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国际经济地位持续提升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升要素集聚能力是继续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关键。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全面认识现代国家经济实力的结构，从而进一步从全方位上提升综合国力。

1、中国国家经济能力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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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中国国家经济能力结构，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要素集聚是当前中国的核心能力所在，但是，要素集聚能力并非现代国家能力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部分。

经济全球化是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工业化继续发展，知识经济日新月异，这就决定了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拥有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拥有了现代经济的主导权，进而拥有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权。现代经济既是全球化经济，也是知识经济。当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经济全球化而发挥作用时，这个国家也就主导了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尽管技术要素在某一个国家集聚，但技术的所有权仍然归母国所有。

另一方面，全球化经济又是市场经济，并且是一个大部分产品过度供给的市场。对于稀缺产品来说是生产者主要，而对于过剩产品来说则是购买者主要，消费者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作用：对产品的吸收能力即一国的购买能力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种购买能力不限于消费购买，也包括投资购买，因此是吸收能力。

由此可见，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可能并需要拥有三大能力，即创新能力、购买能力以及要素集聚能力。从总体上说，中国拥有其中的一个半。中国在总体上缺乏创新能力，这是中国的最大弱点。中国有巨大的购买力，但对这种购买力的理解应当全面。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但相对于产出来说消费率是低的，金融与企业体制的多种原因使高储蓄也不能有效转变为国内高投资率从而形成产出对外部市场的巨大需求和资本对外部来源的巨大需求。同时购买力并不完全来自于本国居民和企业。除了迅速增长的国民收入，巨大的投资需求外，相当一部分购买力本身就来自于要素集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导致进口需求增长，经济规模在要素集聚中迅速扩大增大了本地需求和进口需求，特别是在华外国人及其商务活动的本地需求。这说明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依赖于第三种能力即要素集聚能力。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的迅速上升使政府采购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典型的是中国对民用客机的需求，除了经济本身高速发展外，国内市场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的开放，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的需求，但是对民用客机的巨大需求可以转化为中国的外交能力。市场准入的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这样。这既说明了中国的购买能力部分来自于要素集聚能力，也说明了购买能力的重要意义。

理论分析也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是中国要素集聚能力的一个缩影，外贸外资双顺差都是全球化让中国承担加工制造功能的结果。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影响着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的话，那么在今天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另一面我们也看到，属于国家主权的汇率调整权正是中国国家能力的一个方面。一个人均收入还很低，有许多发展任务需要解决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对全球化经济的流量调节的巨大能力是罕见的。

面对高速发展和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也需要保持清醒。这种清醒能使我们既看到发展的成就和力量所在，也看到发展中的不足与弱点所在。

开放经济的发展成就需要用开放经济的理念来评估。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已使国家经济实力等概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的开放性和全球化，由于GDP和外贸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外资，简单采用以本地生产总值和基于地理意义的出口等传统统计概念已使我们不能客观评估经济增长的成果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不利于正确认识发展中的不足，不利于对提高开放水平的探索。换言之，以全球化经济的新理念客观评估国力是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基础。1

在持续运用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与中国实现真实国力的持续增长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要素集聚能力是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核心能力之一。但是，首先，这只是现代国家核心能力之一。其次，如果不分清集聚世界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与真实国力之间的区别，那么就既不利于国力的持续提升，也不利于正确制定国际战略。第三，如果在提升这种能力的过程中过度依赖政策激励而不是机制优化，那么其中就可能包含着不必要的利益外流，从而影响国力的更有效提升。

因此，在持续提升国家要素集聚能力的同时，需要关注广泛的发展战略问题。

2、加强科技创新，培育高级要素，提升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要素地位

无论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阶段上说，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变化上说，中国对外开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适应中国发展新阶段目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机制的要求，中国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走向战略阶段性推进的新任务。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的强弱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专利、技术、管理等具有极高的流动性，高素质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一般加工型劳动力的流动性很低，而土地与自然资源没有可流动性。要素流动性差异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全球化经济下要素流动的方向是流动性强的要素流向流动性弱的要素集聚地实现要素的组合；二是流动性高的要素国际价格趋同显著，而流动性较低的要素将保留价格的巨大国际差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素优势是劳动力，廉价的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优势要素，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不利性的基础。一般加工型劳动力的低流动性决定了各国劳动力供给相对差异的长期维持，在一些国家中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又决定了劳动力低价格的长期保持。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的利益分配地位也就因此而确定。

