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关于中国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争议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2月发表的统计公报，2005年我国的GDP是182321亿元人民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全球最大的经济美国同期的数字是124795亿美元（IMF，2006a）。如果按2005年底的汇率8.0702计算，我国的GDP为22591.88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8.1%。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早在1988年，中国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三，略低于日本，接近美国的一半。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资料（IMF，2006b），2004年我国的GDP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为73342.54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相当于同期美国的63.2%（116051.85亿美元），远远超过位于第三、第四和第五位的日本（38172.21亿美元）、印度（32908亿美元）和德国（23915.69亿美元）。即便人均GDP，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2005年美国的人均实际GDP相当于中国的34倍，而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只相当于中国的8倍。如果考察对全球经济的贡献，2005年美国的产值占全球产值的18%，其他发达国家占26%，而中国占12%，相当于美国的66.7%、其他发达国家的46.2%（IMF，2006c）。

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时间国内学者的估计比较保守，认为会在2030年，国外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反而比较乐观，认为会在2020年左右（邹至庄，2005，第104－105页）。美国流行的初级经济学教课书《今日经济学》2006年第13版认为，中国的实际GDP可望在本世纪中叶超过美国75%，人均GDP可达到美国的一半（Millel，2006，p.201）。国内的许多媒体，特别是很多网民们不仅对国外的估计嗤之以鼻，甚至对国内学者保守的估计也持批评的态度，警戒不要“捧杀”中国经济。这一方面反映了现行GDP统计方法的缺欠，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常识教育普及程度的不够，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历史上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造成经济过热导致的灾难给人们带来的谈虎色变心理。科学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本文拟从GDP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局限性，特别是它对日益增长的知识经济成份的忽略人手，对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尽可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探讨。

二、GDP测量方法及其局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用总产量、总收入和总支出三种方法测量。其中总产量方法，即GDP方法最为流行，通常我们谈到一国经济及其增长率就是指GDP及其年变动百分比。GDP即国内产品总值按定义是指一个国家一年内其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三个要素：第一，通过计算市场价值，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测度单位，从而避免了将成千上万种不同产品的总数堆砌到一起造成的混乱；第二，通过统计最终产品和劳务，我们可以避免对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第三，GDP只统计境内的生产活动，即我们只关心在哪生产，而不在意谁去生产，这样就避免了如何去鉴别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棘手的问题。

截止到上个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GNP，即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GDP。GNP的定义为一个国家一年内用本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显然，此定义只关心谁去生产，而不在意在哪生产，它包括了一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而不包括外国企业在该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随着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生产和融资活动的日益扩大，这种统计方法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企业所有权的鉴别。首先，如果一个企业25%的股东是美国居民，24%的股东为中国居民，如何去确定该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归属呢?而且所有权是个存量，它会随着股票市场的交易活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GNP是个流量，我们很难按天、小时、分钟和秒来统计GNP中每种产品的所有权归属。其次，许多国家允许双重国籍，GNP方法会造成重复计算，并且许多企业和个人为了逃税刻意掩盖其真实居民身份，这会使GNP的计算更为复杂。最后，要想反映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国外企业在本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应当包括在本国的经济活动中，而本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直接提高的是国外居民的生活水平，应当计算在国外经济总体指标内，而不应算作本国的经济活动。这大概是为什么目前所有的国家都采用GDP而不是GNP作为测量总体经济的主要指标。

作为最为流行的总体经济测度指标，GDP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GDP忽略了非市场经济活动，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中。第二，GDP忽略了“地下经济”，五花八门的非法经济活动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没有计算在GDP中。在美国，这种地下经济创造的价值每年估计有15000多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美国政府为此每年损失的税收收入为3100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不健全的国家，这种地下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第三，理想的GDP应当反映一国居民的“净经济福利”（NetEconomic Welfare），它不仅应该统计能增进人们经济福利的“好的”产品（good），还应当减去降低人们经济福利的“坏的”副产品（bad），比如环境污染等，这一点全球已有共识。但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和估价大不相同，很难找到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去测量和从GDP中扣除。第四，GDP忽略了闲暇（1eisure），而闲暇是衡量一个社会净经济福利、社会发达和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闲暇与劳工供给的替代关系，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统计数字会随着闲暇的增加而减少。第五，GDP没有反映一个国家的医疗、教育福利和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平均寿命。一个发达、成熟、和谐的社会，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在生病时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是文明社会的最低要求。由于北欧各国普遍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险，因而许多人认为北欧的实际生活水平高于美国。

