当时河西的著名学者。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儒”。在沮渠蒙逊的北凉政权中，他官至秘书考课郎中。公元436年，北魏灭北凉，占据河西走廊，阚骃官拜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乐平王死后，他流落到北魏的首都平城，“家甚贫敝”，饥寒而卒。他生前曾注疏王朗的《易传》，撰《十三州志》等。《十三州志》是一部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巨著，备受学者的重视。[24]

索靖（230—303年），字幼安，敦煌人，西晋著名书法家。生于累世宦族之家，在西晋王朝曾任驸马都尉、雁门都尉、酒泉太守等职。公元303年，率秦、雍、凉三州之军讨伐司马颙的叛军，受伤身亡。被追赠为“司空”，封安乐亭侯。索靖为人有胆有识，人称其有“逸群之量”。曾与同乡人汜衷、张甝、索玠、索永同在太学学习，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他博通经史，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尤深，受到士林极高的赞誉。其书法浅浓适度，气势雄厚，古朴似汉隶，转折似今草，在我国书法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以及书法学专著《草书状》等。

祁嘉，字孔宾，酒泉人。少清贫，好学。二十多岁时，西游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后又“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他性情宽厚温和，教诲学生、传授知识从不倦怠，“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著作有《二九神经》。[25]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节高德隆，颇为人所重，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前凉敦煌太守杨宣画其像于壁以奉之，并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亦为当时之名士，备礼仪欲求见，纤则入处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退而喟然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龙耳。”遂题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室迩人遐，实劳我心。”此后张祚数遣人征聘，拒之不就，所赠财物亦皆不受。宋纤勤奋好学，年八十仍笃学不倦，所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26]

宋繇，字休业，敦煌人。婴孩时，父母先后亡，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少有宏志，随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糜不综览”。后凉吕光据凉州时，官为郎中。后奔段业，官散骑常侍。后又奔敦煌太守李暠，佐暠成霸业，历位通显。公元420年，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后，曾感慨地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遂任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考核官吏之重任。蒙逊临终时又将其子沮渠牧犍托付于宋繇，令其辅佐。牧犍以其为左丞。北魏灭北凉后，繇随牧犍到平城并卒于平城。宋繇酷爱读书，尊重知识和人才，“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在处理政务上，是非分明，秉公无私。虽官居显位，但家无余财。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27]

索绥，字士艾，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幼时家贫好学，前凉时举孝廉，后因母丧而去官。后又举秀才，为儒林祭酒。在前凉张骏时，任搜集内外大事之官。著作有《凉春秋》五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被封为平乐侯。 　　赵 ，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学家。曾任北凉太史令。著有《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在英人李约瑟所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赵 被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之一。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常常闭门读书，不交当世。精通阴阳之术，著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数十篇。

除了上述以儒学见称的文人学士外，河西文化圈还孕育出了一大批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的高僧大德。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使佛学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

其代表人物是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八岁时就出家，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晋武帝时，曾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语言和文字，并获得《贤劫》、《大哀》、《法华》等梵本佛经165部，携带东归。回敦煌后遂致力于梵文经的翻译。於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印法经》，后在敦煌又译出《道地经》及《不退转法轮经》等，并围绕译经，发展了大批僧徒，培养出不少高僧。如其第子竺法乘亦“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29]，以及竺法行、竺法首、孙伯虎、聂承远、聂道真等。每次译经，大师、弟子、劝助的信士，都组成规模不小的译经团体，如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译《修行道地经》，笔受者、劝助者及书写者近四十人。这为河西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竺法护自武帝太始二年至怀帝永嘉七年（266－313年）先后译经47年，除他后来去长安、洛阳等地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在敦煌与酒泉，他所译的《光赞般若》、《法华》、《维摩诘经》等为敦煌一带所流行。法护一生共译经210部394卷[30]，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如《法华》、《华严》、《涅槃》、《般若》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译经大师，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做出了贡献，故《高僧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十六国时期的两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昙无谶都在河西有过活动并对河西地区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鸠摩罗什（344年—413年），龟兹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学的影响，青年时改宗大乘，尔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的活动。他的弘法活动，曾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军进攻西域，次年，吕光进军龟兹，大破龟兹诸国联军，东归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到凉州。途经敦煌时，罗什所骑的白马病死，葬于沙州城内，并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传说，至今还在敦煌一带流传。为此，后人特意建塔纪念，名“白马塔”。此塔经历代维修，至今仍耸立在沙州古城东南隅[31]。白马的传说及白马塔的修建，说明罗什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确实产生过影响。罗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后，便随吕光到达凉州，建精舍，授弟子，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凉州佛教盛行一时。弘始三年（401年）后秦主姚兴亦好佛教，遂出兵凉州，从吕光手中夺得鸠摩罗什，罗什被请到长安，继续从事佛经的翻译。罗什在凉州与长安共译经74部384卷[32]，现存39部313卷。主要有《大品般若》、《法华经》、《弥陀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等禅宗经典及《十诵律》、《大智度论》、《成实论》、《马鸣传》、《龙树传》等律本、论著和传记，这些佛典成为后来中国佛学学派和宗派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的基本依据，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昙无谶，原为中印度僧人，后辗转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龟兹、鄯善（今新疆若羌）来到敦煌，在这里熟悉了汉语。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将他作为“圣人”接到姑臧主持翻译佛经。在译经过程中，有僧道数百人参加，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独有昙无谶“临机释滞，清辩若流”[33]。再加上他的文字修养很好，故其翻译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1部，即《大般涅槃经》36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大云经》4卷，《优婆塞戒》7卷，《菩萨戒优婆戒坛文》1卷。

