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扑比赛有一条规矩，优胜者得由在当地举行比赛的最高行政官知事或知府颁奖。还有一条是举行相扑比赛的圆台是不许可女人上去的。多少年以来，两条规矩相安无事，偏偏前两年在大阪举行的一次比赛，它们却撞到了一起：大阪知府是个女同志，且女知府有意对优胜运动员颁发奖杯。消息一传出，日本大相扑协会哗然，坚决抵制。日本社会的一帮女权主义者也不示弱，认为时代不同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宪法上都说人人平等，圆台不让女人上去就是歧视妇女，藐视宪法。这事一度闹成了日本的“焦点访谈”，但在日本的大相扑协会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古老王国前，女知府还是得低下她那优雅如天鹅似的脖子。

日本是民主国家，可在国会议员里有很多是子承父业，就是说老爸死了，这议员空缺由儿子、女儿顶上。据有人梳理，国会议员当中，二世、三世议员竟然占了近三分之一。像田中角荣换成了他女儿田中纪子，小渊惠三换成了他女儿小渊优子，石原慎太郎则换成了他儿子石原伸晃等等。虽说他们也走了选举程序，不会空降进国会，但这些华丽家族根基深厚，势力庞大，远比一般阶层更能影响、渗透国会……

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日本所要肯定和坚守的国家传统、日本“特色”的诸多东西里，最具封闭性、保守性，因而也最具破坏性的是天皇制。

天皇制下，普天下为一个共荣共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非亲属集团。昭和时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天皇制来推行其气焰熏天的侵略计划，而绝大部分国民则依据其对天皇的绝对信仰，表现出惊人的接受侵略战争的意识，在日本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甚至在原子弹已经爆炸在列岛上空，整个国家的命运陷于绝境之时，对于是否投降，许多人的心理依据然是天皇的一纸诏书。直至战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稳定局势，安定国民，也不得不以新宪法的形式，肯定天皇在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保持象征性的天皇制。

由此可以看出，天皇制问题，既是日本有富士山之重的政治问题，也是十指连心的文化问题。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未能保持住开始向西方世界学习的那一片不无天真、不无浪漫的执著的劲头，相反，竟走向了祸及亚洲最后殃及自身存亡的一场战争浩劫，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传统亦是重要的原因。

在天皇制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人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反而使自我与个性受到极大的扭曲乃至丧失。可以说，这一封建性的传统的主体，成为日本昭和历史悲剧的文化根源，并导致日本现代化走上了岐路。

彼岸的开放最终是畸形的。

此岸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高唱入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放呢？似乎也是畸形的。

打洋务运动起，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并不是开放不够，外国有什么东西没有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呢？特别是当今，在纽约、巴黎、香港这些人气如虹的国际大都会里，有什么玩意在此炫目了一两个星期以后，不会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广场，十七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二十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如今遍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常常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有些广场只是一个摆设，准确地说，它不是给市民休闲提供的，而是给官员们或官员们将要陪同而来的更大的官员们准备的，站在市府的主楼上看下去，他们的心情大抵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宫的窗户里看到花园里最好的景致一样。有专家评论说，“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便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唐诗宋词里水灵灵、烟蔼蔼的乡村田园，也正在失传。有一年中国小说学会在浙江某县搞活动，从机场到县城200里公路附近的村庄景象令该会会长冯骥才先生触目惊心：在青山绿水之间，矗立的全部都是水泥楼房，外立面无一不贴着白色瓷砖，想看到原来的青砖灰瓦白墙，简直是一个奇迹。当时他产生的一个强烈念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将它们的社区叫作颐和园、豫园、五羊城？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却千篇一律地充斥着“罗马花园”、“威尼斯花园”、“巴黎的春天”？为什么本来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农村建筑都要盖水泥房，甚至盖简易危房？他觉得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不但盲目崇拜，还有一种不自觉的灵魂下跪。

在日本的感觉恰恰与此相反。奈良和京都，是日本的两大古都，奈良做了79年的首都，公元794年，皇室搬到京都，一气住了一千余年。在这两个城市有不少古迹，仅京都的寺庙、神社、神宫就有一千余所。历届政府从来认为，它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失去了它们，京都就会慢慢失去记忆，乃至终于不再是京都。奈良、京都一直坚持少建高楼，少拆民居，如果市民生活困难或有其他原因需拆迁住房，可到政府有关部门陈情，由政府帮助解决。无论是奈良的现存完全用木料建成、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东大寺，还是在京都德川家族数百年前的旧行宫，无不保留完好，建筑里里外外包括外墙上，居然一尘不染，用手摸不到星点灰尘。我还惊讶于在我到过的寺院、神社，连高阔的檐下梁间，也用一片片细细的丝网蒙住，以免鸟雀飞进污渍……在日本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个与国人心目中总是充满着暴戾、骄横之气的截然不同的日本，那便是对天地、对山水、对历史的一颗敬畏之心。

