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缔造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兼容、创造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不论王朝兴亡，国运盛衰，中华文化都能在不断的吸收和融合中生生不息。中华文化正是具有这样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的精神才葆有旺盛的生命力，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

今年清明，在陕西黄帝陵举行了盛大的公祭仪式，在行礼如仪后，一具长达60多米的巨龙腾空而去，此时此景莫不使中华民族的子孙分外激动，因为自古以来，就以龙的传人自诩的中华民族，历经六千年的历史，步入21世纪，正如这巨龙一样在世界腾飞。

一、龙的多元复合，是中华文化本色的体现。

龙，在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中是最神异的灵兽。它那突兀不凡，横空出世的气势，诙奇谲怪，玄奥莫测的威力，对炎黄子孙世世代代有永远的吸引力。这来自上古的图腾崇拜，何以千秋万代传衍不息? 这是因为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内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

这魅力首先来自，中华民族富有追溯始祖和共祖的传说，在各种传说中以龙的传说历史最悠久，覆盖面最广阔。

我们的祖先自有图腾崇拜以后，龙就成为最早的崇拜偶像。那兽面蛇身的形态，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铜礼器中有栩栩如生的造型，可以说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对龙的记载和崇拜。《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对“龙”的释义也是描述龙的形象和神奇，这是造字者对龙充满敬畏心理的反映。这一崇拜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在河南濮阳发现6000年前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图案，那昂首、曲颈、弓身、飞腾的姿态，获得“华夏第一龙”的称誉；在辽宁兴隆洼还发掘到七、八千年前用石块堆塑龙形的遗址。从这些遗迹可以推知，这能上天入海，威力无边形象的成型，几乎与中华文化一样古老，仅仅用实物可资证明的这一崇拜在中国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

在传说中的龙崇拜比这更遥远，每个古老民族都有关于万物创生的神话，在中国开天劈地的是盘古氏，《太平御览》记载这一神话说:“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罗，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绎史》中记述盘古死后化生万物: “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络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随为珠玉，汗流为雨泽。”按这说法，宇宙本是混沌一片，从有盘古氏后才开出天地万物，“盘古何神兮立天地? 巨灵何圣兮造山川? ”唐诗中就有这样的诘问，为什么盘古有那样大的神力，因为他超越常人，是一条龙。人们把这样开天劈地的伟大的形象赋予龙，是对龙推崇极至的表现。

龙在远古受到这样的尊崇，是因为先人们把它视为生命的来源，中华民族以炎黄为始祖是悠久历史的共识。古籍记载“ 轩辕(黄帝)黄龙体”， 神农氏母亲见到“神龙首”有感而“生炎帝”，因此神农氏又称神龙氏，炎黄二帝都是龙的后代。    龙的传说不仅在史前盛行，自华夏族形成国家伊始就开始了龙的传人史。蛇与龙在传说中本是两位一体的形象，人面蛇身的女娲与伏牺交尾的壁画已广为人知。第一代王朝夏的国君禹，姓姒，即已，已即蛇。禹字从虫，虫与已同，即与蛇同，《初学记》说鲧死后“三岁不腐，剖之于吴刀，化为黄龙，是用出禹。”禹是中国第一代君主，也是龙的第一代传人。

有关龙的传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也相当丰富。西南是巴蜀人的故乡，“巴”字，《说文解字》释为“虫”，“象它(蛇)”；“蜀”字的含义是“人首蛇身”；传说西南哀牢人是少女沙壹与龙感应怀妊而生的后代；在唐代立国的南诏又称龙尾；大理国的创始者段思平在传说中是龙的后代；彝族有《祭龙经》，尊崇龙蛇是彝族传之久远的风俗。种种资料不论是考古的、文献的、口耳相传的，都反映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有相似的龙崇拜。

古人习惯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来表达地域和空间观念，黄帝起自黄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对周边地区处于中心的位置。五方氏族聚会，古语称“五龙聚会”，黄帝居其中。这居中观念的形成，表现了黄帝在与地方氏族的联合中取得中央共主的地位。共主与共祖，相得益彰，以龙崇拜为中心，勾画出中华民族联合的雏形。

