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台湾政治近年来发生急剧变迁。人们都注意到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转变。而台湾民主化的一重要表现是国民党面临并接受了反对党民进党的竞争。很少有学者预测到这一巨变, 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具有列宁主义背景的国民党会发生转变。 本文正是要研究国民党在台湾如何从一个极权的政党转变为竞争型的政党。

对此问题, 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台湾可能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好明证, 因为它证实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多元化和政治民主。1 自民进党发展壮大以后, 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反对党的出现。 也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蒋经国, 中产阶级的兴起, 或国际压力等因素。

上述解释各有利弊。笔者认为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能说明台湾的政治转型。笔者在承认上述解释的贡献的同时, 试图强调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国民党的主动引导, 适应挑战和妥协, 政治转型将十分困难或充满暴力。国民党的转变经验不仅对理解第三世界的政党政治之发展, 而且对充实政党政治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比较国民党在三个时期的表现: 硬威权统治时期 (1950-70), 软威权统治时期 (1971-85), 竞争民主时期 (1986--)。2 本文着重探讨两个方面: 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政策, 及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和党内民主化。在探讨国民党的发展之前, 让我们先介绍一些有关政党政治的理论。

二, 相关理论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的理论相当丰富。萨托里 (Giovani Sartori)为我们提供了政党政治体系的分类。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则专门对一党制的发展提出理论。麦克弗森 (C. B. Macpherson) 提出一党制下党内民主的假设。萨氏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两大类: 非竞争型与竞争型。非竞争型包括极权的, 威权的和实用主义的一党制。竞争型包括一党独大制, 两党制和多党制。他认为由非竞争型过渡到竞争型政党制度是十分困难的。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 也难于和平地转变为竞争型政党制度。3

亨廷顿认为, 革命的一党制会随着政权的稳固而转变为成熟的一党制。成熟的一党制有以下特点: 1/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降低; 2/ 政治领导趋向官僚化和制度化; 3/ 知识分子批评政治, 而不参与政治。他也认为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4

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认为党内民主会带来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较少。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可以减轻一党制的负面影响。5 麦克弗森认为, 列宁主义式的党国体制本身是非民主的, 但是一党制在三条件下可成为民主制: 1/ 充分的党内民主; 2/ 任何人都可作党员; 3/ 党内参与的要求不至于过高。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即使是一党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之为民主制。6

上述政党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 而以下各节将显示,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也将丰富政党政治理论。

三, 硬威权统治时期 (1950-70)

国民党的组织体制与其成立时的渊源有紧密联系。在1920年代国民党建党之初, 苏联顾问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国民党在组织体系上成为一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这一体系是一等级制, 其基础是地方组织, 然后有区, 县, 省组织, 最后是全国总部。地方党代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但实权则在中央委员会的常委会。常委会以党的总裁或主席为首。蒋介石自1938年始任国民党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自身组织的涣散。所以国民党到台湾伊始便进行了改造。1949年5月, 蒋任命10名亲信组成临时小组, 研究党的改造措施。蒋所规定的改造原则为: 国民党为一革命民主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

3. 国民党对全社会实行政治领导。

4. 党员须信仰三民主义, 服从党的纪律, 执行党的政策。

5. 党员应包括农民, 工人, 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7

改造后的国民党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 政府单位, 学校, 企业和军队。农会, 工会, 商会和反共青年团都由国民党控制。在军队中还实行了政委制。1952年10月10日, 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党的改造, 并选出蒋介石推荐的中常委。中常委中无一人是台湾本省人。蒋本人身兼总裁, 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经过改造, 国民党享有了对台湾社会的全面控制。国民党公开实行一党政策。1949年生效的临时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反对党的生存权。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成为国民党的傀儡。新的政党不得成立。1950年代末, 一些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出版了 自由中国评论, 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1960年, 其核心成员雷震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 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8 其后, 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10多年。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大陆时期的派别有的未跟随蒋去台湾, 有的被蒋介石在党的改造过程中统统消灭, 如CC系。蒋介石除了排除异己之外, 还刻意提拔其子蒋经国出任各种要职, 以加强控制国民党, 青年团和军队。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使这一时期的台湾显得格外沉静。

