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述评

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重点。上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针对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大行其道，开创性的贡献首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城市部门通过吸收传统农业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借助于利润积累与资本化，从而促进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特点是重视物质资本的形成和工业部门扩张。到了60年代，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的缺陷，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发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不变工资提高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其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二元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工业不是总能够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依靠农业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工业化是以农业产出减少为代价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本身要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经济论揭示了农业自身发展与保持城乡两部门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上述两个模型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强调通过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以实现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的扩张。

6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现代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作用出发，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新思路。随后的乔根森则否定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也不承认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的假设，他认为农业剩余产品在二元结构转变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促使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其先决条件是正的农业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包括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内，这几位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均重视农业发展，强调工农并举、城乡平衡发展及政府对农业的扶持，从而弥补了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忽视农业发展，忽略农业剩余产品为劳动力流动先决条件这一缺陷。

1970年，托达罗模型对城市不存在失业的前提进行了修正，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并不是受到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是受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解释了普遍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的情况下由乡村向城市移民的现象，并提出了“非正式就业”的概念。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包括：如果单纯采取城市导向的就业扩大政策将无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因为城市就业机会和失业保险的改善，会促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不断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压力。托达罗认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

与刘-费-拉的古典模型，乔根森的古典-新古典混合模型，以及哈里斯-托达罗的新古典模型不同，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卡尔多、拉克西特等，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部门产品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现实，主张通过调节城乡两部门支出和刺激有效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将凯恩斯主义引入了两部门模型，为二元经济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总起来看，早期的二元经济模型研究侧重于静态和局部均衡分析，并假设了许多前提，其中一个前提变动如允许资本要素流动，则二元经济必然演变；但它会怎样变，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而结束，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停滞。90年代后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动态演变角度关注二元经济增长，新的二元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开始起步。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城乡经济的活跃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国内学术界开始从理论层面关注二元经济问题，学术文献逐渐增多，切入点由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逐渐深入到城乡关系的各个层面。针对中国乡镇企业及农村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学术界认为在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之间存在一个对传统农业来讲是现代部门的乡镇经济社会，而同时对城市现代部门来讲又是与传统农业有着紧密联系的非现代部门，一些结合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改进模型和创新理论相继提出，如城乡“双二元结构”论、“三元经济”论等。

二、CGE模型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究

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路的第一阶段后，20世纪70年代进入以新古典主义为基本思路的、号称“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第二阶段，随后在80年代后又从新古典主义的纯经济分析转而强调历史、制度、法律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倾向，引发了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已走向衰落或消亡的说法。然而，随着投入-产出和线性规划等数学分析工具的出现，尤其是60年代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称CGE模型，下同)方法日臻完善，以及发展经济学家陆续尝试采用这些新的分析工具来建构其发展模型，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思路有重新活跃的迹象。作为结构主义分析思路核心的二元经济理论，随着CGE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问题上的运用，也展现出了更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应用前景。

CGE　模型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的英文首字母简称，其理论基础源自瓦尔拉斯　(Walras)　于1874　年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在其专著《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将经济系统看作一个整体，考察了其市场均衡和总量均衡，研究了各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以及因供求关系变动所导致的价格变动，进而又促使供求关系趋向均衡的过程，提出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称满足下列条件的经济状态称为一般均衡状态：(1)每一个消费者都根据自己的预算约束选购自己认为最佳的商品组合，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种预算约束是由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所决定的；(2)在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一定的情况下，每一个消费者向生产单位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的；(3)在工艺、技术水平、资源和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每一个生产者都努力谋求最大利润，但长期利润为零；(4)在现有价格下，商品和资源市场上供求均衡，即不存在超额需求。

CGE　模型用一组方程来描述宏观经济中商品和要素之间的供给、需求以及市场关系，在一系列优化条件约束下，求解这一组方程，可以得出在各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的一组数量和价格。通过定义各经济主体的生产、需求函数的数值表达式，能够反映不同部门及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和作用的数量关系，通过外部冲击引起的模型变量数值变化，可以刻画各部门经济效率和行为主体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一般认为，当价格、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现象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时，CGE　模型是比较合适的工具。由于CGE　模型的一般均衡框架能够描述多个市场与结构的相互作用，能够估计某一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包括对经济系统的全局性影响，因此CGE　模型尤其适合分析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原因。这些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CGE　模型可以按照产业部门和城乡居民组进行详细分类，可以模拟外部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及产生原因进行详细分析，　因此对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变化及结构转型政策的探讨尤为便利。