在民众心目中，龙的显贵首先是因为它是威权显赫的帝王象征。秦始皇自称祖龙，汉高祖自认是其母与龙交合而生，唐太宗自诩真龙天子，什么“龙颜”、“龙体”、“龙种”、“龙子龙孙”、“龙袍”、“龙座”、“龙床”等等，几乎成为皇帝体貌和生活用品的专用名称，凡是僭用这些名称的都视为大逆不道。龙，自秦汉以后就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皇帝和皇权的符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然而，龙的贵族化并没有取代它的平民性。龙，还是一代俊杰的美称，诸葛亮出山前自称卧龙就是一例；高才俊逸的风度被奉为“龙章凤彩”；雄劲刚健的美文雅称为“龙文”；科举会试中选的称登上“龙虎榜”；“望子成龙”更是天下父母的普遍心态，这说明“龙”又是对杰出的人和事的赞誉。龙，并非是帝王的专利。

由此可见，龙是不凡的又是平凡的，平凡到十二生肖中的一种，在茫茫人海中的我、你、他都有可能以龙为本命年。百家姓中的龙姓，不乏有市井人家。南方水上居民称为“龙户”，农民遮雨用的蓑衣，又称“龙具”。以龙命名的草木瓜果，菜蔬药材，如乌龙茶、龙舌草、龙血树、龙爪槐、龙爪花、龙涎香、龙眼等等屡见不鲜。江河湖海，城镇乡里以龙命名的也不少见。各种以龙为主题的庙会、祭堂、仪式、戏曲、话本、吉祥物以及舞龙灯、划龙舟等等举不胜举，种种事象充分显示了龙与平民的亲和性。有关龙的形象、传说和寓意，已融进中华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休闲娱乐之中，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由此可见龙的显贵，并不在于帝王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众先有了龙的崇拜，尔后才被帝王附会，用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作为精英文化中的各种流派，对龙的解释和研究，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龙，被儒家奉为“仁兽”，作为帝王之象；道家的太上老君凭借青龙，上天入地，穿山涉水，龙是神仙的助手；佛教传入中国带来龙王、龙宫的传说，富有平民情调。因此研究者认为，有宫廷龙，民间龙，政治龙、艺术龙，儒教龙、道教龙和佛教龙之别，种种说法表明，从贵族到平民，从世俗到宗教，都欣赏龙、崇拜龙。龙，已成为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

但是这样一种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且看龙的造型 :牛的耳，鹿的脚，虎的掌，鹰的爪，蛇的体，鱼鳞身，口中还吐出须，这是什么动物? 中国找不到，世界没有。可它在中国传之万年，竟然拥有那样茁壮的生命力 !为什么? 这天上飞的，陆上跑的，水中游的都集于一身，海陆空的性能全都具备，这无所不包的形象，展现的是无所不能的威力。所以神话传说它能呼风唤雨，行云播雾，吹一口气就是风，吭一声就打雷，睁一睁眼是白天，眼一闭就成黑夜，这是什么境界? 是宗教境界。中国龙创生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中，这是人们从万物有灵的信仰，进而确信自己是某一生灵的后代，并以这生灵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以与其他氏族相区别，这种带有群体性、识别性的生灵崇拜是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古书记载有关黄帝是“人首蛇身”，炎帝是“人身牛首”的传说，实际上是不同氏族的图腾标志，当信奉牛、虎、鹿、鹰、蛇、鱼等图腾的氏族在走向联合的时候，这些标志也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多种图腾的统一，也就是提取牛、虎、鹿、鹰、蛇、鱼等主要特征，加以扬弃和改造，重新组合成新的形象，这就是“龙”。这样的龙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也不可与世界上任何生物相比拟，正如闻一多所说，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毫无疑问，此种构想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文明的前夜，即以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创造了有别于自然龙的复合龙，虽然它在世界上从不存在，但它的综合性和多元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龙的本身不仅兼容了多种飞禽走兽的形态和功能，连龙的后代也是多元相容的。中国古代有龙生九子的传说，这九子各有各的个性和爱好，明代学者李东阳在《记龙生九子》一文中说:“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 这九个儿子有好音乐的、好行文的、好诉讼的、好冒险的、好负重的、 好动的、好静的、还有好打架的等等。这个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龙，并不要求儿子像自己一样成龙，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各行其事，这是多么宽容博大的胸怀! 这虽然是一则神话，但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附会在人们无比崇拜的龙身上，不能不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综合的基础是兼容，这是多元互补的思维方式。优势互补增强了个数相加的效应，产生新的飞跃。经过综合后的形象虽然已不是初具的形态，但初具的形态却在综合中得到升华，优势互补增强了个数相加的效应，产生新的飞跃。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这多元性使得它具有汇百川而入大海的气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