尽管这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期, 但是国民党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征决定了它日后的发展。首先, 国民党拥护私有制。其次, 国民党至少口头上不拥护阶级专政。再次, 此时的国民党实行了地方自治。最后, 权力集中及正确的政策带来高速经济增长, 为以后的民主化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四, 软威权统治时期 (1971-85)

1960和1970年代, 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台湾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地方选举造就一批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家。面对参与的压力, 国民党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兼用镇压与政治收买和自由化的手法。

反对国民党的声音首先出现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这一最初反对美日勾结出卖我国领土的运动发展为批评国民党对外软弱对内专制的运动。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 美丽岛杂志成为反对派的中心。反对派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团。1979年12月10日, 美丽岛杂志在高雄组织示威游行, 引起骚乱。国民党逮捕美丽岛杂志的主要领导人, 并处以较重的刑罚。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政策, 扩大民主选举。9

在1980年的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国民党将尊重反对派, 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台独)。10 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 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又有默契。 但是国民党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国民党内发生重要变化。派别活动仍不允许。蒋经国的用人标准之一是所用之人缺乏派别背景。李登辉被蒋经国提拔为副总统就是因为李在台藉精英中是唯一没有派别色彩的。国民党内的重要变化在于该党的本土化。蒋经国对于国民党的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就国民党中央常会的名单来看, 10届4中全会产生的中常委中, 台籍的中常委有谢东闵, 徐庆钟和林挺生三人, 11届1 中全会增加蔡鸿文一人, 11届4中全会增加林洋港, 邱创焕, 林金生, 李登辉, 洪寿南等人, 成为9人, 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11 越来越多的本土人和年轻人被提升到领导岗位。自1970年始, 越来越多的台籍党员主持地方党部, 到1977年, 县市党部主任委员中近一半为台籍人士。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在主管国民党组织部期间提拔了大批年轻, 有学识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才。这批人中因有许多海外归国的学人, 因此被称为洋务派。此派可以陈履安, 关中, 郑心雄为代表。1987年, 李被任命为国民党秘书长, 预示着国民党内开明势力的壮大。12

五, 竞争民主时期 (1985年以后)

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自由化终于带来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与其传统的镇压与收买的手法相反, 国民党开始主导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1986年3月, 蒋经国在国民党12届3中全会上宣布, 台湾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 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为了使党外合法化,蒋总统亦指导国民党与党外领导人展开对话。

为了抢在国民党的前面, 135位党外领导人于1986年9月28 日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 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但此时蒋经国宣布, 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 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 就可以成立。民进党遂于11月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党章。13

1986年12月, 民主进步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1986年的选举显示, 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开始在台湾成形。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合法的政党地位。许多海外的台独分子返回台湾试图参加竞选。民进党公开举出台独的旗帜作为竞选口号。民进党的竞选策略是使选民相信要使台湾民主化, 就要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强调要建立建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 保障公民的权利。此外, 民进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试图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赢得选战的胜利。国民党的选举策略则着重于宣传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奇迹的贡献。选举结果, 在立法院方面, 国民党得72席, 民进党得21席, 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 在省议会方面, 国民党得54席, 民进党得16席, 其他7席; 在县市长选举方面, 国民党赢得14个, 民进党赢得6个, 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 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 民进党比1986 年多得9席, 达21席。 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重大突破, 因为在立法院提出议案需要20席的基数。国民党承认选举结果, 并试图总结经验教训。此次选举显示, 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得到确立。

1992年底的选举继承了台湾近年来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它再次显示台湾竞争型政党制度趋于成熟。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受到民进党进一步的严重威胁。民进党的选举策略趋于务实。台湾民主制度已成为明显的事实。

与此同时, 国民党内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 强人政治结束。党内民主呼声高涨, 派别斗争表面化。起初, 派别斗争表现为新老代际与保守与革新派之争。党内老人疑惧民主改革, 害怕国民党失去其统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蒋介石的遗孀宋美玲。保守派试图剥夺李登辉的政治继承权。改革派则积极推动民主改革, 并以此主张争取在党内的更大权力。在国民党13全上, 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生代与革新派获得明显成果。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许多革新派人士进入中委会。中委会平均年龄为58到60岁。其中44%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14

