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部地区经济现状分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地处祖国内陆腹地,土地面积102.7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人口总数3.61亿,占全国的28.1%,国内生产总值为3.21万亿元,占全国的23.4%,中部六省人均GDP为903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5.5%,也仅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l/6左右(中国统计年鉴,2005)。 从经济结构看,2004年中部地区六省第一、二、三产业构成分别为17.3%、48.1%、34.6%。从财政收人看,2004年中部地区六省地方财政收入1796.6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5.4%。
从开放程度看,2004年中部6省的外贸依存度为9%,与全国的69.8%相比低了60多个百分点。从现代化进程看,采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居环境、信息化四大类指标共27个评估指数对全国各省现代化进程进行测评,中部六省的排序如下:湖北排位12,分值37.21;山西排位15,分值34.75;湖南排位18,分值32.50;江西排位25,分值27.12;安徽排位26,分值26.80;河南排位28,分值26.35。中部六省都未进入前十名,现代化进程缓慢。
从人均GDP水平看,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4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左右。
二、中部地区资源禀赋优势
一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决定其在全国区域分工中所承担功能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资源禀赋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矿产资源。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和输出基地,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2004年,中部地区煤炭采选业占全国的55.12%,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占38.33%,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占37.27%,发电量、钢、生铁、成品钢材等的产量也分别占全国的20%-24.5%。
2.农业资源。中部六省地处亚热带和温热带,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拥有宜农平原、宜林山地、宜牧草场和宜渔湖泊等多种农业自然生态系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商品粮输出基地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2004年的粮食产量和油料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0.8%和41.3%,是名副其实的“粮仓”和“油库”。
3.水资源。除山西水资源较为贫乏外,其他省份水资源相对富余。在全国十大流域中,中部拥有第一大流域长江,第二大流域黄河,第五大流域淮河,第六大流域海河。在全国五大淡水湖中,中部拥有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第四大淡水湖巢湖。2004年,中部六省水资源总量为7025.43亿立方米,占全国的25.1%。
4.劳动力。中部地区有3.65亿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1%,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最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输出基地,劳动力成本低,而劳动力的素质较高,因为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程度高,同时中部地区高校、科研院所比较多,高等教育也比较发达,各层次的劳动力竞争力较强,能够支撑各类产业的发展。
5.地理位置。中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其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中部既是东部加快发展的腹地,又是西部大开发连接东西部的桥梁,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
三、中部地区“塌陷”的原因
国内学术界认为中部“塌陷”有诸多原因,主要包括中部地区制度缺陷所导致的内生增长机制不足(于奎,2006)、中部地区缺少大都市圈或者说中心城市经济带的带动(陈淑兰等,2006)、中部地区未能将比较优势适当转化为竞争优势(缪国书,2006)等。笔者认为中部“塌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自身产业结构缺陷的原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1)产业结构偏离度过大。从三次产业的增加值结构看,中部地区第一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看,中部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远远超过其增加值的比重。也就是说,中部地区劳动力结构与增加值结构之间有较大反差,即产业结构偏离度过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滞后进而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单一。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所占比重偏高,林业、渔业所占比重偏低。农业经济各行业之间关联度不强,农村工业发展依然缓慢。(3)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处于资源的粗加工阶段,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煤炭、电力、冶金、建材等能源、原材料基础产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初级加工业的比重过大。这种产业状况,一方面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另一方面长期以产业链的上游产业为主导产业,初级产品、粗加工生产比重居高不下,形成单一资源型产业,而后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缺乏,以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困难重重(喻新安,2004)。(4)第三产业内部仍以传统服务产业为主。传统的批发业、零售业、运输业不仅占第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而且数量增加也快,而社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低下。
2.中部“塌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处于“政策低谷”。中部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文优势,出现中部“塌陷”从客观条件上看毫无理由,只能从政策环境上寻找答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先后制定了沿海开发战略,对东部地区实施政策倾斜,使东部地区依靠优惠政策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先机;世纪之交,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了对西部的政策扶持力度;2002年,国家又做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使东北地区初现生机。国家向东、向西、向东北倾斜的政策,使中部地区长期处于区域政策的“悬空”状态,在基建投资、财税收入、金融体制和对外开放上长期处于劣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中部地区在与东部、西部地区之间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导致近年来中部地区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落后于东部,并且开始落后于西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处于“政策低谷”。
3.历史累积的原因。东部沿海地区良好的经济区位,优越的交通条件,高素质的劳动力,灵通的信息,广阔的市场,坚实的产业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使其历来都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和改革的试验场,从而成为经济富庶的地区。而中部地区身居内陆,就资本、技术、人才而言,与东部地区相差甚远,并且工业化起点低,使传统农牧业与现代大工业并存,落后的农牧区与现代化的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经济发展比较滞后。
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策略