在日本，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的魅力不在于大兴土木与无休止地追赶，相反地在于精心地保留历史，以及生活拥有黎明时果园般的宁静。

中西文化——后者既包括几十年前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苏维埃文化，也包括时下的从麦当劳、MBA到好莱坞的西方商业文化，两者间在中华大地上一次次激烈碰撞，中国文化被冲击得趔趔趄趄，踉踉跄跄，她曾经有过的坦荡心灵早已坠落，诸如天人合一，阴阳谐和，厚德载物，庄敬自强……而代之以沙尘暴一样弥漫、粗砺的精神空间。

有儒家吗？儒学的核心是“仁”，是仁爱、仁恕、仁道，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时下人们看到的情况却常常与之相反，冷漠已成了一种蔓延社会各个角落的“禽流感”：冷漠商家，冷漠企业，冷漠衙门，冷漠医院，冷漠大夫，冷漠老板，冷漠官员，冷漠邻里，冷漠路人，冷漠媒体，冷漠词汇……

有道家吗？“去留无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这般的旷达超然心境，在翻涌着心计、韬晦、急功近利得恨不能早上破土晚上就能分钱的欲望之河前，多已成了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记忆……

有佛教吗？如果在求神拜佛、避凶呈祥外，真还有着教义上的深入人心，那个小个子的雷锋便不会总随春天而来，又随春天而去。

即使传统文化已所剩无几或是变成了面目全非的赝品，但还应该有理想。

说起理想，我想起了乡贤方志敏——这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被主义敌对的营垒投进大牢，仍对祖国怀着一腔赤忱，居然像初恋时写情书那样，情愫缱绻地写下了不朽的《可爱的中国》。他身披破烂的大衣，拖着锒铛的铁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寒酸与颓气，脸上洋溢着天使一般的圣洁光辉……

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

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刺激的粉腿肉体，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也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遂，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大凡不涉及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亦可以引进，但尤其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地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4  两岸的皇帝们

与西方民族比起来，中日两个民族都缺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

现代日本人出生时去神社、神宫求神问卜，结婚时去教堂，死亡时却行佛教诵经仪式，他们只是接受外来宗教的仪式，在内心还是受本国传统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里，真正有宗教信仰者极少，多是临时抱佛脚。所谓“临时”，一是人生有难，二是命运有坎，倘若他们四肢强健，财运官运亨通，他们是少有到寺庙里进香添火的，即使有人去了，也多是去还愿。中国人与宗教的关系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神。

宗教在大洋两岸的命运也都饱经磨难，乃至九死一生。

在中国发生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打压儒学；唐朝后期武宗皇帝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以限制佛教的发展；清初极为残酷的禁教运动，清末波及各地的反教会案；“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同一切宗教信仰和传统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等。

在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初也发生过天皇下令把佛像扔到河里、烧毁供佛殿堂的事。幕府时期强行禁止基督教，对基督教徒实行镇压和迫害。1597年，按丰村秀吉之命，6名外国传教士及20名日本人信徒，其中有若干名儿童，在长崎遭处决。1622年，幕府扣留一外来船只，将船上的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以火刑处死，12名船员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崎集体屠杀外国传教士、日本信徒及遭此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等共55名，该事件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大殉教”。即使是在开放了的明治维新以后，也一度实行“废佛（教）毁释（迦）”政策，列岛许多地方出现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勒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的野蛮行径。

缺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并非说没有宗教或类似宗教感情的宣泄。以非常激烈的方式排斥一种思想和信仰，正是为着树立另一种思想和信仰。二十世纪里，中日两个民族，有很长一段岁月对某个活着的统治者或某一思想表现出的宗教般狂热，都曾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严重不安。

1966年12月25日，教皇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将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将其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肯定其地位继承“万世永继”。与此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国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这一貌似君主立宪制民主的表象，当时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英国取消了自“黑船”打开日本国门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随之纷纷效法。在西方人眼里，天皇不过是一具伊丽莎白女皇式的华贵偶像，而偶像不可能对现实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羁绊。

1893年颁布的出版法，禁止一切诋毁批判天皇的言论。1898年、1900年的内务省法令，以及随后出台的新闻法对出版物和报纸进行了限制。报纸须按照统一格式报道天皇及皇室，并使用专门的敬语，天皇照片的使用则要服从相关的公安法规。

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所谓皇帝的诏书、敕语，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文，很快就会忘在一边。但在此后的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诏书或敕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它们，先必须按要求戴上白手套。万一发生地震、火灾，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拿，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这些纸卷儿。有的校长因紧张在宣读中发生口误，或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事后多次发生以自杀方式来谢罪的事件。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无论身处本州、九州，还是远在北海道，每天早晨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六十秒，再向天皇的御照躬身行礼。