确定国际分工的本质使我们能够研究国际分工利益分配原理。决定全球化经济利益分配的基础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并不改变要素的所有权属性，从而不改变要素的国民属性。因此，以要素的稀缺度决定要素价格的规律也就获得了其展开形式，以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要素的相对稀缺度决定相对利益大小的分配：要素收益分配关系取决于要素的稀缺性，优势要素更高的稀缺度要求更高的收益分配，从而主导着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要素的自由流动改变了国家的要素禀赋特征，从而改变了国家的产业发展特征，同时掩盖了要素的国民特征；要素的收益决定于该要素的相对稀缺度，因而全球化经济中国家间收益分配决定于要素分布结构；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多种方式，可以在不改变要素所有权下流动。

要素流入国实现了“为我所用”，要素流出国保持了“为我所有”，前者通过要素的使用获得利益，后者通过要素的拥有获得利益，但要素拥有结构、流动特征和稀缺度的不对称性决定的收益的非对称性。全球要素流动是存在着技术与体制偏向的，高级要素的流动是充分的，而低级要素的流动则是不充分的。资本、技术、优秀人才、标准、品牌、跨国经营网络、跨国企业组织等极易流动，而加工型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不能流动。这就导致了生产能力从而产品出口能力由高级要素拥有国家向低级要素拥有国家的流动和集中的特征。相应地就有广义高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向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而金融财富以收益形式向高级要素拥有国家返流的基本特征。

于是就产生了要素自由流动对各国财富积累的不同影响。发达国家资本与各类高级要素净流出总量增长，财富的国际布局变化。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财富积累的速度是存在着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低级要素的收益主要转化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最终消费，土地和自然资源是有限供给的和不可再生的，而发达国家高级要素的收益或转化为高级要素再开发，或转化为金融资产的积累，并且大部分是可再生的。这也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以低级要素优势构建要素集聚能力的局限性。

集中力量加快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以实现中国在集聚世界要素的同时自身更多的高级要素，更优的要素结构，更高的要素收益，从而更强的主导地位，是当前中国战略的紧迫任务。

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方式，但是这一规律并不排除这个国家可以致力于通过逐步改变要素结构从而改变参与全球化经济方式的可能性。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正确性正是在于，他既承认了要素的重要性，又从更广义上解释要素，并最终得出国家应当培育高级要素的结论2。比较优势论通过证明贸易都有利说明自由贸易更好，要素禀赋论证明要素禀赋影响贸易结构说明分工特点，与这两种贸易纯理论相比，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有政策与战略意义。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要素禀赋是既定的，但这并不排除该国培育高级要素从而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可能性，事实上国家开放战略的要点正在于此。否则的话，一旦世界分工格局形成，将永远不能变化，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显然不是这样。

注重技术创新，提升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参与方式的必要性还在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产业国际化现象，但是按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及其利益分配并不是平等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存在着增加值大小的显著区别，我们不能因为产业的国际化而不看到这种水平分工中的分工地位从而利益差异。高增加值和关键技术环节才是一产业的最重要环节，掌握了这一环节的国家才是该产业的主导国家。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起某个产业不是看是否有该产品出口，而是要看是否拥有这一产业的最重要产业链。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竞争力都是有意义的。

作为当代国家竞争基础的广义要素既可能通过国际流动实现其优势，又可能通过本国的培育而形成其优势。今天中国强调“自主创新”、“科教兴国”以及“体制创新”等，其深远意义都在于培育国家的要素竞争优势。

3、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提升需求水平与投资能力

购买能力作为一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原理决定了，中国需要增强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产品吸收能力，以增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购买者主权实力地位。

在吸收外资的同时运用好国内资金，将使中国形成在国际市场上更强的吸收能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内有资金仍然大力吸收外资就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一方面吸收外资有着增强中国要素集聚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内银行系统沉淀了大量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原因既在于我们企业的低效，也在于金融系统的不健全。国内经济研究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开放效益研究也归结到这一点。中国缺乏企业和企业家导致国内资金无法得到有效使用，同时又以高度优惠方式吸收外资，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因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只能依靠外资。我们的重点应当是深化国内改革去尽快改变单依靠外部条件而不注重改善内部条件这一局面。中国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发展中的利益是巨大的，国内金融和企业体制的改革将使发展利益更由中国资本分享，这对于中国的财富积累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更有直接意义。增长中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反过来会约束增长。由于由外资带来的高GDP增长掩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有限增长，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内需拉动力弱，于是又对外资有更大的依赖。地方政府有较高的引进外资拉动GDP的能力，但缺乏以促进消费和内需拉动经济的能力，这也是目前政策与体制的一大弱点。