一个社会的净经济福利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制度、文化和心里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人们在生活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及安全感，社会是否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离婚率、犯罪率、司法公正程度，人们在受教育、职业等方面选择的自由度以及民主和政治方面的透明度和官僚的腐败程度都影响着社会的净经济福利。2000年，两名经济学家考察了过去30年来英美两国居民的“幸福水平”（Ievels of happiness），有趣的是，尽管过去30年来两国的人均收入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美国报告的幸福水平事实上下降了，英国的幸福水平基本上维持不变（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pp.1359－1387）。

鉴于GDP测量方法的明显缺欠，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试图找到一种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一国经济总体实力和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测量方法。目前较流行的是联合国近年来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该指数不仅包括了人均实际GDP，还考虑到了一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4年美国的人均实际GDP-位于全球第三，HDI却位于全球第八。HDI位于前七名的国家分别为：挪威、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和冰岛。这七个国家除了有较高的人均实际GDP外，还被认为比美国有更优越的医疗、教育条件和更长的平均寿命。HDI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目前还无法取代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的权威指标。

三、GDP与知识经济

建国前，我国尚无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照搬了前苏联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以GDP为核心的一套国民经济测量体系，这套体系是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建立的。处于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政府当时还缺乏简单的计算工具和统计数字来回答经济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了更好地诊断美国经济，美国商务部邀请Simon Kuznets在历史上首次计算美国经济的总产量和总收入，并建立了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从事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计算和测量工作。这对后来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测量经济运转状况，诊断经济周期和预测经济走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Kuznets为此获得了197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Kuznets和其同事当时是用手写的资料来统计有形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如机器、厂房等长期投资，这对当时的工业社会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种计算方法对二战时期罗斯福内阁急需测度和发展美国制造坦克、军舰和飞机的能力是很方便的。机器、厂房无疑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同样，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R&D）支出也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现代经济学的投资定义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货物的生产和购买，任何一种能够在未来创造利益的行为都是投资。很难想象1946年Bugsy Siegel在拉斯维加斯建造Flamingo大酒店和赌场所花费的600万元金是投资，而AT＆T筹资兴建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竞不算投资，不包括在GDP之中。Kuznets本人已经意识到其核算体系的局限性，不幸的是，该体系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自以电脑和因特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和新经济出现以来，现代社会经济已日益演化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驱动力为想法和创新（ideas and innovation）。显然，陈旧的官方数字搜集系统和测量体系只能抓住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投资，而失去了GDP中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统计学家们固然可以精确地演示建造了多少厂房这种有形资产，但却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而这些无形投资恰恰是企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得以生存、具有竞争力和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据美国《商业周刊》报导，美国2000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在有形资本和软件方面的投资为11390亿美元，而在无法测量的无形资本方面的投资为9780亿美元。保守的估计，美国目前每年的实际投资比官方数字高出1万亿美元。

格林斯潘大概最早意识到传统的数字没有捕捉到日益崛起的知识经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因官方数字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新经济而烦恼和失望。1996年到1997年间，格林斯潘曾拒绝接受有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传统数字，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同时他还指出了官方数字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估。美国经济分析局BEA（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局长Landefeld日益感受到将反映知识经济的数字包括在官方统计中的压力。1999年，也就是在Kuznets奠定了GDP计算的基础60年后，Landefeld和BEA终于决定打破常规，将企业在软件方面的支出由中间产品支出划为长期投资支出。用这种新的统计方法来重新计算GDP，美国1996年的GDP一瞬间增加了115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5%。

