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的特征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自从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欧确立以来，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和原动力就为全球化经济来临埋下伏笔”。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脚步，时至今日，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全球化的气息。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所描述的那样：“通信成本、运输成本的下降，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人为障碍的减少，已导致世界各经济体的更紧密的一体化。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而且是指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人员的流动性。全球化不仅包含着市场的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

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生产全球化，即国内生产在空间上全方位突破国界，生产活动由本国市场自发机制力量主导而转变为企业（主要指跨国公司）主导，国际分工的形式由垂直分工逐步转向水平分工。二是金融全球化，即各国国内金融资本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其典型特征就是资本的国际化。由于各国资本市场不断开放，对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管制日益放宽，资本国际化程度大大加强，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甚至大大超过了商品市场的一体化。三是信息全球化。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连接世界的技术基础已由硬性的交通实体工具转变为软性的传输信息的通信手段。一则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球，信息的传递已经不再被地域和时间所阻隔，信息真正实现了全球共享。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很难达成一致。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使我国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利用比较优势获取利益，最终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引入和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学习效应”；积极引入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实现“后发效应”；加强文化交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消极方面则主要表现为：部分侵蚀国家的经济主权；增大经济和社会风险；激化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加剧两极分化；蚕食部分国内优秀文化；造成资源的滥用和生态的破坏。

无论怎样，有一点我们应当十分清楚，那就是：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或许在短期看来，全球化引起的矛盾和负面效应很难有效地解决；但从长远而言，我们必须顺应这股前进的潮流。顺应不等于听之任之。我们需要的是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让全球化、让对外开放真正地起到作用。

二、中国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指的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是城乡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中国的二元结构并不等同于经济学定义中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它更为宽泛，指的是多层次的社会二元结构体系，主要包括收入二元性、生活二元性、财政二元性、环境资源二元性、文化信息二元性等。除此之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刚性下经济的畸形发展，又形成了一种双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和农村各自均出现了双二元结构。“城市原有的一体化产业变成一主一次两个并存的部门：一个是国企职工为主组成的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部门；另一个是由大量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组成的次要部门……农村也出现了双二元结构，一元是乡镇企业，另一元是传统农业。”[3]中国的二元结构极为复杂。鉴于二元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二元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主要选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一）实证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及成因分析

在发展经济学的量化指标中，二元经济状况的测度主要有三个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强；反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弱。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小；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正方向变动：二元反差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小。

笔者对1952—2002年我国二元经济测度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计算和统计，制作出了二元对比系数图（图1）和二元反差系数图（图2）。

通过对这两个曲线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大致演变过程：

1．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7年）

这一时期二元对比系数在13％～20％之间变化，二元反差系数则在40％～46％之间变化（见图1、图2），表明二元对比系数在逐步降低，二元反差系数逐步增加，一致反映出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增强。这一时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制度型二元经济结构，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的制度原因而引起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政策即“重工业发展战略”和分隔城乡的户籍管理制度。“1978年以前的近30年中，中国城乡的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并且通过‘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补偿工业，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人为地促进了二元经济结构。”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及人民公社制度等，从社会结构上将社会区分为两大区域。在经济方针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二元结构被人为固定化了。

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的转换思路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刘易斯－拉尼斯－费（Ｌｅｗｉｓ－Ｒａｉｎｓ－Ｆｅｉ）模型，其主要机理是通过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二元向一元转化。第二种是托达罗（Ｔｏｄａｌｏ）模型，其主要机理是走一条空间分散型的资源配置道路，即通过发展农业经济，相对独立地解决农业落后。刘易斯模型假设城市不存在失业，希望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托达罗模型则根据城市出现大量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的情况，提出通过减轻城市负担、独立发展农村经济以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刘易斯模型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对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的错误估计和劳动力转移的简单化，这便大大降低了该理论的现实意义。托达罗模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否定。那么，以托达罗模型为主要思路对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实践与托达罗模型极为吻合：用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控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农村建立科技推广站、农机站等，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动员2000万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去农村就业，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改革前兴办‘五小’工业，改革后一段时间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实现乡村工业化。”然而，我们从图1和图2中已经看到，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得到了强化。事实证明，托达罗模型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反而更加强化了二元结构。

2．经济改革时期（1978—1992年）

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二元对比系数在波动中有所增长，二元反差系数形成下降的趋势（见图1，图2），这表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正逐步缩小，同时也潜藏了一些导致以后二元性增强的深层次问题。