4、开放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提升

在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绩后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实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核心的问题是以推进对外开放的总战略保持和扩大中国集聚世界要素的能力，继续扩大中国的经济规模，从而增强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提升开放水平的前提是开放目标的提升。

正如中国发展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在每一个阶段上有新的更高的目标一样，中国对外开放相应地在各个阶段上有新的目标。开放战略目标提升的内容是广泛的，就“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这一角度而言，那么，随着国内发展从脱贫和总体小康目标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达目标的提升，对外开放需要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目标。

（1）贸易发展战略的地区多样化与产业多样化

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起动模式。当这一战略上取得了一个阶段的成就以后，是否应当适时推进；是否全国所有地区应普遍长期坚持这一战略，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充裕，也因此价格低廉，这可能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在劳动力价格赶上发达国家以前就只能采取劳动力加工制造的发展战略，则是片面的。可以大规模吸收劳动力的产业不只限于加工制造，更不只限于加工贸易，还包括许多传统乃至现代服务业。中国在人口数和地理上都是一个大国，国家各地区实行唯一的战略是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在经历了26年的发展以后，中国各地区已有条件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战略，这既可能避免各地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又可能提升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整体水平。国际分工是动态的而不是不变的。今天，尽管农村地区还源源不断地有初级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但沿海地区和城市中已经开始成长起一大批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应以国内的体制改革使这些人才得到有效作用，发展起高级或较高级产业并参与更高层次的全球化。

（2）加工贸易提升与调整战略

80年代初起形成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模式符合我国低级劳动力多的基本特点，但是深入分析却表明，除了解决一部分就业之外中国的所得是十分有限的。微观上讲，由于外方掌控销售压低加工费；从中观上讲，由于国内没有产业链，不能形成拉动效应；从宏观上讲，外贸进出口总量提高给人们中国竞争力提高的错误信号，从而满足于目前的分工状态。不可否认，加工贸易是中国走向世界市场的路径，在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当中国外汇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外贸发展长期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却是不可取的。加工贸易确实创造了就业，但是如果看不到出口的高增长中的利益有限性和长期不利性则是危险的。加工贸易是十分容易转移的，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中国巨大人口和就业压力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加工贸易。但中国需要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和结构进步，我们又不能依赖于加工贸易。这就是战略需要推进而不是简单坚持的原因。在继续发展加工贸易中，要不断扩大国内成份，从而增强贸易对国内的产业拉动作用。出口导向型战略应当是以出口拉动国内产业结构提升，即实现结构进步意义上的发展的战略，而不是出口规模扩大本身，更不是加工贸易。由于加工贸易不仅被中国作为开放的启动模式，而且被不适当地作为整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模式，使中国经济过度地依赖于靠加工贸易和外部市场创造就业，导致了沿海靠内地劳动力搞加工贸易的低利模式。我们不但要承认中国劳动力禀赋的客观事实，也需要强调政策和战略导向的有效作用，即使在短期内仍然有一定的困难。危险的是我们唯一地从禀赋结构出发，看不到现实中的某些不利性存在着政策和战略上的原因，并认为在改变现状上政策和战略是无能为力的。

（3）注重提高引进外资的收益

强调提高利用外资的收益，就是要尽可能降低我们因政策策和体制上的某些偏差所付出一部分不必要的成本，尤其是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和指标的错误导向，从而从体制改革和机制优化上实现更高的外资效益。这就是吸收外资发展目标动态演进的要求。要消除因国内经济体制原因而造成的在国际要素流动竞争和国际市场产品竞争中的不利性，进一步提升集聚世界要素中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并且是各级地方政府分别主导下的发展导向。这一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强大的政府发展职能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但同时也具有其内在的重要缺陷，这种缺陷在对外开放中更加明显。由于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加上对外贸外资数量的不恰当追求，为了获得指标不惜提供种种政策优惠，形成了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地方政府行为已公司化了。优惠政策本身似乎成本为零或在地方上得大于失，但国家本来可能的利益却流失了。各个地方之间的外资竞争使跨国公司在投资谈判中更具强势地位，同时地方政府在监管中更处弱势地位。近年来一些地方引进了一些既不创造税收，也没有技术含量，却付出了土地和环境等代价的项目，许多政府官员看清这一点，但他们却无法自己从中跳出来。在现行体制约束下要期待地方政府有更好的政策来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是困难的。出路是改革，前提是改变开放型经济效益的评估方式，改变以外资外贸数量为主的开放成果评价体系，建立起体现效益的指标体系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

