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面临许多新的变化、机遇和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加速，既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又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制约，新发展阶段改善生存环境和加速建设的矛盾日益尖锐，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一个长期艰苦过程。本文探讨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由低效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增长格局，转向高效集约、要素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可持续的增长格局。

一、中国转变增长方式的实践进展和政策演变

1.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管理改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突出表现为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污染排放强度大幅度下降。1980—200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每万元GDP能耗从13.26吨标准煤下降到4.75吨标准煤，降幅达64.2%。根据世界银行资料，1990—2003年，中国每千克石油当量产生的GDP(200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下同)由2.1美元提高到4.5美元，增长了114%；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由3.9美元提高到4.7美元，增长21%；中低收入国家由3.1美元提高到4.6美元，中高收入国家由2.8美元到3.5美元。中国1990年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为1.3千克，2002年降低到0.6千克。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由0.6千克降低到0.5千克。中低收入国家由0.8千克降低到0.6千克；中高收入国家由1.0千克降低到0.7千克。数据表明，从自身的历史比较看，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污染排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不逊色。

但是，中国这种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和严重浪费。按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衡量，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例如，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2003年高收入国家每千克石油当量产出的GDP为5.2美元，其中欧盟国家为6.4美元，分别比中国的水平高15.6%和42.2%。中国的污染排放比发达国家要严重。2002年高收入国家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为0.5千克，其中欧盟国家为0.3千克，分别比中国的水平低16.7%和50.0%。近几年来中国单位GDP节能率有所下降，2006年上半年能耗和排放上升，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仍然过大。

2.中国早在“九五”计划(1996－2000年)中，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当时主要针对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效率比较低，反复出现投资过热和低水平扩张严重等问题。“八五”期间(1991－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指GNP，当时还未普及GDP的概念)年均增长12%，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95年与1990年相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3倍，而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近2倍。当时，中国用同样的能源消耗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日本的1/5、英国的1/3和美国的1/2，而且也低于印度的水平。这种投入高、产出低的粗放型经济循环，不仅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而且造成社会总供求失衡，进而成为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对此，“九五”计划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4项具体目标和7项措施(见表1)。还提出“农业要积极转变增长方式，走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原材料工业也要“切实转换增长方式，重点是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大力搞好资源综合利用，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竞争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并特别指出，“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多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和市场，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高新技术、集约经营，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同时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在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全国提供新的经验。”虽然“九五”计划提出很多好的设想，但实质性措施并不多，着力点也不够鲜明。

3.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五”计划的执行。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降温的趋势，中国经济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关注超过了对转变增长方式的关注。为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量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实行了对包括资源型产品在内的商品出口退税等政策。

“十五”计划(2001—2005年)中，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和举措没有充分展开，只在计划第四章关于“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第一节“加快工业改组改造”中提出：“加快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防治污染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五”计划对经济增长本身给予了充分的强调。该计划提出：“十五期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400元。”虽然“十五”计划也强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效益和结构优化效益，重视资源和环境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环保指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效果并不理想。

“九五”后期和“十五”期间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恢复了高速增长势头。但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十五”计划结束时，仍然相当粗放。

4.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重新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十一五”规划还提出：“针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进一步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推动发展的方式，明确推动发展的政策导向。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规划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若干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数量目标，包括降低能耗强度、污染物排放强度等(见表3)。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原则：“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看，“十一五”期间，中国将更加强调节约能源和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更加强调保护生态环境，重视发展循环经济；更加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加强调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保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着力点更加明确，政策措施也不断将改进，并趋于完善。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压力与制约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正处于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历史关头，面临许多新的变化、机遇和挑战。

1.新发展阶段改善生存环境和加速建设的矛盾日益尖锐。新世纪以来，在初步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新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GDP已达到18.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超过17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493元，农村居民收入达3255元；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6.7%，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市化水平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43%，提高了6.8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13个百分点。这快于改革开放前25年城市化的上升幅度(1953—197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总共才上升5.4个百分点)；也快于改革开放以来25年城市化的年均提高速度(1978—2003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22.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9个百分点)。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将进一步升级，城乡居民对改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要求将日益强烈。这迫切要求把握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度，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使建设规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群众提高生存质量的要求相适应。

消费结构升级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从国际经验看，以住房、汽车、通信等为代表的高增长产业群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将是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在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下，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参见附表1)。据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二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已经由2001年的46.7%上升到2005年的54.7%，其中工业的贡献率由42.1%增加到47.9%。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年均增加近2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则由2001年的48.3%下降到2005年的39.0%，年均下降近2.3个百分点。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就会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中国经济保持7.5%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口年自然增长率保持在6‰，按现行汇率计算，到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可望突破3.8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2800美元左右，接近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最高水平。

