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到今年整一百五十周年。在这一百五十年中，前一百一十年是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不断觉醒，不屈不挠地反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和统治，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中国人民部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进入了一个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的历史时期。

纪念鸦片战争，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和汲取。本文仅就向西方学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谈一些想法。

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地暴露了以满清皇朝为代表的封建中华帝国的腐朽没落。那时人们认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因此，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他们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称之为新学，看作是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对立的，并且相信这些新学可以救中国。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于是，人们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严重社会矛盾。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却给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带来了新曙光。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上参看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是历史的选择，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在这个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向西方学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学习西方国家的富国强民之道是无可非议的。但也无可讳言，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那种彻底蔑弃民族传统文化，盲目崇拜和全般照搬西方文化的倾向则是由来已久，而且始终在社会上影响不绝，有时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其中也包括着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盲目照搬，而它曾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这更是人所共知的历史。

公开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并由此而引起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争论，那是三十年代的事（1）。而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在社会上广为流播了。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完全抵制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或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是没有市场的。它讲不出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理论，因此在三十年代时人们就认为，不必枉费时间来与他们辩驳了，（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但是，全盘西化论就不一样了，直至今日也还有着广泛的市场。在这两种极端倾向之外，也还存在着一种强调立足于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积极吸收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的西方优秀文化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当时被持全盘西化论者斥之为折中主义、保守主义等等，并由于持主张中的一些学者涉嫌保皇、复古，因此长期以来对此缺少研究和给予公正的评价。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简单介绍了一下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几位学者反对全盘西化，主张立足于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积极吸收适合于我国情况的西方优秀文化的一些论点，以为我们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参考。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他后来在政治上主张保皇，并鼓吹建立礼教，但他从来没有否定向西方学习。他对于如何看待向西方学习和弘扬民族文化关系方面的不少论述是值得重视的。

例如，他在戊戌变法前十年（一八八八）的一封信中就批评那种言洋学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为夷狄的人，指出这两种人的问题在于皆未尝深求其故者也。（《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戊戌变法那年（一八九八），他在一代人草拟的奏折中指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他认为，中西两学是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的，从而提出要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奏请经济几举归併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代宋伯鲁拟）》）

二十世纪初，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醉心欧化之风。康有为对此是十分反对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遍欧美，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沦为殖民地的那些国家都有了较多的了解。根据他的亲身观察，他认为，欧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远非十全十美，因而盲目地全法欧美和举中国数千年道教化之文明一切弃之是完全错误的。一九一三年，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的文章，对于当时社会上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一切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在文章中指出，社会上一些人发狂妄行，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法律，殆无不力追极模，如影之随形，如弟之从师矣。凡中国数千年所留贻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揣是非，扫之，芟之除之，惟恐其易种于新邑矣。他认为，去中国之旧，用欧美之新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一些人于欧美之礼俗，不问其是非而师之法之；于中国之政治礼俗典章法度，则不问其得失而皆扫之弃之。（《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他强调说，世界各国的国情各异，绝不能盲目照搬，苟妄师之，必生病害。他认为，即使是那些欧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他们也还要各鉴其弊而损益之，但取其合于本国之情，而为至善之止耳。（《中华救国论》）他明确表示，欧美各国亦有不可效法之事，人们只有以必求其善而去其不善的态度去学习欧美，才可能取得成功，达到富强（《在宁垣学界演说》）。相反，如果全师欧美而尽弃国粹，那末就只能象尼固之黑人，永远做欧美之奴。（《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康有为还分析了产生这种思潮的某些原因。如他认为，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因此，这些人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表象，他们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弊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仿之惟恐其不肖；则鄙夷之极，则虽中国至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应当指出，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是为了强调建立和发扬孔教的必要而发表这番议论的。但是，他在这里揭示的那种全法欧美而自鄙自弃者的面貌，及其产生的原因之一，也还是相当深刻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今日的某些全盘西化论者，比之当年的全法欧美论者，在嗜痂恶癖上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考察了欧洲大陆，回国后为了一部《欧游心影录》，当时曾遭到西化论者的不少批评。但是，我觉得梁氏从亲身观察的感受中，提出对中西文化的重新认识还是有价值的。他在书中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沈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象我们几千年来，就象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他希望青年们第一步，要人人存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辅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这里，梁启超有许多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向西方学习，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关开这一点，他后来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的结尾，更有明确的表达。他说：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复）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梁氏这番话，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有相似的看法。他在一九一0年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认为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路线自然不同。他当然认为中国是属于一向有学说，本来有心得的国家之列的。然而他说，近来的学者中存在着两种偏心，一是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二是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馀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这种人总只能跟在别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因此，他认为，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贵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同时，他也指出，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辅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

这里还想介绍一下近代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先生的一些想法。他在一九一四年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勤学篇》的论文，其中阐明了他对于学习西方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观点。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又说：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他也有如同梁启超那样的想法和希望。他认为，我们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于是说：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杨昌济先生是一位先留学东洋，后又留学西洋的学者，对于东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瞭解，他的这些想法是经过详细比较和深思熟虑的，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的教育意义。

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化问题讨论中，有一篇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参加这个《宣言》的十教授情况是很复杂的，各人的政治态度很不一样，参加签名的动机和目的也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就这篇宣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想法来看，也还不能因人而一概废弃其言。如它说：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宣言》还说：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认识，也要有世界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些看法，对我们今天来处理向西方学习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的关系时，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吃过大亏的，有过深刻的教训。一九四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他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同时又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不过他又特别强调说：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并且接着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毛泽东同志的以上认识，是从革命的实践中、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来有了以上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总结，关于向西方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应当说都已经很清楚了。但是，事实不然。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是相当糊涂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我觉得，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缺少全面的瞭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希望通过这篇短文，认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的一些见解，俾使今后在认识和实践中，在处理向西方学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上少一些片面性。

最后，我还想引用龚自珍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沈二》）

史之重要有若此者，愿我们一直来重视和加强对于青少年儿童，乃至全民族的历史教育。这是我们从事历史、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