（4）将开放战略从单纯贸易发展战略向整体国际战略提升

单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在逐步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整体国际战略问题比局部的贸易发展战略问题更加重要。作为贸易发展战略，我们需要考虑其可持续性。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起步发展的初期是以劳动密集产品开始，一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仍然处于这一水平，因而这一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当中国还仅仅是沿海地区初步发展起来时这种市场约束就已十分突出，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继续这一战略的可能性问题。这还只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这一面。与此同时，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全部目标，睦邻、安邻、富邻是更高的国家发展战略，寻求与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合作共赢具有更高的战略意义。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才是可持续的，也与国家大战略相一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面对已经出现的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至于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规则对我们的约束，我们不应该也往往不可能去突破这些约束无限地在现有道路和模式上发展。

（5）发挥劳动力价格优势从单一战略向多元战略提升

从总量上讲，一般国家的初级劳动力往往者超过高级劳动力，但这显然不能作为一国只能发展初级加工的依据。发展有路径依赖，但发展起点上的唯一选择不等于是始终不变的选择；不变的是开放型体制而不是国际分工参与方式。当发展使要素结构逐步变化以后，分工战略就应相应升级。正如国内发展战略现在已经提出也可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样，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也同样出现了升级和多样化的客观条件。在低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中，除了中国企业制度缺陷使我们不能吸引和流住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外，片面的廉价劳动力战略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政策偏向于鼓励使用初级劳动力时，必然也就会抑制对高级劳动力和各种高级要素的使用，这是要素扭曲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必须使体制与政策激励高级劳动力的使用，这是科教兴国的必要条件。在谈到中国的要素优势时，人们往往更多强调一般加工型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却忽略了技术型人才同样存在的价格优势。这一片面性导致把中国的发展战略唯一地放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加工上。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典型地证明了中国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航天技术整体水平上，中国比不上美国、俄罗斯；但是，除了中国航天人的精神外，中国的整体成本是低的，这来自于这个产业整体更低的成本技术比——虽然技术相对较低，但成本更低，其中核心是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的更高“性价比”，当然还有管理优势。中国整体物价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是所有产业发展的成本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卫星发射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之一的原因。航天产业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中国知识型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同样可以创造的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却不应当为我们所忽略。如果中国能够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形成对知识型劳动力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那么中国就能够在技术与人才的绝对劣势下发展起高新技术产业、软件开发、信息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这也说明，发展中大国开放经济的转型是一个从一元化战略向多元战略的转型过程。大国的要素禀赋不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全面转变，转变是逐步的，高级要素的积累是渐进的。当一些地区、部门积累些一定量的高级要素后，就可能形成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新生长点或增长极。政策与战略的重点就在于培育这些地区和部门。简而言之，开放型发展战略是动态演进的，其主线是要素结构，而战略与政策的核心则是要素的培育与使用。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得益者，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关于开放现状效益评估的全部目的，正是在于坚持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解决就业问题是开放的目的之一，但只是第一目标。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都应当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对一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尤其是这样。今天中国的开放格局基本上是80年代初形成的，27年来实现了规模的扩大。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的目标已经从解决温饱转向全面小康，从脱贫转向致富和强盛，从由突破封闭转向在开放中发展，发展新目标的确立要求我们探索战略的转型。27年来，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就业压力依然存在，但是体制机制却已经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要素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的开放战略基本点仍然等同于80年代初期，那么我们就反而会抑制国内体制机制新因素的发挥，并会忽略国内改革的深化。正如动态分析方法原理所体现的，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过程是一个目标不断提升和推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有该阶段的发展目标，同时又为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准备条件。发展有阶段的差异，但演变却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就要素密集战略而言，从以初级加工型劳动力战略到多样化战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存在哪一天结构有了突然变化才可能探索新的结构战略。动态演进的这一特点也要求我们不能使现阶段的发展为下一阶段造成困难和障碍，例如结构转型的困难，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等等。

总之，中国在发展，而且在谋求更好的发展，实现新阶段上的新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正在对世界更和谐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积极的贡献。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效应”将日益显现，中国的作用将日益增强。

1 见：张幼文“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实力——以‘新开放观’看开放效益的评估方法”，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

2参见[美]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中译本，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