在这一阶段里，政府引入市场因素，提高工业灵活性，加强城市流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制得到广泛实施，从而提高了农民经营自主权，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上种种改革政策都有助于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然而短期有助于二元弱化的政策在长期内不见得是真正正确的政策。在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的初期，的确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二元经济结构，然而这种工业化是“以低技术、小规模、劳动密集的农村工业填补市场消费品的短缺的粗放型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仍受制于国家‘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乡镇企业建制分散化，规模小型化，为以后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3．经济转型时期（1992年至今）

从图1和图2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转型时期中国的二元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刚性仍旧。在这一时期，政府并未提出针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明确的方针政策，政府正在转换的迷雾中求索。这段时间我国二元结构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1）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农村劳动力转换困难。具体表现将在后面进行详细分析。

（二）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表现

1．现代化二元性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转化二元结构的根本。目前，我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沿海的上海、深圳等地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然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却一直发展缓慢。一边是飞速发展，一边却停滞不前，从而加剧了我国城乡现代化发展程度上的二元性。

在量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时，笔者主要采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出的全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参考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反映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长期动态化过程，将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标准分为起步标准、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标准和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标准。起步标准是发达地区已经大体达到的高限标准，后两项标准值大致按照起步标准翻一番和翻两番分别确定。这里选取其中的8个主要指标进行分析和说明。

根据表1数据，我们很容易发现8个指标无一达到起步阶段标准，只有抗灾能力和每公顷耕地农业增加值接近起步阶段标准；需要递减的农业就业占总结业比例离起步阶段标准有一定距离，离初步实现标准则相去甚远。这足以说明中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仍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2．收入二元性

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性已经成为对中国社会公正与稳定的最大威胁，然而，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王小鲁《我国当前农村居民收入问题》一文中的数据显示，1980年，东部农村人均收入占城镇的54．4％，而到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到城镇的43．2％，说明近二十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城乡间人均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西部的情况更为恶劣，到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仅占城镇的30．4％，而且随着西部人均收入的相对减少，东西部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3．生活二元性

由于现代化程度的不平衡和收入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也呈现典型的二元性，并不断强化。消费结构是最能体现城乡生活差距的指标之一。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1978—1989年期间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别缩小，但从1990年以后，城乡差别又继续不断扩大。城乡生活水平如此大的差距，足以证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广大农村人口并未得到应有的改革获益，相反，相对生活水平却显得更为低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

4．财政二元性

1952年以来，政府农业投入只有在1963—1965年三年调整及1978年改革初期有所加大，此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虽有所起伏，但总体上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财政支出的城乡不平衡性所造成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农村保障、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财政二元性表现在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囊括其内，但对农村公共品生产（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却较少投资，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财政结构”。正是由于城乡居民之间福利保障收益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近年来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才日趋尖锐。在教育方面，城市不仅实现了“普九”，而且大学入学率也不断提高。相比之下，农村教育条件恶劣，辍学率高，“读大专和本科的机会也不到城里人的1／3。这种国民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别扩大趋势，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二元结构转换形成很大制约。”

三、全球化对中国二元结构的影响及其对策

中国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许多人片面地认为各种硬性经济指标的攀升足以证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增长的重要性超过了一切；各种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却被大部分人所忽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部分地打破了对ＧＤＰ的盲目迷信，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发展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开始探求和制定和谐、平衡、科学的发展路线，认识到经济增长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是，全球化推动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地区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也就是说，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也确确实实地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评价一种现象或机制的好坏，如果单单检测实践的结果，那么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在很多时候，一个机制作用的好坏，往往更取决于它的操作过程。那么，对全球化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结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原因到底是全球化本身自带的弊端，还是我们利用全球化的具体操作出了问题呢？笔者就以经济全球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国外直接投资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全球化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影响，探求真正的原因。

国外直接投资，又称海外直接投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简称ＦＤＩ），指国外投资者参与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拥有实际的管理权、控制权的投资方式。其投资主体为跨国公司，所投资的企业在中国常为外方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自1991年我国大力吸收外资以来，ＦＤＩ就成为继80年代乡镇企业之后另一个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力。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00》显示，我国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比重在1994年达到最高点，为6．2％；1995年以来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比例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以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方和东道国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有一点是达成了共识的，那就是：无论经济参与各方究竟形成的是负和博弈、正和博弈还是零和博弈，ＦＤＩ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投资方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主要有：“扩大投资、促进出口、创造就业、开拓国际市场、转移现代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人力资本、发展关联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ＦＤＩ的流入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ＦＤＩ总额地区分布不均衡

1983—1999年中国吸收ＦＤＩ总额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占88％，中部地区占9．02％，而西部地区仅占3．25％。而且“自2000年以来，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继续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则出现下降的趋势。”

