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寻租导致的灰色收入数额巨大，权力严重参与市场，政府开支日益膨胀，

如何判断当前的改革形势和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我国市场环境的恶化有种种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税负沉重、寻租严重和政府开支庞大。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了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性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30期5页）。

中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群体，由于干部终身制的政治体制和重叠烦琐的官僚体制，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人员庞大臃肿，官多为患！一个省往往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用前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的话说，这种状态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再加上庞大的离退休的老干部群体，所需要的财政经费开支十分巨大。整个国民经济产出在很大程度上要被用来养官。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养官”运转。

鉴于政府开支庞大，导致政府不能不制定较高的税负，过多地从市场索取养官资源。政府不仅通过税收吸收社会资源，还通过寻租聚集社会资源。如果说通过偷税漏税来对付过重的税负，还能使企业保留一点利润，但市场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制度的寻租。

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必然存在着价格的双轨制。正是价格的双轨制，产生了权力寻租的丰厚土壤。早在90年代，经济学者胡和立等人就计算出，1988年的价差、汇差、利差以及其他租金高达4569亿元，占当年GNP（11738亿元）的40%。最近，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等人又计算出，2004年，我国全社会的寻租的租金为4.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倍，相当于当年国家工资收入的2.3倍（《权衡》杂志2006年第11期26页）。

这部分租金包括：商品差价带来的租金、利率差、外贸许可证带来的租金、地价差、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差、社保欠帐、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应交而未交的税金、教育租金等。由此可见，税收之外的寻租拿走的本来应该归市场的利润几乎比税收拿走得还要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严重依赖于政府，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一直深深地卷入在市场之中。由于政治改革滞后，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又由于改革过程中阶段性的价格双轨制，这种状况给权力寻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改革20多年来，每年有将近1/3的GNP被寻租拿走，1/3的GNP被税收拿走，曲指算一下，企业和劳动者还能剩下多少？谁还愿意在市场上流汗拼命？这就是今天市场动力衰弱、市场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现在很多人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质疑：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譬如，日本和韩国等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还不到25年，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中国高，但这些国家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追上了美国。而我国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象是一个黑洞。为什么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许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国民财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通过一桩桩的腐败大案，也许能给我们一线启示：10月11日晚，中纪委、检察院、公安部对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的住宅查抄长达10小时。在大厅吊灯罩内抄到两本护照，在油画框内抄到两本外国入境签证，在睡床梦思床垫底层有85万美元现钞，都是百元面额，一百张一包用塑胶封好，在夹层书柜里有五百多本境外色情书刊。更令人惊讶的是，邱晓华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用假名开的九个银行账户中，仅各种外汇就高达1700万美元等值，总共加起来，折合人民币约1.4亿元。这些赃款稍微平均分摊一点，也不至于出现今天社会这种贫富分化状况。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和韩国大不一样，其最大的不同是：日韩没有一条向国外输出财富的渠道，而中国，由于腐败等各种原因，一边发展，国民财富一边向国外流失，这就是中国国内难以富裕起来的真正原因。改革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有多少流向了海外？至少也是天文数字。所以，腐败和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支撑的单腿经济改革，使中国出现与其他国家发展迥然不同的现象。

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思：中国是在走着一条拉美道路，还是中国式的独特道路？

二、企业腐败同样猖獗，官商勾结下的企业危机正在浮现，

市场环境的恶化还表现在企业方面。由于税负过重和权力寻租，我国的市场和企业部门每时每刻都在与政府进行着艰巨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欺骗，有时是合谋。所谓欺骗，就是尽量少交税，瞒报利润。其核心都是谁来控制市场财富。我们把这种行为称做企业腐败。

请看公开报道的事实，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计，2005年在1371家上市公司中，有776家试图虚报利润，虚报总额达人民币388亿元。另外有590家上市公司曾试图虚报资产，虚报资产总额达1094亿元，虚报的目的可能是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可用资产抵押。上市公司是中国最正规的一批企业，但在这样一批公众企业中，也是假帐盛行。至于其他企业，作假行为更是普遍。

以房地产业为例，今年11月份财政部发布的第12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所检查的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22%，而实际利润率高达26.79%，隐瞒利润超过一半，利润不实33亿元。如果按此比例来估计，房地产行业一年大约要少交2000多亿税收。全国各行各业瞒报的税收估计也要五六千亿元。

