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体育”一词历史悠久，相传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已经开始使用，当时欧洲的罗马帝国才刚刚建立，基督教才诞生[1]，而体育很早就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理”，其本质是“道”（注：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泛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或原理、规律。）。中国传统教育之理想人格的基本规定是“仁、义、礼、智、信”，这种规定一开始就以萌芽的形式（端）存在于每个主体中，并构成主体实现内在根据，所谓成人（善）是先天潜能（德）的展开。潜能之于人，犹如源头活水，它为人格升华提供了不竭的水流。

一、中西体育文化的哲学思辨

自19世纪20年代，英国一位被称为“现代体育之父”的托马斯阿诺德第一个把竞技体育列为学校课程以来，无论西方文明或中国文化，哲学的基点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西方关注成就人的生命活动价值和完成人性的生存使命，这使它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了认识论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向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中国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中国发挥了关注义理性的悟觉思维，相对而言，西方体育只讲求“格物致知”，以“有”（存在的“实在性”）为起始[2]，中国“摄生学”还讲求“穷理见性”，以“无”（生命的“生命”）为开端[3]。格物，是为了满足生命，展现学问；穷理，是为了圆满生命、完善人格。格物需要用“眼”去看，明理需要用“心”悟。用眼看，是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分离为认识方法；用心悟，则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融通一体为基点。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与西方传统主流文化休戚相关，西方“格物致知”的主导特征相对于中国“穷理见性”而言，表现出道义与利益的对应，唯心与唯物冲突，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执灵执物，两极分化。儒家以道义为中心，则引出了责任意识，导致了对自然的保护和关爱，中西思想分野和哲学迥然不同的思维特质和理论风格由此产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确定什么样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综合素质）”，还是“以物为本（专业技术）”？西方从“格物”认识思维出发，采取了“本体论”的表达方式。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4]。所以其哲学是在“现象世界”之上、之外构想了一个本源性和终极性的“本质世界”，并以形式逻辑体系建构这个世界，以此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的理想和追求。在西方特定的既定历史条件下，这种理论曾经起过推动科学进步，促进人类思想解放的历史作用，但它的理论实践的困境（人欲横流）则日益明显。中国在“格物”的基点上坚持“穷理”教育则属于另一种思路，它是通过对“道”的追求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的追求。“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是它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思维模式、伦理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理想。按照东方古贤的观念，“道”无所不在，“道”是一切存在的本根，万象变化之源泉，它贯彻于万有之中，又具超越万有之性。从宏观着眼，“道”通贯万物，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是一，是大，是全；从微观着眼，道生化万物，万物有各物各性，它是多，是异，是生。论其存在，道是实有，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论其性质，它是又无形无象，“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道”是一种以生命为本性的有和无的统一，它首先强调天地自然秩序、人类社会秩序，人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遵守秩序，《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不违，后天而顺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中国文化一贯重视宇宙、人类秩序的崇高境界教育，《系辞上传》“夫易，对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为治理当前“人欲横流”的世界带来唯一希望。

二、自然科学再发展亟待中国文化的护持

恩格斯说：“科学和哲学的结合结果，就是唯物主义”[5]。仅从这个定义分析，中国很早就有相当发达的哲学理性思维，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哲学与科学处于无法明确区分的状态，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及其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原因在于无论是天地自然，还是人类万物，在中国古代始终都是被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和时间过程来看待的，一切相关的研究与思考，即包含有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之最基本规律的哲学性意义，正是当时对于这些客观事物的科学性认识。因此，在中国“圆”文化中，思想家们经常会以人的生老病死，气血循行为例，来揭示天地宇宙的变化规律，构成了大小宇宙相互类比的一般思维模式[6]。同时“人”本身就是教育家、思想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那些在今天看来显然属于医学理论范畴的内容，在古代却并不具有如此明确的专有性。如：以天地间“六气”不和、“四时”变化来解释疾病的发生，是中国古代病因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但“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同样也是解释社会、人事变异的依据。甚至人体耳目、脏腑的功能，并非只有医学家才去考虑，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基于形神关系的思考，大多早对这些问题有所建树。这说明中国文化必然为未来人类关于生命演化的探索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和范导，而西方科技亦能为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法规的建立提供理性的原则和参照（即空间结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天人合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中庸之道”，强调“礼争”，讲究社会规范，执其端而用其中的互补和谐性。“以人为本”本来是中国古圣先贤孟子等早已提出的人本主义，西方文艺复兴才有的认识。但是由于西方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以物为本”竟成了他们追逐的价值目标；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危机”，和近代科技一样，都是手段超过了目的，往往只为获得利益或争得荣誉，在手段上肆无忌惮，也就是失道了[7]。巨大的历史悖论始终是这样的，即虽然中国文明不能自发地产生“近代”自然科学，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文明所特有的哲学，自然科学也不能使它自身臻于完善[8]。这主要因为人类的意识不仅仅是自我能够意识到世界（有），还有无意识领域（无），而在能够简单认识的世界（空间结构）里思考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未来的科学、文化应该是在天人合一观照下的主客二分，大化流行玄览中的发展进化，既超越经验世界而又重视认知理性和科学实证，既顺应自然与自然界和谐一致，又不受制于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多元文化的融会和谐、共存，互斥、互补并形成必然张力，在推动人类共同命运的终极关怀下，寻求不断超越自身的生生不息之道[9]。