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首先, 在出席大会的代表的选择上, 国民党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试图尽量反映地方党组的愿望。国民党组工会要求代表的选择过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 并要求大多数代表要由选举产生。组工会还鼓励党员主动竞选。其次, 传统上, 国民党主席独自提名中委会候选人; 而在此次大会上党主席提名180人, 普通党员也可提名180人。 参加会议者享有较大的发言权。

赢得对保守派的胜利后, 革新派分化为松散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登辉和宋楚瑜为首。非主流派包括各种不满李登辉的人物, 主要成员有蒋纬国, 郝柏村, 李焕, 林洋港等。主流派将主要任务定位于稳固自己的权力; 非主流派则坚持党内民主的口号, 企图以此分享主流派的权力。两派在1990年2 月的临时中央全会上围绕着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方式而发生激烈冲突。 主流派主张举手表决。非主流派坚持票选。非主流派指责秘书长宋楚瑜操纵选举。最后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99对77票通过候选人名单, 非主流派显示出强大实力。15

国民党的分化还表现在各种基金会的成立上。国民党内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成立基金会, 以支持自己的政治事业。主要的基金会有与李登辉关系紧密的国策中心; 以前任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为首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 及魏镛创立的前瞻基金会。而各种基金会中最具有派别色彩和政治功能的则为1990年11月10日成立的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罗了一批具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政治家,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基金会主席为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和组工会主任关中。他因承担国民党在1989年选举中受挫的责任而被主流派排挤出政治中心。在基金会1381位发起人中, 有53人是议员,270人拥有博士学位, 261人拥有硕士学位。此外, 该基金会还与工商界有广泛联系。16

为了整合党内, 李登辉不得不对非主流派做出一定的让步。因此, 郝柏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然而, 两派的较力并没有结束。府院之争萌生。1993年初, 国民党内又因大选后内阁是否进行总辞而发生政争。虽然李登辉提名的新阁揆连战获得党内接受, 李本人却受到泛非主流的挑战。立法院内的新国民党连线决组政团, 角逐国民党主席的职位。国民党内的分化使民进党的势力愈行见大。 六, 国民党的作用

国民党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一个能严密控制社会和本党党员的极权政党, 而成为一个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的竞争型民主政党。如何解释国民党的转变呢? 社经因素和内外压力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从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 国民党本身对于党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努力。事实上, 国民党的许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经常抢在反对党的前面, 而使之无用武之地。国民党13全以后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 台湾多数民众并不是嫌民主化进程过慢, 而是嫌过快。当然, 之所以近期发生转变过快的情形是因为国民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未能做因时适宜的政治转变。

国民党官方认为, 台湾的民主化是国民党一贯坚持宪政民主建设的结果。虽然事实不尽如此,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确实便利了台湾的民主化。民主价值已为国民党所接受。例如, 蒋经国在1984年就承认台湾应当多元化, 民应当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蒋逝世后, 台湾虽然呈现乱象, 国民党却未重新实行戒严。内已形成共识, 认为暴力示威和社会紧张只不过是民主诞生时的阵痛。国民党已把自己识为一普通的政党, 并乐于与其他党竞争。

作为国民党的主席, 蒋经国先生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经国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台湾基层去视察。 他青年时代在苏联共产制度下所受的痛苦经历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这些因素使他的头脑比较开放。因此, 当台湾经济已经发达, 党内外民主呼声开始高涨之时, 他便能顺应时事, 主导民主化改革。他认为国民党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个人威望和权力使之能够阻止保守派对民主化的阻挠。他提拔的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务实的革新派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英九便受到蒋经国的重用。李登辉也是由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持续不断也与李登辉主席的坚定的民主信念分不开, 尽管他的政治手法经常被党内的反对派批评为不民主。

就民主程序而言, 国民党逐渐实行了制度化。国民党就公职候选人, 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些领导职位的选拔和任命作出一系列的规定。提名已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了, 而是要基于初选的结果。17 在这方面, 党内民主派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的决策已越来越依赖议会党团的支持。新国民党连线的存在是对党主席的有效制约。

除了国民党党内民主的程序化之外, 台湾整体民主政治制度亦逐步实现了程序

化。 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建全上。自50年代初便开始实行的地方自治使一大批台湾本地人进入政治舞台。反对派的势力也循着选举的途径被纳入合法的政治轨道。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因积累了几十年的选举经验而能顺利地进行相互竞争。