但有的时候是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合谋进行贪污腐败。这种合谋是将未进入市场的资源和企业利润在官员与企业间进行分赃。以最近大量暴露出来的落马企业家的案例来看，许多企业都是通过与政府部门串通，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

譬如，最近暴露出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和福禧集团张荣坤案，便是一桩官商勾结的最典型的案例，政府社保部门竟然挪用数十亿资金由私人企业来运用。在庭审原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时，这位曾风云一时的企业家在法庭上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的“演讲“，为自己喊冤叫屈。喊冤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他之所以犯法违规是因为有政府部门官员的允许。

张荣坤案和顾雏军案仅仅是我国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一斑，如果细细追究，便可以看出官商联手进行寻租合谋的内幕的大的轮廓。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是一目了然的，正是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巨大的寻租，在一个不规范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一个不廉洁的政府管理下，无论是官员和企业家都难免清白。最近不断暴露出的案例都在说明中国企业这种脆弱的状况。欧典木地板公司说谎欺骗顾客长达6年便是又一例证。这里面反映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企业家的道德品质太差，二是政府管理部门监管太松，或者是收受了贿赂。

我国是一个正在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制度不不健全是肯定的，但如果长时间建立不起使企业家自律的一个市场环境和一个受制约的政府，便会使使市场处在一个无序的状态。当前种种暴露出的企业作弊案都反映出企业家腐败行为的猖獗。如果说前几年外逃了一个赖昌星，最近上海暴露出来的张荣坤在官商勾结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创业和就业环境的恶化以及就业倾向的转变

市场创业环境的恶化还在于我国市场的相对饱和，进入90年代末，我国经济开始走入生产过剩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进入市场创业的企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渐扩大和稳固了自己的市场地盘，有些市场甚至被一些大企业完全垄断。随着行业和产业的成熟，市场的瓜分已经结束，留给市场的创业空间越来越小，大企业垄断和竞争的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很多经济领域出现了领主经济现象，资源和特权拥有者不用付出多少劳动，只靠收租就可以获得滚滚财源。

另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政府一直在以各种优惠政策在制造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一些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植当地一些优秀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特别是对外商的待遇优惠，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资的发展。两税合一到现在还未能提上人大的桌面，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待遇至今不能平等，这些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公平竞争。

在这些年的国际评比中，我国的经济自由度在世界上一直排在第100位之后，政府设置的种种不平等障碍，不仅抬高了社会的创业成本，也降低了市场的扩张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难以培育出企业家的公平公正精神。这种局面造成了今天市场创业机会的减少和就业的困难，由此也严重地影响了当前我国青年人的就业观。

如果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大学生和机关干部对市场还充满了憧憬，很多干部和学者下海经商办公司，那么到了21世纪的10年代，这种对市场的渴望和向往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机关干部转行干企业，而青年人选择就业的第一目标就是国家公务员。2007年的公务员招考中，最热闹的中央机关和中央直属机构的职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7个文秘科员职位至今已有5300个人通过了报名审查，其他国家机关部门也普遍地出现了几千个人抢一个职位的现象。国家广电总局的某个热门职位的报考人数供求比例竟然达到1：3000。

另有报导说，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去年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被人艳羡的传奇人物。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社会思想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当年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变成了到最有权势和利益的地方去，升官发财成了青年一代的新价值观。二，当今的政府部门已经成了中国社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和收入丰厚而稳定、社会福利高的地方。就业价值观的转变最有说服力地反映了我国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风向标。

据最新的报道，11月19日上午，在郑州市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现场招聘会，不到早上7点就被从各地赶来的大学生包围了，当大门一被打开，人群就象潮水一样向中心涌去，两扇大玻璃门也被挤倒，大学生们踩着碎玻璃汹涌而进，博览中心的一部电梯扶手在众人的挤压下也向外倾倒了。这几年里，类似这样火爆的场面在一个个城市里轮番上演。在如此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的月薪被越压越低，不少人连600元的底薪都愿意接受，甚至还出现了不要工资先行试用的现象。