2．ＦＤＩ对经济主权的侵犯

投资活动是一项理性的活动，跨国公司实施国际投资决策的依据也必然是获取最大的利益。在各国都积极争夺外资的情况下，中国想要争取到更多的外资，就必须做出一定的主权让渡，主要表现在超出合理标准的对国外投资者的补贴、牺牲国内投资者和劳动者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以及迎合国外投资者的经济结构调整。

从以上存在的两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ＦＤＩ对二元结构的强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要弱化二元结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ＦＤＩ的流入。然而，在全球化成为发展趋势的今日，这样的行为不仅目光短浅而且还是逆潮流而动的应急之举。那么，怎样消除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压力呢？ＦＤＩ果真对二元结构只有强化的作用吗？如果有积极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呢？

这些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解决二元结构指导途径的选择。前面在对计划经济二元结构演变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提到托达罗模型的实践是不适应我国国情的，其结果只能是强化二元结构，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那么，转换二元结构的途径就必须是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化。如果我们遵循这条途径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就会发现，ＦＤＩ所产生的影响相反是正效应。

首先，ＦＤＩ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了促进作用。在资本相对缺乏而劳动力非常富裕的中国，ＦＤＩ对我国最大的贡献是创造就业机会。“外资的就业创造效应是远远大于就业冲击效应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仅仅是所投资企业雇佣的全部人数，还包括产业积聚效应所衍生出来的上下游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外投资企业在东部地区城市就业中占37．23％，说明ＦＤＩ在我国东部地区创造出巨大的就业空间。

ＦＤＩ的大量流入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造成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进一步拉大。当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刺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入。”城市顺利且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实现一元的关键，ＦＤＩ所创造就业的作用，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虽然ＦＤＩ在中国的投资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表面上看扩大了中国城乡的不平等；然而，如果我们能转变思路，利用ＦＤＩ大力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将更有效地弱化二元结构。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入城市又能充分满足ＦＤＩ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从而给ＦＤＩ提供持续流入的保证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的是一种良性的双向循环，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也将逐渐促进二元结构转换。

其次，虽然ＦＤＩ在东部城市的流入将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然而也不可忽视投资西部的作用。西部尽管在吸收外资流入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政府若选用适当的政策扶持，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西部的ＦＤＩ流入量。“中国的农业土地使用制以及与之相伴的传统家庭式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限制了要求大规模生产和先进技术的农业ＦＤＩ流入。政府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定价、购买、储备、运输、国内销售和国外出口的控制，对海外ＦＤＩ投资于中国农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此外，农村乡镇企业的小规模化也很难对ＦＤＩ产生吸引力。因此，政府需要极力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形成规模化，另外，还需要放宽对农业投资的限制。政府也可以先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建设，后吸引ＦＤＩ的流入，最后带动民间投资，使ＦＤＩ对西部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发挥最大的经济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单纯从数据上分析ＦＤＩ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很不全面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全球化带来ＦＤＩ大量流入强化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而是我们对ＦＤＩ为我所用的思路和利用方式并没有切实结合中国的国情，从而并未让ＦＤＩ对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发挥足够的作用。　　回顾政府对中国二元结构采取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二元经济变化反反复复，二元结构矛盾有时缩小、有时扩大，总是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原因何在？从结构调整的方式看，主要是因为在解决失衡问题时，往往是哪里的短期矛盾严重了，就往哪里使劲，结构调整忙于短期的应急式‘综合平衡’，而不是立足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战略调整。”

面对全球化的契机，我们应当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制定二元结构转换战略时，眼光长远、目标明确，立足于中国二元结构的根本解决，在切实把握了全球化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将全球化为我所用，推动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ＦＤＩ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加大农村教育、生活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7．

[2]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全球化与发展[Ａ]．戴维·赫尔德，等著，童新耕译．驯服全球化—管理的新领域[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5：31．

[3] 陈迪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三阶段分析[Ｊ]．湖南社会科学，2002，（4）．

[4] 任保平．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Ｊ]．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5）．

[5] 王学真，郭建雄．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否定之否定——城市化战略的理论回顾与现实思考[Ｊ]．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2，（3）．

[6] 陈东琪．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实证分析[Ｊ]．宏观经济研究，2001，（12）．

[7] 王绍光，王有强．公民权、所得税和预算体制[Ｊ]．战略与管理，2001，（3）．

[8] 田贵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激励政策竞争[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67．

[9] 胡鞍钢，胡光宇主译．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国内政策的挑战[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3．

[10] 任志成．ＦＤＩ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Ｊ]．审计和经济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