中国龙的复合形态，是中国人运用综合思维对多种生物兼容并蓄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粗具的文化风格。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过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包装和发展，龙的造型愈来愈加多样，功能愈来愈加复杂，内涵愈来愈加深厚，形成别具一格的龙文化。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龙文化也不免有良莠混杂的情况，毫无疑义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综合思维方式创造了中国龙的独特形态。所以兼容与综合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

“有容乃大”方为龙，这是中华民族最古老而又最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精神!

二、兼容，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

龙文化是中华文化形象化的表征，它不仅是华夏文明初创时期的特色，也贯穿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吸收各地区和外来文化，建立多元复合的文化体系，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融有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交通不便，旅程艰险，都挡不住人们对商品交换的渴望，步行马载，跋山涉水，传播文明的种子，改善物质生活的事例，屡屡不胜枚举，最古的史藉《尚书》记述:“ 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现在人们常吃的蔬菜有来自南美的西红柿、玉米、土豆，印度的茄子，伊朗的菠菜，巴西的花生，欧洲的苹果，还有西域的葡萄、西瓜等等都是古代的“舶来品”，在《诗经》中记载的二千多年前的数十种蔬菜瓜果，大都在历史发展中淘汰。中国是最早发明丝织品的故乡，远销古罗马的丝绸，价钱比金子还要贵重，但是中国人穿用最多的棉布原料棉花，则是传自异邦，到元明才普及。先秦的人们还席地而坐，后来坐上椅子，睡在床上，屋上盖的琉璃瓦，园林中各式各样的塔，餐桌上的烙饼，以及纳凉用的折扇等等日用器物，都是受惠外来文化，为中国人所享用。

如果说吃穿用是通过商品交换，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那么在精神生活中非商品性的创造，如宗教、艺术和学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物质生活上的享用，不可抑制地要求满足精神上的需要，物质的、精神的几乎联翩东渐。胡琴、琵琶并非国产，戏曲器乐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从西域移植的，先秦的华夏古乐大都已失传。如果没有印度佛教艺术的引进，就不可能有敦煌壁画、大同云冈石窟、乐山大佛的辉煌成就。玉兔月宫的神话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那个白毛、红睛、长耳朵的可爱形象，乃是先民从罗马野兔驯养中培育的家生品种，而白兔与月亮相联系的构图是来自印度庙宇的壁画。时下著书立说常用的章节体，自汉魏以后形成。先秦的诸子典籍，体大精深自不待言，但著述体裁除了文学作品和训诂以外，基本上是语录体或叙述体，行文笼统，脉络不清，佛教的输入带来经论中条分缕析的传统，促使著述体变革，形成章节体，沿用至今。佛教的哲理和思辩对民族智慧有莫大的影响，最雄辩的事实是，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思想的理学，是融汇儒、佛、道三家学说而形成的儒学新流派，西来的印度学说对构造理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古人有句名言:“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虽然它的本意是强调“理”的普遍意义，但也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精神，只要具有“理”的真谛，不管是来自西方或东方，都可尊为圣人，奉为楷模。中国人对生化万物的天，覆育万物的地，孕养生命的祖，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四者同祭。在民间信仰中，儒家的孔子、佛家的释迦牟尼，道家的老子并祀于一堂，佛寺、道观、孔庙遍设各地，相安相容。信儒的信道又信佛屡见不鲜。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在意肤色和种族的差别，只注重礼义的教化和认同，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等等，表明中国文化的兼容精神可上可下，无粗无细，兼采并容，富有汇众流而入大海的恢弘气魄。