在每天都有的修身课上，孩子们首先齐诵：“神的子孙天皇陛下，我们7000万国民将天皇陛下作为神而敬仰，作为神而爱慕，为而天皇效力”。

修身课结束前，老师几乎每次都要问男学生：“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声音齐声回答：“为天皇而死！”

明治天皇常常给人一种进步的、“西洋化”的君主形象，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可能还是日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与此差得很远。非公开场合，他表现出“反西方”倾向，日本由明治初期的全面欧化一转为中期的保守性退缩，肯定与他不无关系。而且，他趋于放纵，过度肥胖，总是花很多时间来满足他那惊人的胃口。据说，他染上的许多疾病都与他饮食过量有关，特别是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健康。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时代开始。明治弃世时，已经有好几个孙子，长孙即是11岁的裕仁。

4岁到8岁这段时期，为了让裕仁和他的弟弟们熟悉军事领域和战争，他们常常被带去观看军队的阅兵式，参观展示着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兵器的陈列室，还被领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在皇宫大院西南角的一个木造建筑物里，裕仁还随祖父、父亲参加皇宫里那些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由这些仪式里，少年的他，逐渐有了对自己源于神的高贵血统的信仰，以及对日本和这片国土神圣性质的信仰。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十三、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员宾客入座，与此同时仪仗兵就位。然后，身着白丝绸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宫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进入以三座木建筑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处的房间里，摆着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认为代表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灵。天皇裹着被子卷曲身子躺在床上，便与天照大神的神灵结合在一起了，这象征着与祖先神性的“结婚”。之后，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灵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现人神”的过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期间，宫内省向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下赐”新天皇和皇后的标准像。像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带勋章，皇后站在他身边，身穿西式长礼服，腰系装饰带。这意味着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

昭和统治前20年里，天皇有过几次出巡。对于内务省和地方官员来说，他的巡视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准备，排练时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裕仁要走的地方铺上了红地毯，车队要经过的道路进行了清扫和装饰，他乘坐的轿车，有轨电车和皇室列车，乃至他抵达的车站，都要进行彻底地消毒，必须做到无菌化。有时，他经过的路线的铁轨，人们都要去擦得锃亮。他徒步巡视时，路两边的国民得长跪而坐，规定所有人不准抬头，目光必须向下，但人们努力向上的余光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曾经发生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的事件，从1936年以后，警察对于任何未经允许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侵华战争一开始，必须在国民面前定义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问题。作为活着的神的裕仁，轻易地为这个动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按照官方神学和陆军省的阐释：作为神国的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与西方列强则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因此，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也是绝对公正的，丝毫不等同于侵略战争。日本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即使被迫使用“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即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关照下，这是被占领国民众的幸事，当然，对于那些不理解为幸事而硬要作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在满州，在中国，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它表现着以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日后人们发现，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拖得越久，日本政府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

这场战争中，出征前每个士兵都会喝上一口酒，这酒被军部强调是一种“皇恩”。军部还经常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送到各个战区。过天长节时，将领们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每当天皇有“军人敕谕”下达，将领便和官兵一起早晚奉诵“圣旨”，喊到直至沙哑的声音在异国的土地上回荡。袭击珍珠港的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自当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一些岛屿而全部“玉碎”，也被视作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战争中，裕仁自己在做什么呢？

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

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线部队从来没有权力可以自由使用这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甚至方面军司令部也没有权力使用毒气。只有在要求和接到大本营陆军部明确授权后才能使用毒气，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指令”。

1938年8月至10月下旬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在对最南部的广东的进攻中，又授权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使用催泪弹和毒气两种化学武器。1939年3月，大本营批准冈村宁次中将使用超过1.5万筒毒气的权力，这是在中国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战。冈村在为他的要求辩解时说，需要毒气筒来恢复部队的荣誉，并给他们“一次胜利的感觉”。4月11日，天皇批准了由参谋总长发布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地区陆军和内蒙古驻军进一步使用毒气。

……尽管没有文件资料表明裕仁与细菌和化学武器有直接关系，但是，天皇必须对野蛮的中国战争中另一种残暴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那就是对重庆及其他城市的战略性轰炸。这些轰炸与其他地面进攻分头进行，轰炸中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

除了对中国城市的战略性轰炸外，裕仁还了解并同意了在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这些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死亡和苦难在规模上与完全无计划的南京大屠杀不可比拟，远远地超过了它……1938年末，华北地区陆军开始对河北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实施了他们自己设定的第一次毁灭战。这些作战以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为目标。之后4年里，他们持续实施了这种作战，并且规模逐渐扩大，更加有组织、有系统，范围也更加广泛。最后，这种作战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用日语来表现，叫做“三光作战”。裕仁在很清楚华北平定问题的性质的基础上，1938年12月2日，签发了实施无人区作战政策的第241号大陆命令，导致了毁灭战役的进行。