这一迟到的变革无疑具有过渡性和革命性的意义。美国目前每年的软件支出为15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的电脑硬件支出。并且软件通常比硬件使用的时间长，作为长期投资支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软件是介于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的投资。说它是无形资本是因为它是难以测量的人类知识、智力、创新和创造力的积累、发展和进步的结晶；说它是有形资本是因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可以事实上走进商店，用肉眼看到软件的实物形态及其五颜六色的包装，从而确认它是实际存在的。用Landefeld的话讲，“事先包装好了的软件是更容易（计算）的”。耐人寻味的是，软件恰巧是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将软件划为长期投资无疑为不久的将来建立更好地反映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测量体系打开了一扇大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和变革，而应当反映这种变化和变革的官方统计数字却仍然维持不变。全球化、外包和外购（outsourcing），特别是创新和创造力对企业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迫使企业迅速地从有形资本的投资转向无形资本的投资。据《商业周刊》计算，200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十家企业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出增加了42%，近110亿美元，而同期官方公布的这十个企业的资本支出只增加了2%，不到10亿美元。当然，统计这些无形资本的投资对一个迅速变化中的知识经济来说难度很大。比如企业在人力资本、员工训练方面的支出，传统上包括把员工和培训人员运送到培训中心的费用和支付员工和教员的工资及培训设施等各种其他费用，而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提供的网上教学极大地降低了培训成本。2003年到2004年，IBM的培训预算降低了1千万美元，而该企业同期教室的数量和网上授课的时数却增加了29%。报告的培训支出减少了，而实际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了，现行的GDP测量方法不仅低估而且误估了无形资本投资。鉴于这种测量技术方面的困难，BEA计划采用稳健的过渡办法，未来几年内，他们打算先建立一个R&D支出的补充账户来追踪企业的无形资本投资，但暂时不把这方面的支出直接加到官方GDP数字中。正如Landefeld所说，“在概念上没有人有歧见，问题是经验测量方面的”。

GDP统计方法对知识经济的忽略还会直接导致对经济周期的错误诊断，甚至造成宏观决策的失误。由于现有的GDP统计数字没有包括日益增加的无形投资支出，在经济衰退时，它会低估衰退的严重性；在经济过热时，它又会一定程度上掩盖经济散发的过热信号。GDP这种对经济周期波动程度的低估很大程度上使它失去了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高质量信息的作用。在考虑了无形投资和知识经济成份后，美国2001年的经济衰退远比官方公布的数字严重得多，2006年的经济复苏也比官方数字描述的乐观。根据官方的数字，美国2001年的衰退如此地温和，私人部门的产量甚至增加了0.4%，但到2003年时美国私人企业共失去了300万个工作机会。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衰退时，企业通常会削减在R&D、广告和培训等方面的预算，解雇这方面的员工，但这却不会直接影响到GDP，因为现行的GDP·统计并不包括这些无形投资。当一个企业解聘一个从事长期产品开发的工程师，但却生产和销售同样数量的原有产品时，GDP不变，劳动生产率反而提高了，因为同样数量的产品现在由更少的工人来生产。如果这位被解雇的工程师转去建房，GDP反可能会增加。基于同样的理由，官方GDP数字在经济复苏时会低估经济的增长势头。无形资本投资对经济的带动作用通常会有一段滞隔。根据2006年1月27日BEA公布的数字，2005年第4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为1.1%，主要是低于预期的资本支出所致，但该季度产品设计和管理咨询部门的就业却急剧地增加，显示出企业无形资本投资的增加。如果把这些无形投资对有形资本投资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带动作用考虑进去，2006年经过两次修订的5.6%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并非意外。显然，把无形投资包括在GDP，中不仅可以更好地描述经济形势，而且可以改进我们的预测能力，这对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预警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分重要。

GDP统计方法由于忽略了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造成的对经济周期波动程度的低估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由于失去信心的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的存在，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在经济衰退时低估了失业率，在经济繁荣时高估了失业率。显然，忽视无形资本的投资和知识经济成份会使官方统计数字系统这种内在的（built-in）粉饰经济周期的倾向更为严重。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波动是最优的，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是有效的，无疑构成了新的挑战。

四、高估还是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理解GDP的基本概念及其局限性，特别是它对知识经济的忽略，有助于我们回答中国经济被高估还是低估这个问题，并会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科学的预测提供理论依据。不可否认，我国GDP统计数字存在着误差和重复计算，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高报经济成绩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GDP统计数字和预测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经济及其增长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严重低估了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13亿人口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的价值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

认为中国GDP被高估的人大概忘记了GDP的基本概念，即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劳务是以人为基数计算的，人多对劳务的需求和劳务的供给自然多，自我服务性的活动也多。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报告，发达国家GDP·中的劳务部分占三分之二，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虽然近年来有大幅度增加，但仍低于40%（World Bank，2005，pp.16-17）。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和消费方式的不同，不同国家提供的劳务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居民的家庭经济活动提供的劳务和自我服务性活动质量高、创造的实际价值大。即便按人均估算，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没有纳入GDP的成份也应超过美国。比如我国的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由母亲或亲属照顾的，即便是请保姆和家教也都是以付现金的方式，很少有人纳税上报GDP。而美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把婴儿和学龄前儿童送到婴儿照顾中心（daycare center）和幼儿园，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昂贵的价格计入GDP。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的退休年龄为65岁，并且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很多人一直工作到70多岁。而我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并且是强制的。这些退休人员退休后仍然非正式地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显然这几亿人平均每人“额外工作”10多年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反映在官方GDP中。