中国封建社会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皇权高于一切，政权对文化有直接干预的作用，正确的政策能扬长抑短，错误的政策也能扬短抑长，政策上的开放与闭锁，对中国文化的盛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代是一个开放性的朝代，《新唐书. 五行志》记载天宝年间: “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时人称为“时世妆”，元稹的《法曲》咏:“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旧唐书. 音乐一》述:“ 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胡乐、胡舞、胡服风靡一时， 大唐雅乐更是荟萃中外古今之作。印度的佛教在唐代拥有很大的势力，韩愈的辟佛，不仅不能摧抑佛教，反而促成中国式的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兴起，佛教经典在中国保存之多，连印度本土也望尘莫及。西方的景教在唐代拥有数万教民，连战功赫赫的大将郭子仪也成为教徒，伊斯兰教在唐代开始在中国立足。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火袄教等等相继在泉州建立寺院，土的洋的教派林立，互不干扰，被后世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海陆丝绸之路联结东西方文化，敦煌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伟大成果。中外贸易尤为发达，在广州的外商云集十万之众。在长安留学的外国学生有三万多人，《新唐书》记载，在长安增辟的学生宿舍有一一千二百多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唐代出土的黑人陶俑，从体型、肤色、发式、五官的特征来看与非洲的黑人维妙维肖，中国艺人非有长期的观察，不能创作出如此逼真的形象。长安是驰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胡风盛极一时，这使近代学者惊叹: 唐代印度化了! 其结果不仅没有使汉文化化为印度文化，反而促进汉文化发展到新阶段，造就了辉煌的唐代文明。一部《全唐诗》有二千三百余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姓王朝能拥有这样多的诗人名垂史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冠绝千古，脍炙人口。科举制在唐代的确立，开创了朝廷选官向社会开放的传统，庶民、布衣可以通过考试，平步青云，促使天下英才俊杰纷纷归附中央，刷新官僚体制。这不仅比唯门第出身而任官的九品中正制进步，也远比欧洲贵族的世袭制具有世界领先的优越性，国计民生的许多部门如印刷、医药、冶金、建筑等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光华四射。唐文化不仅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中古世界东西方各国所不能企及的文化高峰。

汉文化在民族强大时是如此，在衰落时也并不枯萎。蒙族征服中原而创立的元朝，汉人是三等居民，南人更是生活在最低层，蒙人、色目人高踞在汉人南人之上，肆行种种压迫，其结果不是被征服者同化，而是被征服者却把征服者同化了。汉文化由于吸收了异族和西域文化又有新的发展，从元代兴起的歌诗元曲，与汉赋、唐诗、宋词同享盛名，饮誉后世。元代的戏剧远播欧洲，被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推崇，关汉卿位列世界文化名人，令后人高山仰止。元代的科学技术是中国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郭守敬的天文测算和天文仪器的制造，王祯对农业技术的总结，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等等都在科技史上名垂千古，驰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是从元代传向欧洲，指南针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造纸印刷术有助于人文思想的普及。人称中国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传播，这不是过誉之言。

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涵摄力是举世无匹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纳能力的充分表现。在世界上堪称内聚力最强的犹太文化，在犹太人失去祖国，客居他乡，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情况下，以不可思议的顽强性，抵制外邦文化的同化，保持犹太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绵延不绝，不可不谓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现象。但是这个不被任何国家同化的犹太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却被中国文化所消融。在唐宋时期就有大批犹太人经波斯、印度进入中国，聚居在开封的犹太移民有七大家族，其姓氏皆由皇帝赐予，声名显赫。他们有专设的教堂和希伯莱学校，严格按照犹太教规生活作息。然而留存在开封的犹太寺院，高悬的对联却是 :“ 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 ”完全接受了儒家信条，犹太后裔至今已鲜为人知。主张走出家庭信奉上帝的基督教，进入东罗马帝国，促成了东罗马家族制的崩溃，但是进入中国不仅没有动摇中国的家族制度，基督徒却服从了中国的家族制，接受了祭祖的仪典。佛教的僧伽制度本是背离家族的，僧侣都是走出家庭，摆脱亲情而遁入空门的信徒，进入中国后，增添了超度亡亲的盂兰会并成为佛教最大的盛典。与家族本无关系的佛教奥义，成为维系家族的重要力量，反映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完全接受了儒家传统。