消费结构的升级也将对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新的压力。汽车、住宅、通信等终端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客观上将拉动中间生产资料部门(主要是采掘业和原材料制造业)的持续大量投资，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以汽车用钢为例，据预测“十一五”期间，中国汽车产业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2010年国内汽车市场需求量将在900万—1100万辆，汽车制造业钢材需求量将达到1520万—1840万吨，其中板材1010万—1220万吨。而重化工业的发展，必将需要更多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加重生态环境的负荷。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人口的城市化，既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也会带来与城市化相关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只有从根本上摆脱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产业结构体系建立在有利于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资源配置机制之上，才能从目前低水平、发展很不平衡、环境脆弱的小康，走向生活更加宽裕、环境更加良好、可持续的全面小康社会。

2.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已经难以为继。近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但是，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下，土地、淡水、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脆弱。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将加剧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中国人均资源紧缺，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资源消耗量或自然资产损失量却排在世界前列。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人均耕地面积已经由1953年的2.82亩下降到2004年的1.41亩(不足0.1公顷)，全国2800多个县中，有666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公顷的警戒线。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已成为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全世界用水总量的15.4%，全国660多座城市中，有60%的城市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到2030年将列入严重缺水的国家。

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原本就十分脆弱，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又过于高昂。目前中国的环境质量仍然处于“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的状态。2005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2549万吨，超过了环境理论容量的一倍以上。大量的二氧化硫排放导致了酸雨污染。目前，中国的酸雨区面积已经占到国土面积的1/3。2005年，全国烟尘排放量达到1182万吨，不仅没有完成“十五”计划削减9%的指标，反而还有所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达到911万吨，也未达到“十五”计划的削减目标。另外，目前城市河段90%以上受到污染；草原退化达9/10，退化速度200万公顷/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扩展速度3400平方公里/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依靠高要素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技术含量这“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整体环境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

产业结构不合理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表现，也是造成粗放型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在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大背景下，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污染物排放的现代制造业发展滞后，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金融、保险、物流、法律、会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部分行业生产管理水平低下，依托于市场的专业化水平不高，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组织形式未根本改观，高物料消耗和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工艺还大量存在，企业缺乏足够的节约动机和有效激励。

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重大成就，为市场稳定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但总体上看，目前农业基础设施不牢、发展后劲不足的基本状况没有改变，农业基础装备落后、主要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农民就业门路不多、增收困难的情况没有改变，农业多种功能的开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到位。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2.1亩；农村劳动力仍然有59.5%的人从事第一产业；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的产值比重依然高达49.7%。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合理的农村经济结构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4.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和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

(1)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中国各地区要素禀赋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土地、水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方面，也表现在资本拥有量和劳动成本等方面。2005年，东部职工平均工资为21035.9元，而中部只有14797.6元，西部只有15715.0元，东北只有15655.0元，东部的工资是中部的1.4倍左右，是西部和东北的1.3倍左右。不同的资源禀赋，应该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特色。虽然近年来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在逐步提高，但地区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在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炼焦等高耗能、高污染等产业领域，甚至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不仅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而且恶化了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

(2)经济活动在一些地区过度集中。由于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和政策倾斜等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整体上呈现向沿海地区集中的态势。比如：东部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9.8%，人口只占全国的36.2%，2005年GDP总量占全国的54.5%；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7%，人口占全国的28%，2005年GDP总量仅占全国的17%。再比如：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2.2%，人口仅占全国的11%，2005年GDP占全国的20%以上。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问题是，如果这种集中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和生态环境方面的代价。目前，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这3个经济密度较大的地区的个别地方，出现了过度发展的迹象。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这些地方的集中带来了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超出了这些地方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3)地区之间竞争秩序混乱。表现在：有些地区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不顾自身资源、环境和发展基础的限制，对自然资源进行粗放式、掠夺式开发；以低级的技术和简陋的工艺，对资源进行初级加工(如小炼焦行业)；以低廉的资源价格(如土地、水)和基础产品价格(如电力)，以及极低的环境保护标准，鼓励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发展。这既恶化了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又破坏了生态环境。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使中国目前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经济发达地区资源和环境压力逐步增大，有些地区成为资源高消耗地区和生态脆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缓慢，高投入、