CGE　模型自上世纪60　年代进入实际运用以来，在国际贸易、环境保护、财政税收和经济改革等领域得到了较广泛应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分析工具。对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来讲，CGE　模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工具，研究学者们已先后开发出针对韩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CGE　模型。从理论上看，运用CGE　模型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具有下列优越性：(1)与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等局面均衡分析方法相比，CGE　模型采取的是一般均衡分析，可以模拟政策变动对经济系统整体及各相关组成部门、行业的冲击，可以减少因假定前提“不真”而引起的模型解释力下降或不成立问题。采用计量经济学等其他分析方法，只能进行局部均衡分析，需要对模型的成立以及分析基础、结论的解释范围做出若干假定，如“某某变量”不变等“前提”。而CGE　模型采取的是一般均衡分析，是在允许其他变量变化的情况下探讨某种变量(或政策)变动的效应，所做的假定可以大大减少。如传统的古典、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在探讨城乡两部门之间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时，均假定资本在两部门之间是不流动的，这与实际不符。但受分析工具所限，必须作出这样的假定。而利用CGE　模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就可以同时将这两种要素流动及其作用纳入分析框架。(2)刘易斯古典二元经济模型假定农业中存在着隐蔽失业，而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则认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总为正，两派学者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由于各自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导致在产出、就业结构及变化、工资变动等模型分析结论上也不相同，这也暴露出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研究缺乏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支持。CGE　模型的出现，给运用定量分析来探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途径、方法提供了可能。

虽然CGE模型在财税、贸易、环境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相对于该模型擅长于结构分析与政策模拟而言，目前在二元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还是比较滞后。究其原因，可能有下列几点：(1)当CGE　模型于上世纪60年代左右达到实用阶段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已经完成，如英国70年代末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2.5%以下，城市人口则超过了90%；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70年已下降到6%；同期日本、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分别仅占13.8%、10%、6.7%、7.4%和7.5%。对西方经济学家来讲，针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CGE　模型已失去了研究对象、应用价值和必要性。(2)亟待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等一批东方国家，此时其国民经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不能够满足CGE　模型分析所要求的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前提，加上我国处于对外封闭状态下，学术信息和人才、分析手段与设备均不具备。(3)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超越工业化的“拉美现象”或“城市病”已经形成，利用CGE　模型来模拟和探讨代价小、成本低、效益(后遗症小)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途径、思路、方法和政策措施，其应用价值已大打折扣，研究者的动力已经大大降低。

三、CGE模型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究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多、地少及经济欠发达的历史原因，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艰巨性、长期性及复杂性特点十分突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已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转轨、转型，从这一角度而言，运用CGE　模型来模拟和探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正确路径、方法和政策措施，前提条件已经具备，且具有相当大的应用潜力和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如为研究我国城乡经济联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中科院系统所陈锡康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就研制出了“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表”，并利用其进行了城乡关系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专家、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通过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方法，将一般均衡理论和CGE　模型引入国内，并相继研制出了一些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CGE　模型。“九五”、“十五”期间，京、沪、鄂、苏等地的一批学者，相继研制出用于财税、金融、外贸、环境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目的的CGE　模型，这方面的应用在我国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

相对于CGE　模型在其他经济领域研究而言，专门针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究的CGE　模型十分罕见。国内已有学者开发了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有关的区域连接CGE　模型，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但立足于总体，能够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全要素流动在内的完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CGE　模型仍然缺失。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难度相对较大，由于缺乏定量研究和总体均衡分析，许多研究仅从单一角度、单一要素流动出发，如作为热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不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城市产业发展及住宅、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承受力影响，以及各种不同转移途径和方式对城乡生态环境、能源供给的影响等综合考虑在内，难于正确、科学及定量解释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以至于其研究结论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时期来看是正确的，而总体、全面、长期来看又有所缺失或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采用CGE　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加强定量研究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采用CGE　模型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行定量研究需要较多的数据及变量、参数。由于众所周知的统计数据原因，目前构建较详细部门、产品、居民分类的CGE　模型会遇到较多的困难，许多数据需要估算，花费的时间、精力巨大。由于对该模型的应用意义不甚了解，目前除一些国家级研究基金有课题经费支持外，省市地方政府及企业、社会对这方面应用的研究资助还十分匮乏。尤其是涉及区域经济研究的CGE　模型，由于在数据、参数方面缺乏研究基础，单个研究者在许多方面全部需要自己动手，研究困难可想而知。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该模型在实际中的应用。在中国经济转型问题上推进该模型的应用，还需要政府、社会和研究者共同努力来克服这一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