这种涵摄不只是简单的同化，又往往是经过中华文化的吐纳和改造，创生新的形态，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姿多彩。从西域传来狮子造型的原本形象，是有翼膀的，凶悍的百兽之王，佛教以它作为佛法的象征，使人产生震慑而畏惧的宗教心理，可在中国工匠手里却改变了性格，如今在雕塑和舞蹈中常见的模样是勇猛而又柔顺，威严而又和善，雄狮舞绣球，雌狮戏幼狮，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与原初形态大异其趣。又如佛教中管领一方的天神称为“尊天”，诸天神各有来历，大多出于南亚次大陆的神话传说，后来为佛教吸收，成为佛法的护持者，进入中国后不断汉化，到近代已与当初面目全非。大梵天在印度的形象是，有四个头，面向四方，有四只手分别握着经典、莲花、匙子、念珠或孟钵，汉化后成为手持莲花，稳健练达的中年帝王相。帝释天原是褐色的、善于变化的天神，汉化后成为英俊少年，有的还塑造成如花似玉的美后。最著名的莫如观音大士，在本土印度是挺胸凸肚的男身，进入中国后变成笑容可掬的女菩萨。送子观音的出现，表现西来的佛教信仰不仅在偶像崇拜方面发生变异，更重要的是赋予送子作为佛的天职，以儒家崇尚的多子多孙作为佛对世人的祝福和恩赐，充分表现了佛的伦理化。所以从中国文化史上考察，任何文化进入中国则中国化，中华文化正是缘此不断纳新，生生不息。龙文化的兼容和综合精神，贯穿中国文化的发展，蔚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使后世受惠无穷。

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是，当世界上出现更高的文明资本主义文化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却由开放转向封闭，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排外，不求更进，能容纳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封建文化伴随封建生产方式的没落出现颓势，固步自封的心态和封闭政策如影相随，相互促退，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世界先进国家沦为落后的行列，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明清的封闭政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明初的出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不论此行的动机是出于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还是宣扬明王朝的德威，从后果来看，从本土走向远洋，不能不视为开放性的行动，但是由于明代的闭关自守，官员没有开放的心态，使得这次在海外赢得极高声誉的航行，在国内作为弊政，遭到取缔。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反映下西洋并不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满足统治者一时的政治欲望，致使开放的行动没有开放的政策和心态来保障和支持，从而招致失败。1792年乾隆皇帝80寿辰，英王乔治第三派遣特使带着科学器材、天文仪器、军械模型、乐器钟表等工业产品前来贺寿并要求通商。乾隆的回话是，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王，种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拒人于千里之外。封建统治者唯我独尊，孤陋寡闻，不识世界发展的大势，几乎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朝政的痼疾。20世纪初慈禧施行新政，购买机器，让宫中妇女学习织造，其主旨是要公主、福晋、命妇通过织毛巾杂物，进行三从四德之一德“妇工”的教育。在封建社会形态中以封建关系和观念组织生产，即使用上进口的机器，也不能培育先进的生产意识。陈旧的生产关系和闭关自守的国策相结合，使得封建体制愈益僵化、板结，最后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进行彻底的改造。

封建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清代统治者的闭目塞听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光照青史的汉唐风度，推动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兼容综合精神和开放政策却蔚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启发今人思考，古人尚有此博大的胸怀，作为建设中国现代化的炎黄子孙，更应该有海纳百川的精神。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上的对外开放，首先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是西方文化这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从精神领域引起人们思维方式、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社会心理的一系列变化。世界商品市场的开发和运转，已把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地球村。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愈来愈广泛的交流和认同，消费生活国际化的大趋势，正在改变社会的面貌。所以中国的开放，乃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宽泛的开放，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激荡，正是谱写中华文化高歌的前奏，是又一次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佳时机。

弘扬兼容和综合的精神，走向新世纪，是中华文化的再一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