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何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议题。在中央确定了“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指导思想之后，通过何种途径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工会作为劳动力市场化条件下企业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的实现主体，将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落实“十一五”规划战略目标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工会；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消费需求；工资增长机制

一 在我国制定“十一五”规划和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规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针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进一步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推动发展的方式，明确推动发展的政策导向。其首要任务就是 “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之一，而内需不足的主要表现是消费与投资和外贸关系的比例失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统计数据，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消费33.3%、投资48.8%、进出口17.9%。很显然，这样的结构比例是不合理的。而历史数据则表明，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是1981年，为67.5%，但此后的20多年里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就非常重视积累（当时外贸所占比重较少）与消费的关系问题，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薄一波同志根据“一五”时期的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数量界限：“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据此，我国在“一五”期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比例大致在23%左右，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直到1958年的大跃进，积累达到40%以上，才将这一比例的平衡破坏。从改革开放以来，GDP消费率从1981年67.5%降到现今的33.3%，可见消费的萎缩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据央行3月中旬的最新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还在明显下滑，同比下降3.8%，再创新低。即使以国内市场消费率来分析，按国家财政部企业司官员周来振的说法，“近年来我国国内市场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约为45%左右。” 1993年至2003年，我国国内市场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4.3%，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45%。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这一数字比世界平均消费率竟低了30多个百分点。

 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却不断创新高，据央行的最新统计，今年2月底已经突破15万亿元。大多数经济分析认为，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来说，人均拥有存款超过了1万元，消费潜力巨大，但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消费预期过大，居民手持存款不敢消费。但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这15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于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少数人，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47，这表明，不断递增的财富并没有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居民手中。而恰恰在我国近几年的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某些富人经济的特征，即投资过剩（如房地产的炒作），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富人将收入和储蓄转化为再投资造成的。即使政府采取某些金融政策，挤压储蓄存款，很可能带来的仍然是提升房地产和证券的投资热度，而不是最终消费的旺盛。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探讨的就是温家宝总理曾提到的“穷人经济学”问题，即如何提高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消费能力问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也就是说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没有跟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两者之间的比例差距。

二 实际上大多数研究已认识到，收入增长过缓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将造成消费与投资及外贸之间的结构失衡。一些对策性研究认为，为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应加大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力度，使居民有敢于消费的安全感。有观点认为应当通过政府对公务员等的加薪带动工薪阶层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强化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有分析指出，国家应当采取有关政策，鼓励企业调整投资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利润转化为其成员的消费能力。应当说这些对策都能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过低才是影响到大多数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各类企业职工有近3亿人，包括他们赡养的家属涉及居民数达5亿人之多，其中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村人口消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4年全国城镇工薪收入者（含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的年均收入为16024元，但全国总工会对企业职工的调查却显示，同年企业普通职工的年均收入只是10913元，农民工的年均收入仅为6468元。可见，企业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收入过低是收入增长过缓的主要症结。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在经济全球化劳动力价格向下竞争的原因，也有企业利润和工资之间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因素，还有在企业内部工资分配中，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有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内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已是普通劳动者的10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几十倍，大大高于一些国外企业3至4倍的平均差距水平。这就揭示了企业内劳动关系的不平衡,是造成占我国工薪阶层主体的企业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的原因所在。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的增长机制主要靠政府行为实现，然而目前我国的工资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已截然不同。现在，政府公务员及其他财政支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或政策手段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工资增长机制。但由于在向市场经济演变过程中劳动关系结构的失衡，在企业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增产机制却并未形成，需要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博弈和协调才能加以解决。