……关于三光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的伤亡，日本方面没有任何统计。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姬田光义最近的估计，“240万以上”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

——（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在战后关于裕仁的大量描述里，他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他有一堆西方式的爱好，吃英式早餐，除了一些重大的仪式性场合，总穿西服。他爱打网球，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还坚守一夫一妻的西方婚姻方式。妻子良子前面几个为他生出来的都是女儿，而在日本，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大臣和顾问们急了，一次次劝说他亡羊补牢——东宫西宫，广种薄收，直到某一个皇妃生下一个带把的为止，中国和日本的皇帝过去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为所动，他的忠贞最终得到了回报，1933年，良子生下了一个带把的，即现在仍在位的明仁天皇。

裕仁似乎对那些精于权力游戏的大臣、顾问有些厌烦，对总是气壮如牛的好战的将军们更是头痛。他躲避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和实验室里，他热衷于海洋生物的研究，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得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进步。他透过金丝眼镜的目光里，常常流露出忧郁之色，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

总之，裕仁是一个开明、温顺、热爱生活与和平，却又对制止战争无能为力的人。据说，他曾私下对心腹说过，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现在摆在世人面前的，却有另一种确切的解读。

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从1991年起，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传记奖之桂冠。评选委员会写出的评语是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示作用。”

《洛杉矶时报》的有关评论则说得更直接，“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

经过查阅过去裕仁身边人员的日记、回忆录，还有大量已浮出水面的昔日机密文件，赫伯特•比克斯结论是——

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

因此，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

战争临近结束和结束后一段时间，裕仁似乎要走下神坛了。

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动用了334架B—29轰炸机，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第一次烧夷弹夜间空袭。首都约40%的地方变为废墟，估计烧死了8—10万人，风暴般的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

9天后的18日，天皇在御医和侍从武官的陪同下，乘车视察了满目疮痍的首都。一位叫吉桥戒三的侍从武官特别注意到，车窗外，到处是在废墟中挖掘什么的受灾者，他们的脸上都是一样的毫无表情。虽说没有像战前巡幸那样事先公告，但看到三四辆带有皇家菊花纹章的红色汽车经过，国民们应该知道是天皇在巡幸，他们却罕见地一律没有鞠躬。吉桥在心里想，他们这是在无声地表达某种怨恨呢，还是因为失去了亲人、烧毁了家财，而处于一种麻木的虚脱状态？

日本人首次听到“仙鹤之声”，是在同年8月15日。

这天，裕仁亲自宣读的投降诏书。在这之前，他的那些对外发布的文字，都是由几位声音铿锵、激越的播音员播出的。

虽然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战争状况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面对世界的总趋势已经转向反对它的利益。此外，敌人已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炸弹，它的破坏力确实是无法估计的，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到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命令接受盟国联合宣言的条款……

我国今后将遭受的艰难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们——我们的百姓心灵深处的感受。然而，按照时势和命运的支配，我们已经决定为未来的世世代代铺设一条伟大的和平道路，我们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让我们整个民族继续像一个家族一样代代相传……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当时还是一个山村的少年。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日本投降那天，当他和小伙伴们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时，虽不懂诏书的内容，却隐隐感到一种奇妙的不安，可大伙竟大不敬地笑了起来，而后便是沉默，彼此不再出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标准像之外的裕仁，是在同年9月29日。

这天日本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与裕仁的合影。在这张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里，后者戴着眼镜，身着正装礼服和条纹裤，领带笔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立正般地站着。而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身着敞着领口的军制服，没扎领带也没戴勋章，一双手插在后腰上。两个人都向前望着镜头。这年裕仁45岁，麦帅有50好几。与麦帅比起来，裕仁更显得是个小个子。再加上有几分拘谨与恭顺，他的模样颇为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战败国家的形象；而麦克阿瑟，则随意得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充分表现了来自征服者的信心。

其实，征服者的信心是不足的。

1945年10月，在麦帅的参谋班子所提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列举了保护天皇的必要理由：

“为了保证和平占领和复兴日本、防止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有必要对所有在欺骗、威吓和胁迫下做出的宣战决定，以及随后发生的有关天皇立场的事实加以整理。”

“如果这些事实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辩，那么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控告和起诉。”

随后，麦克阿瑟在发给白宫的一封电报的结尾处，预言了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可怕后果：

