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和外资快速增长。但中国及国际学术界却渐渐关注到中国过于依赖外国投资和外来技术。这与中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优厚待遇的政策存在一定关系。

在中国的出口中，加工出口占有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发现于外资企业制造的加工出口产品中，其毛利率远低于本地的加工出口产品，但占中国加工出口的90％以上，本地企业出口占有率则逐渐萎缩。自1998年以来，外资的低附加值加工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50％以上。至于在外资企业生产并经香港转口的加工出口产品中，内地制造商所享有的毛利率竟低于香港的转口商。港商转口这些内地制造的产品，获得大部分的利益，中国内地却要承受国际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

在1994至2001年间，外资企业加工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迅速上升，但2001年后便逐渐下滑。下滑的原因仍不明确。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有可能是中国出口业附加值被拖低的原因。

中国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机会成本接近零。外资成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创造了数百万个职位。短期内能缓解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压力。但对于长期发展而言，却可能构成负面影响。本地企业出口的附加值高于外资出口，但市场占有率却急促减少。中国过度倚重外资可能会损害长远的经济发展。

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

中国自1979年对外开放改革以来，外贸及外资腾飞，创造一个经济奇迹。中国的出口总额于全球的排名由1978年的24位跃升至2004年的第三位。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在2002更超越美国至世界首位。香港，台湾及南韩等地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公司，也一窝蜂地将生产线转移至国内。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美名。面对中国出口的庞大压力，东盟国家及墨西哥的出口和外来投资总额均受到一定冲击。

在让人鼓舞的纪录背后，越来越多学者怀疑外贸及外资为中国带来的实质经济效果及利益。黄亚生曾经指出中国过于庞大的外来投资反映了经济的两大问题：第一， 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最缺乏效率的国营企业，同时抑制富于效率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中国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第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体系出现地方分割，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相对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享有很多独特的商机。

实际上，中国加工出口产品的毛利率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加工出口大部分牵涉到外来投资，占中国出口相当的比重。而香港企业作为内地加工出口业最重要的外来投资者之一，其投资为香港带来的所得大部分情况下亦高于内地的所得。

台湾、香港及南韩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业方面与大陆存在明显差异。前三个地区皆可以透过承包形式发展出口业而不需要倚重外来投资。而内地由于体制原因，影响本地企业的营运，造成现在过于依赖外资企业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业的局面。而中国以行政手段分配信贷的制度也不利于民营企业，令依赖外资的情况更加严重。

由于过分厚待外资企业，很多中国公司在海外成立子公司伪装成外资企业以享有多种特权。据世界银行估计，这类源于中国的“外资”在1992年占中国外来投资总额的25％。

近年来，内地也开始意识到外贸和外资对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多次讨论到中国过于依赖外资的问题，而媒体也经常以DVD为例，形容中国是血汗工场，而并非世界工厂。

人大代表刘庆峰曾呼吁中国必须关注依赖外资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生产全球70％的DVD，每台出口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只赚取1美元利润。多家本地DVD制造商被迫结业，只剩下外资公司操控整个行业。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国企业所得的纯利只有1.5美元。刘庆峰由此指出，拥有全球最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业，现正受到外资技术上的剥削。中国的制造业被评为低技术、多投入、多浪费、多污染。

除了MP3及DVD外，其它针对本土市场的中国制造业同样面对附加值过低和依赖外来技术的问题。在2004年，中国生产汽车超过500万辆，其中90％是外资企业制造。本地汽车制造业的市场占有率正逐渐减少。

中国出口，外商制造

1984年，国务院落实推广两大类型加工制造业的方案，分别为“加工装配”及“进料加工”。在此两种安排下，出口制造业可免除缴交进口生产原材料的关税。自此，中国制造业出口急速增长。中国进口税率高昂，但加工出口的原材料进口却免收关税，这令加工出口业得以腾飞。

在加工装配的安排中，本地企业对外商所提供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以赚取加工费。外商全权拥有加工后的产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此种营运模式与承包制有点类似，但外资企业多数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承包制下，外商负责产品设计及销售。但中国的外资企业除了供应原材料以外，更会提供机器及技术支持。原因在于中国本土进出口途径全由政府所控制，本地企业难以独自进口原料和设备。这造成外资企业可负责生产过程中的高附加值工序，而本地制造商只可扮演较次要的角色。

加工装配行业所涉及的外来资金被称为“其它外来投资”(OFI)，而不是外来直接投资(FDI)。与FDI不同，OFI的外国投资者在法律上没有该公司的控制权。但两者的实质差别其实并不明显。在加工装配中，外商控制公司的主要运作(虽没有法律上的拥有权)。在法律上，中方拥有营运的控制权，中方提供劳动服务以换取外商提供的机器及技术支持。下文所指的外来投资包括FDI和OFI，但不包括间接投资及借贷。