昙无谶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他主持翻译的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其中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34]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5]

河西佛教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佛经翻译和聚徒讲经上，还表现在开窟建寺和静坐苦修方面。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遂渡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窟建寺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36]这些活动同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一样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可资考证研究的洞窟壁画及其他实物资料。

伴随着河西地区佛经翻译和开窟建寺等活动，十六国时期，一度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河西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西行求法者，不仅有河西僧人，也有中原、江南的僧人，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是从河西经敦煌到达西域的。《法显传》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西秦统治者乞伏乾归的都城，先后设在金城和苑川）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南凉）。度养楼山（今青海西宁市北、大通河南之山脉）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段业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由于凉州是北方的译经中心，中原、江南僧人也有到河西取经的，河西僧人也有东去南下，对中原、江南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如北魏太武帝灭佛，至文成帝兴佛，其领导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师贤、昙曜等大多原为北凉僧人，他们对北朝佛教禅学及戒律方面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昙曜与现存大同云岗石窟的开凿与兴盛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河西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组织实施对匈奴的反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历代统治者相继采取移民实边和屯田垦荒的正确措施，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和经营，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处中西交通孔道的优越地理位置，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已持续发展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一个地区。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中原文人学士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固有的汉晋文化得以保存、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使河西一度成为汉文化的中心；佛教东渐，河西又得近水楼台之便，沙门僧人西上东下、求法译经、开窟建寺使这里成为佛教的圣地；五凉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儒家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崇尚倡导更为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终于，河西地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儒高僧，以其卓越的文化活动创造出了光照千秋、泽被后世的文化成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

[注释]

[1]《汉书》卷96《西域传》

[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汉书》卷55《霍去病传》

[4]《汉书》卷6《武帝纪》

[5]《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张掖郡，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酒泉郡，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敦煌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计户七万一千二百七十，口二十八万二百一十一。

[6]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1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后汉书》卷33《窦融传》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晋书》卷86《张轨传》

[11]同上

[12]《资治通鉴》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

[13]参阅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晋书》卷86《张轨传》

[16]《资治通鉴》卷96

[17]《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8]《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9]《晋书》卷87《凉武昭王传》

[20]同上

[21]《魏书》卷52《刘昞传》

[22]《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

[23]《魏书》卷52《刘昞传》

[24]《魏书》卷52《阚骃传》

[25]《晋书》卷94《隐逸·祁嘉传》

[26]《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27]《魏书》卷52《宋繇传》

[28]参阅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9]梁·慧皎《高僧传》卷4《义解》

[30]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竺法护译经数目，史载不一：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为154部309卷，《开元释教录》为175部354卷，《贞元新定释教录》同《开元录》。今人吕徵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见于《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31]参阅《敦煌简史》第47页，敦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印，1990年

[32]据唐《开元释教录》

[33]梁·慧皎《高僧传》卷2《译经》

[34]释道朗《大般涅槃经序》，见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第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刘进宝.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2]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3]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4]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5]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西北史地,1987(2)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西北史研究(第一辑)(上、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8]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所.西北史研究(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9]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10]张仲.敦煌简史.敦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1990

[11]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12]张澍.续敦煌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13]释理元.酒泉佛教沿革(打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