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

本来裕仁就要走下神坛了——

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走路时右肩不停地抖动，右腿稍微向外撇，脸上总显得有些紧张，似乎能掌控一个神国的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金粉已开始簌簌地掉下来，一个肉身的人就要显现，但他一下又被请了回去。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比战前更为庞大，每次出行也更加精心策划、耗资巨大。无论走到哪里，一度被盟军禁止的太阳旗几乎遮天敝日，它们飘扬在房顶上，或是在数千名高呼着万岁的欢迎者手中挥舞。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服装的裕仁，常常摘下帽子，微笑着向人群致意，人群顿时为之疯狂，许多人动情哭泣，或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仿佛经神性之光一触，许多人的眼睛像阴晴之间的雨点一样闪闪放亮。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以身体架起一道道围墙，没有人能触摸到天皇，但是他们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会以为那场“圣战”不是输了，而是赢了，此刻全列岛正为它的胜利而举行壮丽凯旋；而了解情况的人，大概会在这片热烈的景象中听到一番告之以世界的潜台词，即“日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日本人仍然拥有天皇，这是我们的骄傲。”

或者说，这是以天皇的巡幸无声地对抗正在远东军事法庭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民政局的盟军官员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巡幸。他的第一份报告就记录了该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

他还写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总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开了两只眼。

1948年1月12日，其下属的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盟军最高司令部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不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参见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盟军最高司令部被撤销，占领结束了。成千上万的美军开始回国。

仅仅一个多月后，即在6月，裕仁就参拜了伊势神宫，7月参拜了明治神宫。8月，对战殁者进行了表彰，10月6日，恢复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真可谓大气长舒，一气呵成。自此直至1975年，裕仁共八次参拜靖国神社。

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对此评论道：就好像既没有发生过占领，也没有发生过改革一样。裕仁完全漠视了靖国神社因为起到向战争注入宗教激情的作用而被从国家系统中废黜的事实。

最有意思的是，在对那场侵略战争历史的清理中，那些曾主张侵略并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人，把他们的军国主义观念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

同时，极少数反对那场战争的人或厌战者，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

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站出来谴责天皇，包括那些被俘后愿意和盟军合作的人在内。据说，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堆积如山的审讯战俘口供中，只有区区三份委婉地表示对天皇的不满，其中有一份是：“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个傀儡。”

如同中国的“文革”中，保守派与造反派都在同一面旗帜下“誓死捍卫”；

也如同“文革”以后那个庞大的身影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经久不散；

对所有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天皇超越一切。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

……

1989年1月7日清晨6时33分，在国民111天以来陷入的长时间悲痛情绪之中，在皇族成员的守候下，早就染上了某种肠道疾病的裕仁，终于回天乏术，魂归大行，他活了远比一般人多的86岁。

时任首相的竹下登发表了官方悼词。他宣称在裕仁任天皇的62年动荡的岁月里，裕仁“一心祈求世界和平和国民幸福，日日实践躬行”；“在那场违背他意愿爆发的大战中，他不忍见国民为战祸所苦痛下决心，奋不顾身作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

昭和时代远去了，日本人对于天皇制的绝对崇拜却没有远去，至今仍是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坚硬的基础。

其实，中国人当年对现代迷信的狂热就一定过去了吗？

在今日的一些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大量恍若隔世却强硬如弩的文字——

有人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反对了，当时的那批知识分子不划成右派，中国就没有右派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文革”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中国早就像前苏联一样被“和平演变”，今天也就红旗落地、分崩离析了；

又有人说：这二十多年来，许多出版物里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负面的描述大多被夸大，充满了情绪化，这批中年以上的作者里很多人不可信……

如果说，因为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剧烈转型，社会深层矛盾日益凸现，有些弱势阶层、弱势群体的人们感到迷茫、失落，因而有些怀念起当年那个亿万人民共吃一口大锅饭的“美好时光”，这多少还让人同情、理解，并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倾听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声音，加快制定、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与和谐的发展；但以上这些暗藏玄机的文字，似乎有要逼近那个陈年纲领的意味——即当今的中国仍必须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便让我心惊肉跳了，而且我相信也会有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不寒而慄！

值得深思的还有，在消费主义与新八卦翻江倒海的网上，有兴趣去坚韧地发布这一类文字，作者决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不“随波逐流”，而“忧国忧民”，他们在事业上大概至少有14K金的品相，可能其中不少人，这十几年里还去过西方。他们在充分享受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好处后，却对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将要吞噬红色中国的前景忧心如焚！

他们必定年轻，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的太阳。除了没有与这个饱经苦难与忧患的国家一起经历负重、跋涉的历史，今天他们几乎什么都拥有了。我不免想，当我们这代被称为“老三届”的老家伙也曲终人散了，他们将会怎样诠释二十世纪的中国，又将怎样去为国家效力？如是想去，真有点不胜唏嘘……

不仅仅是现代迷信，许多中国人在心头对皇权也有一份驱之不去的迷醉。但与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有所不同，它的内涵要分析起来，还比较复杂。

至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如近些年一样，如此集中、大规模地让中国历代皇帝从尘封的典籍与阴沉的陵穴中走出来：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明太祖，尤其是对清朝皇帝，其宏大与精心，有条不紊，扎实推进，仿佛要在中国文化史上架构一个最值得骄傲、最具有纪元意义的影视工程！