FDI包括以三类外资企业(亦称三资企业)的投资，分别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加工装配企业慢慢转型为三资企业，因为后者的产品可进入本地市场，而前者却不可以。基于以上理由，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外商对中国信心增加，OFI不断下滑，而FDI渐渐上升。

在进料加工的营运模式中，三资企业负责将进口原料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外国。与加工装配不同的是，在中国的三资企业，而非境外企业，拥有进口的原材料及加工后的制成品。三资企业并不是赚取加工费，而是以出口加工产品为收入来源。与加工装配的营运模式相比，进料加工的企业拥有进口原材料及制成品，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不过，这类企业很多是外资企业的子公司，外商全权决定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材料来源及货物消售的渠道。因此，承包制的加工与进料加工只有法律上而并非实质上的差别。

从1985年到2005年，三资企业的产品占中国出口的比例由1％急升至58％。本地企业的加工装配出口却由1994年的13.5％下跌至2005年的5.3％。这是因为三资企业的产品可在本地市场销售，很多加工装配的本地企业转型为外资企业。在2005年，与外资有关的出口占有率更达到了创纪录的64％。

与东亚其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出口与外资有关的比例是异常的高。香港、台湾、韩国的第二产业中，外资出口占有率为16～25％，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大约是51％；新加坡和中国类似，被外资占去大部分的出口市场(1998年的占有率是86％)。但新加坡的情况并不出奇，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细小经济体，而中国却拥有庞大及多样化的制造业，这种过度依赖外资的情况有些出乎意料。黄亚生和笔者都认为这是国内体制缺乏效率，不利于本地企业生产及出口所造成的后果。

与外资有关的加工出口(以后简称为外商加工出口)包括两大类：一是三资企业的进料加工出口；二是加工装配的出口，涉及外来资金及外国合伙人（不论中方的合伙人是三资企业或是本地企业）。三资企业的出口大部分是加工出口产品(2005年为78％)，三资企业的产品亦占中国加工出口的大头(2005年为83％)。

整体而言，外商加工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由1994年的39％上升至1998年的50％，在1998年至2005年一直维持在50％以上。2005年，中国的加工出口有93％与外资有关，本地企业只占有很少的百分比，并正在减少。

根据海关统计资料，笔者计算出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以加工出口商品的价值为基数，计算出口价值高出进口原料价格的百分比)。这里假设某一年的进口原料全部被用来制造产品出口。外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其实高估了这类投资为内地所带来的真正收益，原因有三：第一，加工业务除了从外地输入原料，也可能从外地进口服务(多数从香港输入)；第二，制造加工出口产品所耗费的本地原料可能使用进口原料，例如本地生产的电力需要利用进口的石油，这些间接被利用的进口原料应从毛利中剔除；第三，有部分外商加工出口的盈利应属于外商。因此外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是这类投资为国内带来收益的上限。

外商加工出口的整体毛利率从1994年的12％攀升至1997年的31％，2001年更达到34％，此后却停滞甚至下降（2004年回落到31％，2005年稍为回升至33%。）但两类加工业(进料加工和加工装配)的毛利率并没有明显差距。笔者原本预计进料加工应可赚取较高的毛利率，因为这类企业拥有加工后的出口产品，须承受较大的风险。事实上，两者的毛利率却很接近，这反映母公司通过转移定价把进料加工的部分利润转移出境。另外，进料加工出口企业其实没有承受巨大风险，因为母公司完全负责原料供应及产品销售，所以这类加工出口企业不能获得较高利益。

香港转口如何分利？

作为内地第一大投资者，从1979年到2005年，香港的投资占了内地FDI总额的42％。香港对于内地出口主导的FDI应占有更高的比例，因为香港多数投资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项目，美国及日本则集中于大型的进口替代投资项目。

香港对于内地加工出口业的投资为两地带来巨大的贸易额。在这类投资中，香港企业的内地伙伴将香港母公司供应的原料及半制成品进行加工，经加工的产品由港商负责销售至世界各地。产品多数从国内输入香港，然后转口至其它国家。这种贸易称为外发加工贸易(outward processing trade)。超过80％源自内地的香港转口产品是属于外发加工贸易。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差不多所有内地的外商加工出口都会经香港转口(1998年是98％)。90年末，比例开始慢慢减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内地实施了出口为主导的工业化政策，政策逐渐由广东推行到粤北其他沿海地区，而广东以外的外商加工出口多数不会经香港转口；二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将广东的港口现代化，广东的港口与香港形成竞争。但是，直到2001年，超过50％内地的外商加工出口仍然经香港转口。