（二）GDP忽略了我国形形色色的非法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忽略由于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是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在美国的许多州赌博活动和以按摩为名义的嫖娼活动都属合法经营活动，并以亿万美元的价值计入GDP，甚至以医疗为名义的毒品使用也计入GDP。而在我国，各种各样的赌博、按摩和其他娱乐场所、吸毒和各种以逃税为目的的地下经济活动是有目共睹的。以扑克、麻将等形式的娱乐活动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些活动或者没有或者以很大的折扣计入GDP。我国目前还没有销售税来反映批发商和零售商，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实际营业额。这些行业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的。为了逃税，业者们通常以各种方式巧立名目，夸大支出，低报所得，很大程度地将合法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三）GDP没有统计闲暇，而中国消费的闲暇总量居全球首位。

第一，闲暇直接以人为计算单位，人越多消费的闲暇越多。第二，如前所述，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所以平均每个人要比发达国家多消费10多年的闲暇。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自愿失业造成的，应当称它为非自愿闲暇。但闲暇毕竟是闲暇，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毕竟是谋生的手段，是一种负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下棋、打牌、逛公园是比艰辛的工作更好的一种选择。第三，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工作的强度和紧张程度都低于发达国家，这一点从西方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闲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看出。第四，我国闲暇的价格，即闲暇的机会成本－－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对闲暇的需求量要高于发达国家。

（四）现有的GDP预测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落后但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金融业、律师业和运输业。

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经济中80%的就业是由零售业、金融业和运输业提供的。而在我国金融业刚刚步出原始状态。一个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竟然没有私人支票和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手段少得可怜，金融业提供的就业人数极其有限。不仅绝大多数的市场交易活动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的，而且私人间的借贷活动相当可观，这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极不相称，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产业巨大的增长潜力。我国的律师行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创造的劳务价值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提并论。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平均每27个人就有一个律师，而我国的律师比例不到万分之一。同样，我国的人均汽车数量和飞机数量也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行业会日益显示出增长的巨大潜力。

（五）GDP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

前面讨论过的GDP对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资产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投资方面的忽略在我国都存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教育投资。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私人的教育投资，实际上每个家庭在子女就学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居民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我国在教育方面的实际投入还可以从产出指标得到反映。据美国《财富》杂志2005年7月报道，我国2005年估计有33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取得工程学位的有60万，而美国的同期相应数字为130万和7万（Mvin，2005）。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教育乃科学技术之母。在目前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决定赢家，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压倒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私人教育投资的迅猛增长，扎实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必定会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六）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当前全球竞争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外包和外购。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仅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且日益增加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信息产业、软件工程、金融保险业和制药业也以外包和外购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根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分析，全球范围内49%的软件工程，44%的信息技术服务，25%和19%的金融业、保险业以及13%的制药业职位可以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如果按职业划分，52%的工程师工作，31%的会计工作都可外包到海外。因而，McKinsey预测，到2008年，410万的劳务职位将会转移到海外，ForTester·Research的预测为，到2015年，340万的白领工作会外包到境外，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更相信该数字会达到1400万。在当前激烈的全球价格竞争中，谁肯花10万多美元在美国雇佣电脑程序师而不在中国或印度花低于其五分之一的工资雇人去作同样的工作呢?这种全球化和外包外购浪潮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当然，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特别是医疗、福利待遇和社会安全保险，我国的GDP要打很大的折扣，但这些折扣要远远低于低估的成份，这大概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官方统计数字持乐观的态度。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的GDP，向上作了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提高劳务，特别是电脑、因特网服务等知识经济成份占GDP的比重。经过修订后的中国经济1993－2004年的增长率接近10%。用新的方法计算，2005年中国的名义GDP为全球第四，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占全球GDP的份额增加了1.5%，达到15.4%。由于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较大，这一修订使全球的GDP自1992年以来几乎每年上调了0.1个百分点（IMF，2006b）。这一修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