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资源应当聚集于创造财富的市场和企业，政府是为之服务的部门，然而，今天的中国，仍然延续着官大于商、权大于钱的政治文化传统。沉重的税收和权力过多地干预，使市场苦不堪言。市场创造的财富大都用来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府和特权官员，这种状况使市场已经变成一个苦差事，青年人再也没有人愿意进市场创业，吃苦冒风险，大学生们纷纷涌向旱涝保收的政府部门。

市场环境的恶化还在于市场的饱和与劳动力的过剩，经过20多年的市场发育与培育，我国的市场已趋于成熟，十几年间国企改革，四五千万的国企冗员被推上市场，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近2000万劳动力，已经使就业市场人满为患。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加大创业活动，就业机会的缺少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恶化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资源的短缺又使投资者和创业者缺乏热情。

就业是最具趋利避害特点的经济活动，就业倾向最能反映我国改革的本质特征，“公务员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恶化，反映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倒退和停顿。目前，在市场上投资创业和自谋生路的风险越来越大，竞争加剧，收入微薄，许多早年下海者想方设法重新上岸，迫使年轻的一代涌向公务员行列。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80年代和90年代的放权让利，曾经一度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趋于平衡，在对权与钱的追求上，社会风尚一度弃权趋钱，大批体制内精英下海，政府部门似乎已经变成无油水的单位，但由于90年代之后的演变，政府和权力再度建立起它牢不可破的权威。

四、失业人数日益庞大，就业形势日益恶化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约1800多万人，但新增工作岗位的数量不增反减，前些年还可以达到1000万左右，但近几年却在下降，估计在800万左右。这与猛增的就业群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导致我国的失业率和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不断上升。由于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工业部门挤出的大量职工涌入服务业，使服务业从业人员大增，行业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社会底层经营者的生存状况有恶化趋势。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我国中央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高度关注。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明显下降。1980-199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3%，同期就业增长率为6.18%，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6，1995-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1%，同期就业增长率为2.55%，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为0.28！

1992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为66152万，2004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居然也是66152万，这是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12年间，我国从业人员总数居然没有增加。这一数字说明，要么一部分从业人员统计在内，要么一部分原先的从业人员被过早地纳入退休的范围之内。

具体来看，1995年底，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1483.8万，2004年底增加到15419万，10年里增加了3935.2万，增长34.3%。而1995年底，我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14735.5万，2004年底12209.6万，减少了2525.9万，减幅17.1%。将第三产业增加的3935万人减去第二产业减少的2526万人，十几年间两个产业净增的从业人员仅有1409万人。而2004年我国的GDP是1992年的309%，按可比价格计算，12年间我国的GDP增加了2.1倍，然而，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只增加了5.38%。

与此同时，从1992年到2006 年，我国总人口约增加了12%，即约增加了1.4亿人口，新增劳动力大约1亿多人。在就业人员总数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1亿多新增劳动力只有进入失业和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者队伍之中。在正规就业之外，涌现出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和失业者，这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劳动就业增长的幅度远远比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很少拉动就业增长；二是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和占劳动力结构的比例大大增加。就目前来看，我国非正规就业和失业、待业人口至少在1.5亿左右。如此庞大的数目已经撵上和正在超过正规就业的大约1.5亿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判断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数量有多大。目前我国总人口13亿，劳动人口7.5亿，其中有3亿多留在农村，约有4亿多在城镇和沿海工业地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国各种行业企业法人单位人数15963万人，约1.6亿人。假如2006年我国企业法人单位的人数为1.7亿，那么城镇中至少有2.3亿人属于灵活就业、临时就业和失业者。假如这2.3亿人中有5000万是长期失业者，那么，非正规的临时就业者人数就在1.7亿人左右。这就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出现。这些人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生活状况处于极其脆弱和紧张的状态。

因此，今后四五年间，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就业压力和社保压力！由于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增长的程度完全不相符，导致下层失业群体、劳动群体的生活步履为艰，失业、待业群体日渐庞大，低收入群体日渐庞大。这一现象除了与收入分配有关，与财政税收密不可分，更与国家工商局部门对中小企业的烦琐管理模式有关。如果工商和税务部门不改变对这一群体的管理和税收方法，如果不减轻这一群体的税收负担，如果国家不将国民财富向下层分摊，庞大的下层群体其生活窘境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