1999年元月推出《雍正王朝》（40集）；2000年年底推出从侧面歌颂康熙皇帝的《一代廉吏于成龙》（19集）；2001年12月推出为康熙皇帝全面树碑立传的《康熙王朝》（46集）；2002年元月推出为乾隆皇帝评功摆好的《天下粮仓》（25集）。2003年又推出近60集的《乾隆王朝》。

用杂文家章明先生的话来说，此情此景，可谓“康雍乾祖孙三代大闹新中国”。

中央台播，地方台也播。黄金时间播，非黄金时间也播。电视上有，音像店里也有。编剧编得海阔天空，导演导得大江东去，演员演得如痴如醉，诚如《康熙王朝》的主题歌里唱道：“真想再活五百年！”而亿万观众也在一片黄袍如风、翎带如雨中，还有飞蝗般密集的“皇阿玛”、“主子”、“老祖宗”、“奴才”的彼此称谓里，目不暇接，神魂颠倒，乐此不疲……

其实，清朝的皇帝离当代的中国人并不算太远，关于他们的“文治武功”，无须花太多的精力，便可以查到——

这个王朝的序幕，便是从暴戾开始的。其肃杀与凛冽，远甚于入侵者在马背上带过来的北方严寒。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这才初步平定中国。其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三分之二。满清统治者下令汉人剃头修辫子，改装易服。所经之处，无不张贴：“今有不剃发易服者，非我朝子民，一律格杀勿论。”对此，顾炎武说这是“亡天下”，是“兽食人”；王夫之则说，对于满清侵略者极其帮凶，“杀之不谓不仁，夺之不谓不义，诱之不谓不信……”

于是，在剃头与反剃头、占领与反占领之间，便有了明末清初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大凡清军经过之地，可谓“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在一些学者和文人们的眼里，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他们的解读与描述下，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其中，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真实的情况则是，康雍乾三朝在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小修小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只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虽然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以提高官员队伍的道德水准；雍正则“两手抓”，一手是“养廉银”的设计，另一只手是严刑酷法，期待以此保证朝廷政风的廉洁与勤政；但因为视之为祖传衣钵的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迟迟不动，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而本可引入人才活水的科举制度，到了康乾时代，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这使得康熙、雍正的以上措施，在当时没有收到多少积极的效果，相反还失去了这个政治制度自我疗救的最后机会。

在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贪官严嵩的数十倍；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得皇帝器重的重吏大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赃银之巨大，赃物之奢华，可谓空前绝后。腐败必然导致灭亡，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其原因看起来是西方有着坚船利炮，可实际上清朝这一积弊丛生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内囊。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

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勾沉。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整个清朝，可称为不朽之作的仅《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前书有传说作者还是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不过批阅成书而已。

而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那个不但令日本人痴迷、也让许多知识分子神往的时代里，生长出了迄今为止中国诗穹上最伟大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更涌现出一大批璀璨的群星：王勃，陈子昂，贺知章，骆宾王，王维，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王昌龄，岑参……由此，创造出华夏文明举世瞩目的一大顶峰——云蒸霞蔚、流光夺目的唐诗。

统治者是否自信、从容，对待思想的生产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知识分子是否开明、宽容，有着潜意识里的敬畏之心，可能是唐、清两朝“盛世”的根本不同。

面对列强环伺的天下大势，清朝皇帝们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到了咸丰时代，朝廷宁可放弃海关税收，也不要西方各国公使入住北京。这也根本不同于海纳百川、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一旦西方人破门而入，清军的火器不管用了，龚自珍献给林则徐的所谓秘密武器，仍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而慈禧还一度寄希望于义和团的巫术和一桶桶泼过去的猪血、狗血，能够打败洋人……

闭关锁国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进程，中国成了自己成语“井底之蛙”的最生动的注脚。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看了三个月，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拥有的仅仅是庞大的外表”，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获得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果不其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此后一百余年丧权辱国的苦难渊薮。

如果硬要痴人说梦，一相情愿，说康雍乾三朝可以和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比肩并论，那麽这个“太平盛世”，只是病入膏肓、瘦骨嶙峋的皇权专制社会最后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在弦歌不缀、水袖翻飞之下——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矛盾，火山灰一样黑压压地堆积，最终导致了乾隆末期山崩河决般的大溃败。有学者认定，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决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未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

倘若仅仅是如《还珠格格》《乾隆下江南》一样的戏说，不过是给小资们做了消食醒酒的话梅，给底层大众做了卸下白日打拼疲乏的精神按摩，这也算是一种功德。但以上那些不计工本、出笼周详的鸿篇巨制，显然不是为着给人民消遣的。