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大前提下，企业利润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职工工资的增长，而这就直接制约了职工消费能力的提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受惠的也只是政府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人员，已无法惠及到大多数企业职工。企业的自主权已不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是否增薪取决于企业的效益水平和内部的结构关系。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指令这种传统的工资增长方式，只能进一步扩大工薪收入者内部政府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差距，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即使政府运用政策手段要求企业增长职工工资，在劳动者个人与管理者力量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仍然无法达到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预期。因为，在没有内部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自行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会带有极大的“利己性”——企业分配向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近几年在企业内出现的突出问题是，极少数管理者上涨的工资份额往往是大多数职工群体上涨份额的好几倍。也就是说，在劳动关系失衡的现实状况下，让企业管理者单方面决策调资方案未必能使大多数普通职工受益，甚至会造成新的两极分化。

 三 在劳动力市场化之后，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既不是政府指令所能左右的，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更不能指望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提高劳动者工资的主动性，而要靠劳资双方在制度范围内的平等博弈和利益均衡来完善。从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很少依靠政府的指令或干预，而主要是靠工会的集体谈判能力实现的，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工会的集体谈判，使得那些市场经济成熟国家，能较顺利地通过提高全民的消费能力来推动经济繁荣和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如瑞典、德国等）。在我国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按照《劳动法》的要求，在建立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同时，也恢复和建立了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这就是通过以工会为代表的劳动者一方，同以管理者为代表的资产所有者一方就工资收入等劳动关系问题进行协商谈判。通过这样的劳资博弈，保障企业劳动者的收入随企业的发展逐步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集体协商就不会形成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因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即使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为压低成本，企业必然会以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不平衡格局来牟利。作为收入增长机制的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为应对个别劳动关系中资强劳弱格局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工资增长机制的必然选择只能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据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0年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4年又重新颁布了《集体合同规定》，推动劳资自治性质的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的全面实施。但是，当前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若要切实发挥作用，还需要排除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基本障碍。主观方面是仍有些人担心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会启动劳动成本的不断升高，损害或影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内投资环境；客观方面则是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低，且多数还局限于企业层面，而企业工会又受制约于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缺乏行之有效的集体协商能力。

排除主观认识的障碍，不仅要认真看待劳动力价格向下竞争对国内市场消费率的消极影响，而且要重新评估所谓的低成本外贸优势。目前欧美日等国的劳动力价格是我国劳动力价格的几十倍，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适当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并不会给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带来负面影响。即使把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提升一倍，与美国的平均职工收入水平相比，也仅仅由相当于原来的四十分之一提高到二十分之一，难以危及到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实践证明，过低的劳动力价格并没有使我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按商务部长薄熙来的说法，在低成本加工产品贸易方面，我国只是“过路财神”，大多数利润都到了跨国公司手中。 而且更重要的是，“十一五”规划明确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全面升级。这就意味着，不能再以高能源消耗、高劳动强度、高污染，以及社会保障缺失为经济发展代价，而产业的升级反过来也要求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价格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劳动者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影响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和社会政治稳定。据广东的有关调查，12年来，该地区的农民工工资仅增加68元，而近两年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就足以说明仅靠低劳动力价格维持投资环境已经无以为继。

排除客观上的障碍，就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工会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维护好职工权益，维护好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为指导方针，落实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既是我国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之一，也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工资增长机制之一。近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工会组织充分有效地整合维护企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各项社会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集体协商能力，相应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改善劳动条件。从趋势上看，各级工会组织不仅要完善企业内的工资集体协商，而且要扩展全方位的地区、行业或产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从现实需要出发，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只是部颁试行办法，层次偏低、范围较窄、权威不够，应当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及早将《集体合同法》列入立法日程。

 建国以来，我国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传统上，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领域，无非是在企业内组织劳动竞赛、技术协作和技术革新，以及班组建设等生产性活动。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会的确是通过直接介入生产过程的劳动竞赛等方式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工会就更需要通过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等方式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已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之后，工会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开拓新视野，既要保持几十年来的光荣传统，在自主创新等领域再立新功，又要看到劳动力市场化条件下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以履行工会基本职责造就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经济发展条件。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市场化的工资增长机制逐步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强底层社会群体的消费能力。可以说，切实强化以工会为主导的集体协商工资增长机制，对推动“十一五”期间的拉动内需、扩大消费需求，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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