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有待于在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方面进行创新。
(一)路径依赖
1.改革国有经济,壮大民营经济。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尽快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民营经济是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部地区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在借鉴东部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创新,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使之在融资、信用担保、技术支持、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2.加强扶持“三农”政策。中部最大的优势是农业,因此“三农”问题是中部崛起的关键。首先,国家在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向“三农”倾斜,增加对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直接补贴和按保护价收购的补贴资金,扩大粮食风险基金规模。要在宏观调控中,加大对粮食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对调出商品粮多的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补偿等,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其次,要落实好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要从多方面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比如人畜饮水、节水灌溉等。应通过政策和法规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享有同等市民待遇,完善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再次,中部农村要借助新农村建设的春风,在农村公路、县乡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改造力度,通过国债资金加强中部地区农村公路网络的建设改造,重点解决农村路网“微循环”问题。最后,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
3.各省实施产业链战略,打造中心城市圈。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要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根据本地区和各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发挥本地区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形成一个带动全地区发展的中心城市圈--武汉经济圈,把第三产业、汽车、钢铁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4大支柱,并且使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极,同时各省也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工农业基础、区位优势,形成自己的产业链和经济增长极,带动本省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武汉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中部地区六省中综合经济实力排名居于前茅,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武汉也具备一定条件作为华中地区的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它具有工业基础雄厚、城市规模大和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2004年公布的全国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排序中,武汉名列第8位,因此它最具有培育成为城市经济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有能力成为中部地区的人才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科教中心,主要发展电子信息产品、生物医药和汽车制造等为重点的高科技产业链。
围绕武汉经济圈,河南打造郑州――洛阳――开封城市带,主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和化工产业链,成为这个城市带的中心城市;安徽打造芜湖--合肥--安庆城市带,主要发展旅游产业链和消费品制造业的产业链;江西打造南昌--九江--景德镇城市带,主要发展以九江化纤、鸭鸭服装为重点的纺织产业链和景德镇陶瓷为重点的建材产业链;湖南打造长沙--株洲--湘潭城市带,主要发展以三一重工、远大空调为重点的机电产业链,依此带动湖南乃至整个江南内陆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山西打造太原--大同--临汾城市带,主要发展以煤炭等黑色能源开采产业链,使其开采工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生产初级产品向综合开发利用转变。
4.大力发展中部旅游业。中部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河南的开封、洛阳古城,湖北的现代工程,山西的晋文化,湖南、安徽、江西的自然景观和红色旅游线路,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中部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二)路径选择
路径一:在自然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竞争优势,进而培育中部区域核心竞争力。培育竞争优势,主要在于区域创新能力。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模式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核心竞争力并不一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不同,文化不同,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也应该是各有特色,居于不同层次。因此,中部地区应结合地区的实际来制定本地区的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培育战略。 路径二: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步伐,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是中部地区增强整体竞争力的关键。(1)在农业方面的调整。中部地区在不放松农产品数量增长的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的品种结构,优化传统种植业的粮食品种,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确实担负起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加强农副产品加工业,建设中部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基地,发挥科技优势,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2)在工业方面的调整。既要利用中部地区的科技优势,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重新焕发中部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的青春和活力,又要抓住东西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发挥中部在汽车、工程机械、钢铁、建筑材料等领域的物质技术优势,大力发展相关产业。(3)在第三产业方面的调整。以现代物流业为龙头,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部地区交通便利,长江黄金水道、多条铁路干线及国道公路从中部地区穿过。到2004年底,中部六省铁路运营里程、公路里程、高速公路和内河航道,分别占全国的22%、25.6%、24%、26.3%,初步具备了建设物流基地的基本条件,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现代物流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路径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尽快制定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与措施。设立中部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国务院应依据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思维,统一制定中部发展规划,以协调引导中部六省的战略方向和行动,将中部崛起战略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国家在扶持“三农”政策、集约开发政策、产业技术政策、金融投资政策、超前规划政策等方面,需要提供特殊的、更加优惠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