那为着什么呢？

为着充分满足中国老百姓集体无意识里千百年来都难以磨灭的“明君”、“青天”、“圣人”情结？

为着在早已以谋略之国著称的一个国度，在官场上，有更厚黑的谋略可资揣摩，有更多的潜规则可供操作？

或者，因为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某些人如此热衷为“康乾盛世”摇旗呐喊，莫不是关于当代，他们有什么惊世之言要说？

不管其内涵有什么，有多深，我敢肯定的是如何评判早已覆灭的皇权，这成了看待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演进的一只晴雨表。

5  警觉“扩张”，立足“缩小”

在日本的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扩张。

一次是丰臣秀吉时期，虽然已敲定姐姐的儿子出任管理中国的总督，并打算安排天皇去巡幸，但这次不仅没能打到北京，甚至连鸭绿江也没有过。

第二次便是上世纪上半叶了，这回似乎时来运转，1942—1943年，是日本版图上最“繁荣昌盛”的年代——

从二十世纪初到1931年期间，日本人攫取了朝鲜、中国东北，以及中国的台湾、琉球群岛、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页群岛。作为“一战”中协约国的战胜国之一，日本还得到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些群岛在“一战”前被德国所占领。

从1937年开始，日本又占领了中国华北和大陆沿海从上海到海南岛的主要海港。1941年7月，日本从摇摇欲坠的法国维希政权手中抢走了印度支那。此后，希特勒在欧洲闪电战的成功，像烈性酒一样刺激着日本人，他们先是摧毁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接下来一一征服菲律宾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婆罗洲、泰国、缅甸、马来亚、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人就占领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者统治的大片土地，而这曾经是后者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弄到手的。东南亚地区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整整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沦陷在了日本人的铁蹄之下，有超过1.5亿的新增人口成为了裕仁天皇的子民。此外,超过50万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将近15万的军事俘虏落入了日本人手里。

如此辽阔的战线上——在中国华北平原，日军的卡车行驶在不是泥泞不堪就是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在缅甸，日军士兵骑在大象身上渡过湍急的、布满石头的河流；在千页群岛，在皑皑白雪的海岸线上行进，得靠雪橇运输物资……除了枪林弹雨，日军还遭遇到各具地域特色的危险：巴丹半岛的竹枪陷阱，婆罗洲的猎人头族，还有在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的带有疟疾的蚊子，吸血的水蛭，以及像牛头犬一样常常咬人的红蚂蚁。

为了缓和本土的人力紧张，仅在中国被日军强征的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其中在所谓的“满洲国”里被虐待致死的就有200多万人。为了解决国内粮食、棉花原料短缺，日军强迫菲律宾农民在田地里种植水稻、棉花，这些土地以前都是上等的甘蔗田。在缅甸，日本人用伪造的印度卢比支付征收物资所需要的款项。在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则干脆用枪杆子写下一堆一文不值的白条……

半个西太平洋地区都尽在彀中，做惯了岛国人的日本人第一次有了帝国的感觉。

可仅仅一年多后，这个庞大的浮游在海面上的帝国，便像花季短暂的樱花一样凋落了，给日本人的心灵刻下至今也难以愈合的创痛……

两次扩张，一次是在冷兵器时代，一次是在热兵器时代。

丰臣秀吉最终败于文禄•庆长之役，而“二战”中的日本，终因发生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惨景而告投降。

失败的原因却是一样的，除了非人道非天道之外，两者都有根本判断的失误，对辽阔空间的浑然无知。

与此相反，日本人若不扩张自己，折射出的不是其文化的狂暴、阴鸷的一面，而是回到“缩小”的审美情结上来，他们在弹丸之地多知根知底，游刃有余，就有了源远流长且总在推陈出新的盆景艺术、庭园艺术、插花艺术，还有俳句，茶道，玩赏人偶……它们常常表现了日本文化优雅、纯净的另一面。

在发展经济上，“缩小”更是日本许多产品得以克敌制胜、征服世界的杀手锏。

在德国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紧接着，1950年1月，索尼公司也推出了亚洲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但因为价格昂贵，当时约合16万日元，体形笨重，约有45公斤，抱在手里，相当于抱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除了向一些公司、学校推销，个人客户基本没有着落。当时索尼的会长是盛田昭夫，他下令必须压低成本，并且实现产品的小型化。技术骨干集中到一起，一次次攻关，不久便研制出体积像手提箱一样大小、价格却降低了二分之一的新型微型录音机。以后，又陆续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随身听和最轻的耳机，随身听还带有立体声装置。

