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20多年来中国的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转轨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其成就令世人瞩目。在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上，中国选择了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的道路，没有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没有谋求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模式可以避免社会震动过大，在保持社会稳定条件下推进改革，使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约束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可以较好地处理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实现平稳的经济转轨。因此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研究就有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渐进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决策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下历史存在，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固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改革之初，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另外我国经济改革也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渐进决策产生的必然。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    渐进决策的基础及特点

既然选择渐进决策为中国改革的指引模式也就应全面了解这一决策，中国渐进式改革决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基础上逐步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拉开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1979年在安徽、四川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为整个改革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环境，对城市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改革在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展开。城市改革并非像农村改革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政策调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种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和锻炼干部，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

（二）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后实行市场价格。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调放结合、先调后放、逐步放开”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双轨”到“单轨”的过程。1978年以前，中国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几乎全部由政府决定。1979年，国务院对粮食收购实行了超定额收购加价政策，对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也相应提高了收购价格。1980年又提高了8种副食品零售价格。从1981年起，在调整部分工业品价格的同时，政府开始在局部的经济增量范围内引入市场价格机制。1985年开始，价格改革已基本转向价格放开。例如，钢材等生产资料超计划产品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生猪与蔬菜价格；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改统购为合同定购。由此形成了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行的“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迅速扩大，1992年下半年，原国家物价局通过修订和颁布新的《价格管理目录》，大范围地解除了价格管制。中央直接管制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1993年，又进一步放开了成品油、绝大部分钢材、煤炭、水泥的出厂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放开了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至此，中国的价格改革由“双轨制”进入并轨后的市场价格体制。目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达90％以上，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0％左右。这表明在实物商品价格领域，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三）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推向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特别是建立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创办经济特区，要求特区要象陕甘宁边区那样，要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又确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到90年代初，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拥有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国家在进出口权限、外汇留成、地方税利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促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进入90年代，国家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范围，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延伸，先后开放了长江沿岸的重庆、武汉、黄石、岳阳、九江、芜湖6个城市，内陆各省会城市，批准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开放了13个边境口岸城市，促进边贸发展。至1995年底，中国开放地区覆盖354个市县，55万余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包括经济特区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2个，保税区13个，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和功能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四）所有制改革先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提高，在调整中发展非国有经济成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和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个体和私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所有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萌芽到发展，成为中国所有制结构中极富活力的生长点。同时，公有制经济比重相对下降，在全国经济总量（按提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仍占70％以上，国有经济局部按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原则进行调整，在金融、能源、交通、邮电通讯、民航、军工等产业，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精尖技术领域，国有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五）先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放权让利等政策调整，再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基本上是按照放权让利和政策调整的思路进行的。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单位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992年中国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企改革转向企业制度创新和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改革思路和方针包括：坚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把所有国有企业救活；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放开放活大量小企业；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六）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再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没有急于先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渐进的方式，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按照这个目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199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部委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撤销部委19个，减少公务员50％；随后将在全国各省区市进行机构改革，开始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一有效的行政机构。

三、    渐进决策成功的关键因素

回首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渐进决策的正确性也凸显出来，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以下的几下环节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具有关键性意义。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兼容

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度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兼容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

1、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过2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简单和机械式的对应关系，处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当从实际出发。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需要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都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可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有没有离开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单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实践中同样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进展。

1、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2、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3、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民主化更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能否有效协调和配合，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相统一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的领导与自发地变迁，自上而下与自下在而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实践。

（四）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配合

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方向不是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肖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改革政府调节方式。近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四、中国渐进式转轨过程中的弊端

渐进式决策作为新生的改革事物，历史还不算太长，当然会产生一些弊端。

众所周知，体制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诸多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改革链条和环节。渐进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持这些链条和环节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良性链锁作用。在改革初期，要做到这点可能并不很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事情的发展就会违背渐进式改革者的初衷。因为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会给改革带来各种矛盾和阻力，一些环节出现改革滞后必然难以避免。就中国而言，尽管核心体制部分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虽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但经营机制未能得到根本转轨。虽然企业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力，但微观活动尚未真正摆脱政府的干预，企业引入了激励机制的同时，自我约束机制却弱化；企业已被迫面对市场，但对市长仍有较强的依赖心理。总的说来，企业仍处在体制转换的中途。当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牵动到整个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要涉及到金融、财政、劳动、社会保障等各环节的配套改革，所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困难也相对大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如此迟缓和滞后，必定带来改革成本累进性的增长，而且也会增大整个经济转轨的风险。

其次说说政企分开问题。国有企业要成为独立营运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必须做到政企分开，这是基本常识。可在中国政企为何如此难以分开？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亦存在自身的既得利益，中国划分为条条和块块的行政体系已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当政府职能的转换触及到敏感的利益调整问题时，改革的阻力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企业角度看，正因为如前所述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得企业行为出现畸化，容易一放就乱，令政府管也难，不管也难。

另外还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应是渐进式改革者们往往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倾向于回避重大的利益调整。正如前文所述，渐进或改革的要点在于利益格局的稳健调整。过于求稳往往会使改革拖延持久，贻误战机。另外，渐进式改革措施多是为解决眼前的困难与矛盾而采取，往往带有过渡性质，容易造成政策的多变、不稳定性，给改革增添难度，并且这种过渡性的措施实施后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亦因具惯性而难于打破，使必要的新的政策调整难以实行。再有，全面的协调、多方的兼顾，在改革实践中确实难于操作，会导致改革出现僵持、焦灼的徘徊局面。还有，新旧体制的共存时间过长，易使主体行为扭曲，市场正常秩序难以形成和维持，一些不良的经济行为不但能顺利滋生，而且还能拥有一个宽松、舒适的成长环境。总之，渐进式改革易于把问题与矛盾掩盖起来，积重难返，使改革难于取得实质进展。

综上所述，改革过程中的渐进决策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成效也是举世瞩目，充分了解它的内涵及外延，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尽力消除解决弊端，让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推动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

参与文献

1、《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国际比较》林兆木等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6

2、《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性质与转转方式》郭飞  《车欧中亚研究》  1996.3

3、《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与中国过渡过经济学习的发展》

冯涛 《当代经济学》 1996.1

4、《论中国渐进的体制转型及其矛盾》刘诗白 《经济学家》 1998.2

5、《行政管理学》  孙容  2001

6、《行政领导学》  牛力言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