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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化,陷阱还是动力

摘要: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文指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化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相关条件。超前、盲目的重工业化将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就业问题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中国实现工业化应该开拓新思路,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重化工业;  陷阱;  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在增加财税、彰显“政绩”的利益驱动下,超前、超自身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化的热潮初现端倪。笔者认为,“重化工业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技术条件。盲目、片面地追求重工业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危险。         一、缘起:重化工业论及其理论渊源         重化工业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被人们称为国民经济的“脊梁”。1999年,我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时,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1960年的记录(66.6%)。此外,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重化工业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1]。针对近几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头,有人惊呼: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追溯“重化工业论”的理论渊源:一是霍夫曼的“轻重工业转换定理”。他以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产值与资本品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霍夫曼系数)为依据把工业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此消彼长,重工业比重逐渐占据上风;二是H·钱纳里的“经济结构转换模型”。他以人均GDP为参照指标,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阶段。而工业化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工业化各阶段中的中、高级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时期;三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六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而除“传统社会”以外的后五个阶段,就是一般所指的工业化进程诸阶段;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能够使再生产持续进行并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2]489页。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3]71页         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内部结构变迁的过程。部分学者正是基于这四种理论而提出“重化工业论”的。         二、解构:重化工业论的误区         笔者认为,基于霍夫曼定理等经济学理论而导出当下中国的“重化工业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理论上看:1.霍夫曼、马克思和罗斯托等人的理论是对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下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所处时代不同,国情也不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吗?  2.如果说重工业化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坎”,那么,这个“坎”是否在当下中国就非得跨过?等条件成熟时再跨过这个“坎”不行吗?(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是怀疑霍夫曼等人的理论在特定范围具有特定程度的真理性。而只是怀疑由此引申出的“重化工业论”在当下中国是否“服水土”。)         从实际上看,我国目前也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相关条件。         (一)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基础         重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资金密集、技术要求高、能源消耗多的工业部门。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发展重工业无异于空中楼阁。而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重工业的大发展。         1.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农业的发展与发达进度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进程。毛泽东在50年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4]25页”。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目前,我国乡村依旧贫困落后,许多地方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发展缓慢。据统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为1.8:1,到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而且,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为4.6%,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5]111页。此外,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已连续4年出现产不足需的局面,而且缺口逐年扩大,2003年粮食产需缺口更是高达1000亿斤[5]102页。面对这些数据,笔者不禁要问,“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适合当下中国吗?          2.中国的资本资源仍然相对紧缺。         如前所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丰富的资本资源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之一。而我国的资本资源仍然比较紧缺。虽然2003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03599.5亿元,比2002年增长19.2%,并连续三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5]322页;2003年上半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也增长了34.3%,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了40.3%[5]15页,但这些资本资源仍然无法满足中国这一巨型经济体的资本需求。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投资不足现象依然严重。此外,由于投资环境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原因,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增长速度存在逐渐减缓的危险。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6]。很难设想,在资本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力发展重工业。         另有学者认为,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将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对此,笔者有两个担心:①外商大量投资我国的重工业,其根本动机是赚取利润。在当前我国工业技术仍然落后、知识产权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最终结果很可能如厉以宁所说:“……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7]。”     ②重工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建立一国独立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的关键。而大量外资涌入我国的重工业部门,势必影响我国整个工业体系的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社会基础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将为重工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聚集条件。重工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将为城市化提供产业支撑。而据笔者所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40%(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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