高消耗和高排放的增长方式削弱了本来就脆弱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5.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的贡献。然而，“十五”时期，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逐渐发生变化。从劳动力市场看，在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格局并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结构性短缺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熟练技术工人供不应求，局部地区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2004年这种现象更加凸现，特别是在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以上。2005年后，这种现象开始蔓延到内陆一些地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更多地进入城市，如果不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劳动力也会出现短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最近对分布在全国17个省的2749个村(其中东部1151个，中部759个，西部839个)的调查，有近一半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其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各占一半。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国平均每村48人，比例为17.8%。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率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从土地市场看，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中，地价不断上涨。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的土地供给都趋于紧张，土地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将长期维持。这些都迫切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化。

6.人口老龄化超常加快。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4年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97%。到201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到203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中国人口老龄化有两个特征，一是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即迈入了老龄化的门槛。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大致为5000—10000美元；发展中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大致在2000美元；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二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超常。根据国外有关机构资料，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7%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8年，而中国估计只要27年。人口老龄化既会降低国民储蓄总水平，也会提高人口赡养负担，影响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变动态势，对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紧迫要求。只有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才有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

7.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和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2005年，进出口总额达14221亿美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603亿美元。在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贸易结构也日益优化。2005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50.3%下降到6.4%，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49.7%上升到93.6%。中国进一步融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于本国的和平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与投资的基本格局与发展趋势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全球生产的价值链分工出现新的特点和变化，跨国公司跨境投资、公司内贸易和服务外包明显增加，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扩大，层次提高，方式更加灵活，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这些都给中国带来新的贸易与投资机会，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领域也将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向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物流、研发、金融、地区总部等领域延伸。《京都议定书》在中国的生效，将促使中国能源的生产、输送和消费方式进一步清洁化和高效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也给中国带来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融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使中国直接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在那些附加值高、知识密集的产品和服务部门，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同时，在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和监管，中国有可能承接更多的高污染和高耗能产业。

8.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

(1)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中国既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又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2004年的人均GNI为1500美元，在世界208个经济体中，排在第129位。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200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仍高达46%。中国要彻底改变经济欠发达状态，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艰苦奋斗。从现在起，到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稳定发展期，中国至少还需要10多年的时间。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面对不断加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只能主要立足于国内，充分挖掘自身经济增长潜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难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2)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改革和发展重要的起始条件，并将长期制约改革和发展的进程。虽然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是城市化水平仍然相当低。2004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低9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低9和32个百分点。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将进一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对扩大就业、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协调城乡关系都将带来持续的压力。现阶段要改革城乡分割管理体制、逐步缓解城乡差距过大的现象，需要调整国民经济分配关系，将在一定时间内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的分布格局。

(3)区域间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3497元，中部地区为10524元，西部地区为9281元，东北地区为15924元，东部是中部的2.23倍，是西部的2.53倍，是东北的1.48倍。东部地区城市化率为52.8%，中部地区为36.5%，西部地区为34.6%，东北地区为55.2%，最高者比最低者高出21.2个百分点。同年，第二产业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是48135元，第三产业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是32356元，而第一产业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只有6791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的数据计算，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率高达7.1:1。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地区、各部门结构调整的起点、条件、重点差别很大，也决定了结构转型难以在须臾之间完成。

(4)中国的能源禀赋以煤为主，2003年发电量中，煤炭发电占的比重为79.4%，比1990年提高了8.2个百分点。而2003年世界各国发电量中煤炭发电量所占比重为40.1%，在可得数据的经济体中，中国仅次于南非、波兰和爱沙尼亚。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结构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具有长期制约，决定了能源的物理利用效率偏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难度偏大。

(5)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重化工业和制造业规模将继续扩大，即使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强度可以降低，但消耗和排放的总量仍会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上升。

9.消费未能有效引导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整体消费能力相对不足，与国内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相比，消费总需求增长相对缓慢，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另一方面，消费政策和消费环境不完善，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不协调，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低收入群体补贴的消费性公共开支不足，不利于扩大全社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1—2005年平均，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0.7%，资本形成的贡献为51.2%，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贡献为8.1%。同时，消费政策不完善，也不利于形成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造成了大量的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现象。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消费领域的巨大浪费，而且间接引起了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粗放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

10.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的症结在于关键领域的改革滞后。(1)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比价关系不合理，刺激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2)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利于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容易滋长市场保护和分割行为。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难以抑制地方和部门的低水平扩张冲动和非理性竞争。(3)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土地市场发育不足，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转让收益及土地融资，导致土地征占过多，利用粗放，城市低效扩张。(4)政府管理经济长期偏重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而对能耗、排放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制不足，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又不利于鼓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消费行为。(5)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不完善，企业尚未真正成为创新主体。(6)城乡分割的体制改革滞后，制约着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