当然, 国民党乐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继续其统治。有长期统治经验的国民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人员和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也因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享有很高的声望。相反, 民进党当时没有执政的希望, 因为它内部的派别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乐于向世界昭示它是一个民主政党, 而又不会丧失其执政地位。这也正是国民党敢于开放政党政治的原因。

七, 理论反思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经验突显出有关政党政治理论的缺陷。萨托利的分类便利了我们对国民党从非竞争型向竞争型政党过渡的认识。按照他的分类,台湾现在的政党体制当为一党独大制。这种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已是一种竞争型的民主政党政治体制。只是执政党仍拥有反对党所尚未具有的巨大实力。但是反对党享有合法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及通过选举击败执政党并取而代之的可能。但是, 与萨托利的论断相反, 台湾政党体制在由非竞争型向竞争型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政治崩溃; 除了表面的乱象以外, 整体的转变过程是和平的; 并且, 这一转变是由执政党国民党主导的。这说明一党制在一定情况下是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笔者并进而认为, 在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转型与转型的和平和成功之间, 存在着很强的关联。也就是说, 如果执政党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话, 整体的政治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和平和成功的。台湾的这一经验为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树立了榜样, 为那里的政党政治的和平转变带来新的希望。

台湾经验也与亨廷顿关于一党制的分析略有出入。在台湾, 虽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了, 但我们也注意到实用和民主的意识形态获得民众和精英的普遍接受。其次, 在成熟的一党制下统治者并不一定象亨氏所说的那样顽固。台湾的统治阶层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得开明起来并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执政党的开明与否端赖其内部的组成份子是否受过西方的教育和是否接受民主思潮。再次, 台湾的知识分子不是只论政不参政。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党, 并尽力在党内改革国民党。另有一些人加入了反对派, 为民主作出直接贡献。

台湾经验证实了麦克弗森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的论述。没有党内改革派的兴起和国民党的民主化, 台湾的政治转型会难于实现, 或者转型过程不会如此顺利。其中的道理在于, 一个威权主义的执政党很容易将党内的专断搬到国家上去。党内民主做得好, 基层党员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人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从而可以提高党的竞争力。 在这方面, 国民党有所改进, 但不可以说党内民主已得到充分实现。另外, 我们也可以从台湾的政治发展中看到, 党内民主化是整体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内民主才能实现。党内民主与总体的政治民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 另一方面, 台湾的民主化也反过来进一步促成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和新派别的产生。民主化使选举机关和当选的政治家的地位上升。当选的党员在党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对派别的排斥是建基于其作为执政党所占有的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的。而一旦这一统治地位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动摇, 党内的凝聚力就下降, 派别活动就会发生。 因此有学者预测, 台湾将实现日本式的民主, 即在一民主体制下, 执政党内的不同派别轮流坐桩。18 在台湾, 国民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台湾的整体民主化。

八, 结语

总之, 国民党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竞争型的民主政党。其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笔者并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是国民党赐予的。其他因素也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台湾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 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 (NICs) 之列, 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 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 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 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 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 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威望, 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我们希望第三世界的执政党在条件允许的时机主动致力于民主化, 以便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制度。 注 释

1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1985, p. 233.

2 参见 Edwin A. 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 笔者借用了他的硬, 软权威主义的概念。但是, 关于三个时期的划分则为笔者所为。

3 Giova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3.

4 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asic Books, Inc., 1970.

5 Frank Belloni and Dennis Beller, ed.,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Inc., 1978, p.9.

6 C.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1.

7 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O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

8 Simon Long, TIA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1, p.65.

9 李筱峰, 台湾民主运动40年, 台北: 自立晚报出版社, 1987。

10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e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XLI, No. 4, July 1989, p.472.

11 沈卫思, 迁台以来的党内派系分合, 见杨旭声, 透视党内派系, 风云论坛出版, 1985, 页82。

12 Cal Clark, TAIWAN’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132.

13 Clark, 同上, p.133.

14 Yu-shan Wu, Marke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Taiwan Experience,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4, April 1989.

15 林思, 台北元宵夜的最大灯谜, 九十年代, 1990年3月, 页48。

16 刘方, 李登辉面临的三个难题, 镜报月刊, 1990年12月, 页68。

17 参见 Cheng, 同上, 页496-497。

18 Peter R. Moody, Jr. 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A STUDY OF 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