由于加工出口业在香港转出口的内地产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转口产品的毛利率(以转出口产品的价值为基础，计算转出口产品的价值多于输入产品多少个百分比)能反映外发加工投资为香港带来的收益。

根据1989年至200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香港转口内地产品的毛利率远高于转口其它地区的产品。16年间，香港转口内地产品部分所获得的平均毛利率为31.7％，转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为9.3％，而内地外商加工的平均毛利率则为27％。这是因为香港转口内地产品大部分涉及外发加工，香港投资者在外发加工的流程中进行多样高附加值工序。另外，从1989年到2000年，香港转口内地产品的毛利率由13％升至40％（但在2004回落至30％）。这是因为在香港转口的内地产品中，外发加工产品的比例逐渐上升，由1991年的74.1％升至1997年的88.4％。

虽然香港转口的内地产品有很高的毛利率，但仍然低估每一美元的外商加工出口为香港带来的实际收益。这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在香港的内地转口产品中，除外发加工产品外，也包括不涉及外发加工的产品，而前者的毛利率较高；第二，除了转口内地的加工产品，香港亦转口其它国家的产品到内地进行加工，从而赚取转口毛利；第三，转口毛利只包括在香港境内进行的服务为香港带来的收益，而不包括服务出口，所以香港企业对内地子公司的服务出口并不计算在转口毛利内；第四，转口业在香港境内所产生的所得低于为香港带来的所得，因为港资企业在内地所赚取的部分利润是归香港母公司的。

香港企业多数以转移定价的方式把内地子公司所赚取的盈利转移到母公司。虽然香港及内地的税率相差不大，但由于香港没有外汇管制，以及投资者可在香港更有弹性处理资金等原因，很多香港企业仍然采用转移定价将盈利转到母公司。在转移定价下，母公司输给子公司的原材料价格会被高估(提升了香港转口到内地的原材料的毛利)，但低估了子公司输出给母公司的产品价格(提升了香港转口内地产品的毛利)。因为上文所提及的前三个理由，即使所有对外加工业在内地的利润都转化为香港转口的毛利，此毛利仍低于转口为香港带来的实际收益。

香港在转口贸易中所得的利益比内地要多。假如以产品为当地带来生产附加值的多少来决定产品的来源地，被称为内地制造的产品其实应该是香港的产品。这一论点与中美贸易纠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部份输出美国的出口产品都是经香港转口，而这些转口产品多数是加工出口的产品。按照中国的统计，去年中美贸易顺差额为1142亿美元，但按照美国的标准，该数字则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经由香港转口的商品是否统计在内。在两国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情形下，这造成了两国间的严重分歧。在这一过程中，香港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内地却要承受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

在加工出口业中内地所得的利益低于香港，这并非反映内地企业的谈判实力较弱。自1990年，内地的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很多跨国企业纷纷涌入内地。而且对于香港投资者来说，内地拥有地理及文化相近的优势，是其它低薪劳动力国家不能提供的。内地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港资企业都是源自香港的小型企业，缺乏垄断市场的力量。

香港获得相对较多的利益，可能是在转口过程中，香港企业提供给内地制造业很多高附加值的服务，包括产品设计、生产管理、市场推广、进口订购、原料采购、品质控制、贸易融资和船运调配等。整个生产涉及很长的流程，香港进行多个开始及后期的项目，而内地只负责装配的工序。另外，转移定价也可能会抬高香港的毛利。

内地依赖香港提供上述服务，这实际上揭露了相关体制的问题。内地的加工业务须依赖香港进行贸易融资是因为内地以行政手段分配信贷，而这种制度有利于国营企业。内地在国际市场推销及向国外订购产品上须倚靠外国投资者，部分是因为中国公民要办理繁复的手续才能获得护照出境。中国的加工业务多数从外地进口原材料，因为本地供应的原材料品质参差不齐以及供货商的可靠性偏低所致。

生计日蹙的中国制造

由1994年到1997年，外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有明显上升，但部分是因为走私减少而引起相应的统计调整。某些公司表面上进行加工业务，实质上是非法出售进口走私产品。这夸大了进口数额而降低了加工出口的毛利。

但也有证据指出，加工毛利率的上升在某程度上是由于上游和下游联系的加强，这反映改革提升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弹性。起初，大部分外资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中游加工装配企业，这样产生了企业对中间投入的原料需求。渐渐母公司将设在本土的上游公司移往中国，或从中国企业购买原料。增加采用本地原料的同时，从其它国家进口原料的需求相应减少并提升加工毛利，但这并不一定直接降低香港转口的毛利率，因为香港主要供应内地转口服务而不是中间产品。直至2000年，香港转口内地产品的毛利率仍在不断上升。

