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且是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来源,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意义重大。但是,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规模的扩大也会对我国经常项目稳定的可持续性构成潜在威胁。为了消除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负面影响,我国现有进出口和外资引进格局应当有所调整。

一、对外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相对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只占当年GDP的9.59%,而且贸易收支表现为逆差。25年以后,2003年我国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60%,贸易收支也由逆差转为顺差,占GDP比例达到1.81%。与此同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缓解我国改革开放前期的资金短缺、提升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做出积极贡献。从统计数字看,FDI/GDP比例已经从1983年的0.21个百分点上升为2003年的3.8个百分点,在某些年份,这一比例甚至一度达到6.22个百分点。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而且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来源。从表1的统计数据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我国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增长的同时,外汇储备也快速积累: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为0.08%,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已经高达28.60%。

为了准确说明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的影响,我们借助计量经济学方法将外汇储备对前面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纯用净出口(NX)和外商直接投资(FDI)解释外汇储备的变化(DFR),很难找到稳定的数量关系。这使我们不得不加进第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即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NEO)项来解释外汇储备的变化。由此,外汇储备变化在模型中被视为三个变量的函数(见方程1):

DFR=F(NX,FDI,NEO)(1)

使用1983-2002年的年度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回归结果如下:

DFR=0.08+0.51NX-0.65NX-1+1.11FDI

(2.45**)(-3.54***)(6.86***)

+1.49NEO(2)

(5.25***)

Adjusted R-squared=0.85,F-statistic=27.04***,DW=2.07**,ADF Test Statistic=-3.439928*

D(DFR)=-8.26+0.53D(NX)-0.52D(NX-1)

(2.84***) (-2.91***)

+1.33D(FDI)+1.32D(NEO)

(2.82***)(3.05***)

+1.10ECM(-1)(3)

(-3.72)

Adjusted R-squared=0.69,F-statistic=9.03***,DW=2.13***

(说明:括号中数字为 t统计量的数值,*表示10%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5%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1%显著水平上显著。NX-1表示NX的1年期滞后值,D(·)表示括号中变量的1阶差分,ECM为误差修正因子)。

方程(3)解释了净出口、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对外汇储备变化的短期影响。具体来说,净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外汇储备变化增加0.53亿美元。但是,滞后1年的净出口对外汇储备变化则有反向影响,即其每增加1亿美元,外汇储备变化反而减少0.52亿美元。这是因为,当年净出口增加在引起本年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使得下一年进口有扩张趋势,从而使净出口减少,外汇储备变化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研究也显示实际利用外资对外汇储备变化有正向作用,它每增加1亿美元,外汇储备变化相应增加1.33亿美元。

与方程(3)不同,方程(2)解释了净出口、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对外汇储备变化的长期影响,即在误差修正因子作用下,短期趋势最终要收敛到其长期趋势:净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外汇储备变化增加0.51亿美元；1年滞后的净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外汇储备变化减少0.65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外资每增加1亿美元,外汇储备变化也相应增加1.11亿美元。

通过方程(2)和方程(3)解释变量系数的对比我们发现,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均要大于长期影响,然而误差与遗漏项的作用却恰恰相反。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尽管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的短期影响强烈,但从长期看则会有所衰减；取而代之的是,宏观经济的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资本内流愈发明显等等,即包含在误差与遗漏项中的这一影响因素对外汇储备变化的影响将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这样看来,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不但有赖于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适度规模的保持,而且也有赖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

二、我国现有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格局已经显示出潜在的负面影响

在看到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其潜在负面影响。首先,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伙伴国家采取的报复性措施有可能对我国未来对外贸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次,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规模逐步扩大带来的收益汇出越来越大,已经对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再次,由于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为了防范外汇投资风险,大量外汇储备不得不用作美国国债投资,海外投资总体收益不高。最后,因为我国自1999年以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年双顺差,外汇储备增长偏快,以致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4032.5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由此迅速上升,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目前,通货膨胀压力有所显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继续保持大量顺差的前提下,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很可能要付出通货膨胀上行的代价。

1、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引发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按照WTO原则,无论成员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关税、配额和许可证等贸易壁垒都将大为削减。因此,各国为了鼓励本国企业出口同时避免本国企业受到外国出口企业的冲击,不得不纷纷采用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手段,例如利用反倾销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本国贸易实行保护。

我国1998年外贸净出口曾经达到历史高点434.7亿美元,尽管此后贸易收支顺差有所回落,但始终保持了25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与此相对应,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已越来越多。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仅为5.2%,但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却已占到世界总数的16.5%。而且,对我国进行反倾销立案的国家已经不单单只是发达国家,1995年-2001年发展中国家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已经达到同期全部反倾销案的62.5%。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00年我国有66%的出口企业、25%的出口产品受到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110亿美元损失；2002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扩大,以致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技术贸易壁垒限制,造成损失高达170亿美元。所有这些无不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将使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从而对贸易收支的长期均衡直接构成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际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给一些国家企图借贸易顺差攻击人民币汇率造成口实,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势必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针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大量存在,我们一方面要力图将许多问题解决在贸易层面,不宜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另一方面在不放弃人民币汇率短期稳定的同时,也要在宏观经济稳定、外部投机资本冲击可能性较小的恰当时机,积极加快汇率制度改革。

2、累计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会影响未来经常项目顺差的可持续性

不但出口持续扩大带来的贸易摩擦可能影响经常项目顺差的长期稳定,累计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持续增加也会引发同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直到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值)规模相当有限。从统计数字上看,1979~1982年实际利用外资总和11.66亿元,直到1991年也不过43.66亿美元。在此条件之下,即或存在一些投资收益汇出也并不明显。