三、中西文化相互影响和融通

在传统的认识上，由于对时、空的自然选择不同，从而形成了两种哲学观。中国的传统认识，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时间统摄空间。西方则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空间统摄时间。因此，前者认识世界着重在“象”，后者则着重在“体”。由于“混而为一”的“惚恍”即为“道”，而“道”又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象”与“道”有着十分接近、密切的关系，“象”几乎就是“道”，但“象”并不是“道”的本身，而是“道”之见。这个“道”之“见”就是“理”，“理”即是“道”（太极运动）之“象”，“象”是人类把握（自然、社会）“道”的直入方式。从宇宙运动的“整体性”分析，“理”即是“道”和“器”的中介物，“理”以“道”为本，“器”以“理”为本。就认识而言，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要把握“道”，而老子以“道”为“无”，只有靠“无形之象”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有”的“言辞”直接所涉及的是“理”，“言辞”是对“理”的提揭和展现，“理”是“言辞”之所本。宇宙之整全，不是西方哲学所称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分，而是“道”、“象”、“器”（注：器：一切现象世界的实有物质。）的三分[10]。同样表达人的超越本性和形而上追求，西方以本体论方式，把超越现实的本质存在变成了独立于感官世界之外的“概念世界”，走的是外在性的超越路子。“太极”文化更加肯定无形存在，但这个无形的本性并不脱离有形存在。“理”对物的超越是内在性的超越，属于内在超越的一体性关系，实属超越科学的理论。西方试图用科学理论的概念方式去把握科学对象，这就不能不使自己陷入悖理的矛盾[11]。因此，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世界被割裂为二的结果，一方面，人被封闭在“自我”观念的屏障之内；另一方面，物又被限制于“自体”的不可知领域。在西方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关于本体，本体世界争论不休，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可知”，这就是致使西方陷入治丝益棼的困境所在。“理”按儒家文化解释，圣人观物取象，主要是为了“立象以尽意”。中国哲学的概念是不靠概念体系中的逻辑关系来规定内涵的，而是对事物自身内在关系的直接表征。例如：理、仁、礼、义等概念是思维高度抽象的结果，但不脱离它们由来的血肉根基，而且只能从它们的来处才能体证、把握其思想内涵。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先王融理（遵天道）、布仁（爱万物）而制定礼（行为准则）、义（道德）的目的，是为了杜绝社会和思想的混乱，乱则一事无成。

四、“理”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世界的

对“理”层面认识为“象”哲学，主要采用自然整体手段和意象方法。“象”的实质是“气”。“气”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存在，它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实物和物理场不同，构成世界的另一半。“易、武、医”学研究成果证明，人是生物机体，心、理、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合。西方“竞技体育”以形体为本位的表达方式，难以包容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精神层面；中国武术将“拳”与“禅”、“技”与“德”融为一体，自然把人的精神世界纳入其中，体现出武技与政治、伦理一体化。所以，中国“圆”文化更利于实现培育善根、悟道、学技、直达养德做人。太极拳教学的融“理”守静，是从受教育者自我内观、内明着手的武德教育，它是当今中华武术事业发展趋势的需要，更容易成为广大民众热烈追求的体育文化。《周易》讲“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这就是中国文化注重义理性的意象思维，它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本性，“生命”与“物种”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预先包含一切，而是在变化中化育万物、生成一切。“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毫无疑问，中国“体育”教育，只要坚持对“理”的拓展想像，引发直觉，她能够产生完整的构思与创意；这是因为“有”“无”统一性，就表明“理”不是既成存在，而是代表万物生化的一种生命活力，属于生命的生命。所以，在广大的知识阶层，特别在各类学校体育教学中，提倡、贯彻对青少年知“理”、行“道”、明“德”（注：德：是行“道”的品质和功能。），不仅对增长知识而且对培养“创新观，拓展想力，领会辩证法，增强预见性”都会大有裨益的。

五、结束语

“理通一贯”是培育理想人格的唯一途径，是“体育”养生学教育的终极目标。随着科学与人文的融通，宗教的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的不仅仅是科学和利益，人类对于彼岸（生态伦理）世界的追求将在未来中国哲学中得到满足。这个未来哲学就是“理”，“理”即是现世的，又是彼岸的；就在这现世与彼岸之间，中国“圆”文化定能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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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挪]C·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释文出版社，2004.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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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浩波.东西方文明整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1，（1）：115—118.

[10]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231.

[11]欧阳康.合理性与当代人文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1，（4）：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