加工产品经内地港口而并非香港出口，便是加强下游联系的例子。内地外商加工出口经香港转口的百分比由1994年的98％下跌至2004年的32％。同时，越来越多的加工产品透过内地港口而非香港出口，内地的毛利率相对提高。但香港转口的毛利率并不一定会减少，因为毛利率的计算是针对继续从香港转口的产品。

虽然内地外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有显著的增长，于2001年达到34％，但仍低于同年度香港的国内转口毛利率(37％)。再者，香港所取得的真正利益应远超过转口毛利率数字上所反映的，而内地所赚取的实质利益应该小于加工出口的毛利率数字。

受到内地港口的挑战，香港与内地有关的贸易慢慢转变成离岸贸易，不再经香港中转，但离岸贸易仍然由香港的贸易公司负责。近年来，香港与内地有关的离岸贸易的总额差不多等于转口贸易额。

根据调查结果，离岸贸易的毛利率只有约10％，远低于内地转口产品为香港赚取的毛利率。但每一美元的中国外商加工出口给香港带来的利润百分比高于10％。因为实质的利润除了计算毛利率，还要加上香港服务出口的收益(包括提供原材料所带来的毛利)和香港外发加工的利润。内地是香港服务出口的第一大市场，而港商持有大量广东港口的股权，所以服务出口及外发加工为香港带来的利益相当可观。

在经济迅速发展下，内地外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从1994年至2001年持续上升。但2001年到2005年，却停滞甚至下跌，这个现象令很多人费解。

同样地，香港的内地转口毛利于2000年达到高峰，然后急速下滑。香港的情况比较容易理解，这是因为广东港口的竞争造成的。但内地外商加工出口毛利率的下滑却原因未明。虽然跌幅并不是很显著，但2001前迅速增长的势头已消失。全球的加工出口业均会转移至成本最低的国家。印度、越南和其它国家逐渐开放，对中国构成竞争。这可能降低了内地外商加工出口的毛利。

香港从内地进口产品的单位价格指数(unit value index)可作为内地外商加工出口的单位价格指数的参考，因为其中超过70％涉及外发加工。从1993年起价格指数由99.8不断上升，于1997年达到110.6是最高点。因为在那段时间，产品质量提高及内地外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迅速上升。但价格指数于1997年7月高峰回落，并急剧下跌至2001年的98.4，自此便在低于100的水平徘徊。自1997年7月后，指数显著回落，这明显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亚货币下跌，亚洲出口企业面对逐渐增加的减价压力。虽然在时间上价格指数的下跌与内地外商加工出口毛利率的减少并不完全吻合，但指数的急跌清楚的反映亚洲近年来渐渐升温的削价竞争。

从加工出口的数据可知，三资企业的毛利率远低于本地企业的毛利率。本地企业包括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大部分的本地加工出口都是由国营企业生产，本地企业的出口表现主要由国营企业决定。

从1994年到2005年，在进料加工业中本地企业享有平均50.8％毛利率，而外资企业只有27.2％。至于加工装配业，本地企业同期的平均毛利率是30.3％，而外资企业只有19.4％。这可能因为本地企业与本地供货商有较大的联系，多数利用本地原料，提升了加工出口的毛利率。

但是中国本地企业的出口增长远逊于外资企业，因此中国加工出口业逐渐充斥着外资的低附加值产品。在进料加工出口中，外资企业在1994年到2005年间，创下23.9％的平均增长率，而本地企业的平均增长只有10.1％。本地企业中，国营企业表现不佳，但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却有出色表现。然而，由于国营企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民营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占有率微乎其微，因此即使民营企业的出口总额高度增长(每年82％)，亦难以扭转整体的颓势。外资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占有比例由1994年的74％扩大至2005年的91％，本地企业则相对下降。

加工装配出口也出现了相似的现象，外资企业的占有比例由1994年的10％上升至2005年的52％。中国的外商加工出口包含加工装配的出口，所以外资企业的占有率上升可解释外商加工出口毛利率的下跌。

出口主导的FDI导致一个国家集中于低附加值加工出口的生产，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尽管是低附加值生产，以出口为主导的的FDI仍然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短期利益，例如就业方面。但现在仍难以衡量外资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影响。海雷拿（Helleiner）指出外来投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可分为三方面，分别是“联系”、“学习”和“依赖”。中国外商加工出口的附加值在2001年前不断上升，“联系”和“学习”的效应为中国发展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但2001年后，附加值停滞甚至下跌，因此可以推断“依赖”效应对中国非常负面。

在全国人大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到2%，并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升到了制度层面。但在一个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国家中，究竟应该如何去实施自主创新？在行政体系下，企业和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应该如何去衡量？估计这仍然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