1992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对外开放新局面,外商投资热情高涨,使得该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大关。紧随其后,1993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项开始表现为收益的净汇出,为-12.84亿美元(汇出以负数表示)。此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至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达到527.43亿元,同期投资收益-146.69亿美元,前者占后者比例高达27.8%。

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项目顺差短期内可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外汇紧缺年代意义尤其重大。由于目前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相当巨大,至2003年末已经接近5000亿美元,如果仅扩大外国在华投资而不发展本国对外投资,只能使未来外商在华投资收益回汇净额越变越大。当然我们可做一个估算,假定实际利用外资从现在起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并且投资回报率为8%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5年以后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无法弥补投资回汇引起的经常项目逆差,甚至可能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当然,投资收益的回汇并非一成不变地上升。当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外商完全可能将更多的本期投资收益用于下期投资,从而投资收益回汇有所减少,这在我国也不例外。如上图所示,从1994~1999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一路下降,并且在2001年达到历史低点-186.19亿美元,但是2000年与1999年相比、2002年与2001年相比则有所上升,这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稳定是分不开的。但是,一旦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投资收益回汇势必加速上涨,将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直接构成巨大威胁。

因此,未来我国引进外资不宜再像过去一样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我们应注意利用外资为本国产品获取打入国际市场的准确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应鼓励本国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并通过本国企业投资收益的回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长期平衡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现有对外贸易格局适度调整是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一环

目前阶段,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按照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外国资本弥补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那么我国企业到国外投资会不会加剧我国资金需求紧张的状况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国内资金供求状况之所以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而并非国内资金潜在供给能力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融资困难。就中小企业而言,自身缺陷固然是造成其难于获得资金的重要原因,但我国金融市场竞争不够充分、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征信制度尚不健全也是重要体制障碍；就农村地区而言,其资金紧张既有国有金融机构最近几年因商业化而渐次退出农村的现实背景,也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不力以及真正意义上农村民间金融缺位的影响。

根据国际经济学观点(IMF Institute,2003),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间,国内总产值(GDP)应当是政府与私人消费(C)、政府与私人国内投资(Id)以及商品与非要素服务净出口(X--M)三者之和,即有:

GDP＝C＋Id＋(X-M)(1)

同时,国民总收入(GNI)等于国内总产值(GDP)与国外要素净收入(Yf)之和:

GNI＝GDP＋Yf(2)

而可支配国民总收入(GNDI)则又是国民总收入(GNI)与经常转移净额(TRf)的加总:

GNDI＝GNI＋TRf(3)

因为可支配国民总收入(GNDI)除了用于最终消费(C)之外,将以国民总储蓄(S)的形式保存起来,所以:

S＝GNDI-C(4)

同时,国民总储蓄既可用于国内投资(Id),也可用于国外投资(If):

S＝Id＋If(5)

此外,如果我们定义经常帐户盈余(CAB)为商品与非要素服务净出口(X--M)、国外要素净收入(Yf)以及经常转移净额(TRf)三者之和,则有:

CAB＝(X--M)＋Yf＋TRf(6)

这样,联立方程(1)-(6)并进行化减,即可推导出下面的方程:

If＝CAB＝S-Id(7)

也就是说,国外投资净额恰恰等于国际收支平衡帐户中的经常项目。从1982年到1993年,我国有多个年份存在经常项目逆差(1985-1986年、1988-1989年和1993年),这表明在这期间中国国内储蓄并不总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不得不通过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但是1994年以后的情形则发生逆转,由于国民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S＞Id),我国实际在进行净资本输出。

我们的问题在于,现有国内储蓄资金的分布格局不但使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而且也没有换来较高的海外投资收益。根据有关测算,1992-2000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仅为1.54%,与之相对照,1992-1999年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则高达5.69%,两者相差3倍之多。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我国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国内诸多方面的结构改革来实现；至于海外投资收益不高问题,则需要直接从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调整入手。

按照债务周期假说,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状况与债务的关系变化依次大致呈现五个阶段,即不成熟的债务人、成熟的债务人、债务减少者、不成熟的债权人和成熟的债权人。不成熟的债务人是指存在贸易逆差、利息支付净流出、净资本流入和净外债的上升；成熟的债务人则是说贸易逆差下降并开始出现顺差、利息支付净流出、净资本流入并且净外债减速上升；债务减少者意味着贸易顺差上升、利息支付净流出减少、净资本流出并且净外债下降；不成熟的债权人则表明一个国家贸易顺差下降并且开始出现逆差、净利息支付转为净流入、净资本流出递减此外国外资产净积累；而成熟的债权人则是指贸易逆差、利息支付净流入、净资本流量减少以及国外净资产的缓慢增长或稳定不变。按照这一分类,我国已经处于由成熟的债务人向债务减少者过渡阶段。与之相对照,作为成熟债权人的一些发达国家,其经常项目顺差相当大一部分是靠海外投资收益回汇来维持的。这些国家之所以有较高的海外投资收益,是因为他们的投资行为并非以外汇储备形式、即以官方资本被动外流方式来完成,而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私人形式的投资,例如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资来获取回报。这也是我国应当更加注重非官方性质的海外投资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币没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或者真正变为世界强势货币之前,以赶超方式提升我国所处的债务周期阶段,即单纯指望盲目刺激私人性质的海外投资来弥补贸易逆差,从而保持经常项目顺差或减少逆差的做法,目前对我国还非常不现实。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已经说明,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保持贸易逆差的同时保持国际收支的较大顺差。毕竟中国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同,贸然过量减少现有外汇储备、甚至使外汇储备变为负值,只会对我国金融稳定直接构成威胁。因此,继续强调保持或缓慢减少贸易顺差、逐步放松对私人海外投资的管制并且维持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调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