世界上最早生产家用电视、收录机的企业不在日本，而是德国的飞利浦公司。但是，使其变得小型化的，也是索尼公司，和日本的另一家V—公司。日后，索尼公司还开发出了录像机、影碟机等，后者更是能把一部2 小时的电影压缩进一片巴掌大的光盘。像索尼公司这样在“缩小”上下工夫争市场的企业，在日本可谓多如牛毛。另一个例子是，1963年，夏普公司就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袖珍计算器。美国人的追求是发明计算机，只要这家伙运算速度快，不去计较它有多大的体积；而日本人的追求却是如何把计算机缩小后作为私人物品搬入家中，且能随身携带，就像他们决心要把山水田园精心搬到自家庭院里、案头茶几上一样……

事实证明了盛田昭夫的卓识远见，大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竞争，都在向家庭化、实用化、小型化发展。唯有在力求大容量、也不必随身携带的冰箱的生产领域中，日本没有拔到头筹外，美国和欧洲在家电产品市场上统统败于日本的这一“缩小”化。

韩国著名学者李御宁曾说——

回顾一下日本史就会发现，“缩小”意识发达时期，社会一般都较为繁荣，可成功之后不久，往往又像秀吉一样开始向往扩张，转为“扩大”意识。如此一来，就突然变成非日本人，日本讲究细致的传统就遭到破坏，就开始丧失判断力，美的感性意识也变成一种带有残忍性的行为。（《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李御宁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思之良久。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仅就一种文化积淀，或者称作一个思维特征而言，“缩小”和与之相对应的“扩张”，至少在新中国以来，似乎同样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兴衰。

中国人是很喜欢往大里说、也总望大处瞧的——

大中华。大生产。大镇压。大清算。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赶英超美。“赶上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大比武。大革命。大串联。大批判。大斗私心一闪念。大分化。大改组。大震荡。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红太阳光芒照遍全球”……

这些年则有大思路，大举措，大发展，大工程，跨世纪工程，造福千秋万代工程。学校不是中国的哈佛，就是中国的剑桥。新区不是某地的浦东，就是某地的外滩。塔高或楼高不是国内第一，就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城市定位不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要以前者为目标。一个不久前的例子是，在山西临汾，投资五千万人民币，前后修了三年，建了一座名为“中国华门”的建筑，高130多米，高出巴黎凯旋门0.14米，号称“世界第一门”。据说，建此门将会大大促进当地的旅游事业。

“扩张”时往往充满着热情与豪情。“扩张”成了吹破的气球了，却绝少有团体或个人为此承担实在的责任。

不“扩张”是立场、态度问题，“扩张”错了是经验、方式问题。

屡屡“扩张”者，容易升官晋级，屡屡抵制“扩张”者，可能被怀疑、批判乃至最终自己被“扩张”到“敌人”中去，彭德怀就是一例。

“扩张”对许多人官员说，是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是避险求安的不二法门。

每一次举国政治、经济上的“扩张”，在过去就是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黄钟毁弃，瓦釜高鸣，真话近绝，假话风行，民族大伤一回元气，百姓必遭一回折腾；近些年里，那便是“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烂尾楼工程”。今年1月31日，“全国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特别斥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会上透露，全国拖欠的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

“扩张”起来总是雷霆万钧，天网恢恢，而“缩小”起来，却如病去抽丝，千辛万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的大转折意义，就在于它是为一个“扩张”得中国人几乎喘不过气的年代“缩小”。但总归是“扩张”者有如过眼云烟，“缩小”者必然青史留名，彭德怀如是，胡耀邦如是。

本届政府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即在于以人为本，贴近底层，务实求真。并且，以此去“缩小”包括某些官员某些富人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所“扩张”起来的一个充盈虚骄之气的中国。

这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亿万富翁群，这些富翁崛起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

但与财富一起增长，甚至比其增长得更快的，有可能是不公、不仁、不信、不义；而且，近几年来，仅就媒体所披露的大量如刘涌、周正谊、“中原黑老大”宋留根一类案件来看，与众多富翁一起崛起，甚至比其崛起得更为迅猛的，则已经是污秽、垃圾、黑社会与流氓。

在一个充盈虚骄之气的中国里，一些官员们追逐的只是不管山河如何破碎、天空如何污染的GDP的快速增长，以及推倒传统、放逐自然，用金属、水泥和玻璃幕墙堆砌起来的现代化。此外，还有他们总像辞退不了红包一样辞谢不了的好日子——衣香鬓影，香车宝马，飞澳门豪赌，去加州冲浪……

其实，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在《礼运》篇里曾经憧憬的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一千余后的当今，仍是亿万中国人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目标。仅以“幼有所长”而言，至今仍有大量农民、工人的儿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力，失学儿童被推给了民间的“希望工程”，而写在法律上已近二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事实上成了一张神圣的空头支票。世界各国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早已超过５%，中国的教育经费总额却从未达到过３%，在2004年世界上120个国家的排序中仍位於第96名。

虽任重道远，但令人有望的是，2003年以来，一个“扩张”的中国正渐渐跌入神话，而此后一个“缩小”的中国渐让老百姓可感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