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缺乏物质独立导致人格独立的缺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建立后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人格独立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只不过是基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基于国家的依附所代替，未能从根本上保证公民的人格独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分层变动，人们的物质独立性和人格独立性空前确立，这也许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 社会分层    人格独立    政治现代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独立，基础是物质资料的占有，这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人格独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占有的平等基础之上的。缺少物质资料为占有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纯粹要么是空中楼阁，要么是“资产所有者的欺骗”。即使建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性完全缺失，整个社会个体不拥有对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当政府成为某些人或某些势力作恶的工具来制裁个体公民时，个体只有完全服从于“恶的势力”才能存在。而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在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有没有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基于主体人格独立的能力。

一、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

在大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每个个体的“纯粹独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较于过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对更为可能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等级秩序、结构形态和分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的“市场因素”在个人发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度，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阶层构成趋于多元化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人的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客观上摆脱了过去单纯依赖特定单一的集体组织才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束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课题组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按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阶层组成：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同时也把它们划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社会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社会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社会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尽管这种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成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实程度。

2、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模式，其中农民阶级占有绝对优势，保持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依附于国家和集体生活的政治集合物，并且在政治社会上居于实际的主导地位。农民阶级由于受到认识水平和天然局限性的制约不能够居于国家政治主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等等都是政治上的批判对象，都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现代化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正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第一，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纯农业劳动者队伍在缩小，商业服务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扩大；第二，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一支独特的力量。现今社会除了最富于和最贫穷的两个极点之外的社会群体绝大部分都处于中等或中等左右社会结构层次中，尽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产阶级尚未形成，但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相信这支队伍的壮大和兴起，将会有力地改变我国社会政治结构，为现代社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格局。

3、社会阶层分化正逐步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最大成就在于实现了人的解放，即实现了从“单位人”、“国民”到“社会人”、“公民”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的自由和独立，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封建皇权（地主阶级总代表）和对于国家（集体利益总代表）的人身依附，市场因素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支配地位得以确立，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自主独立性，实现了一定程度人的“人格独立”，使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国家政治的控制。产业工人、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占有较大既得利益阶层，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身份依赖程度大为减弱，农民从单纯的土地和狭小的农村天地束缚下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崛起又创造了一批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树立了以才能和业绩为基础通过社会竞争和选择去服务社会和发展自我才是最为光彩的思想和意识，极大地否定了过去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行政地位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模式，更多地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利益分配和个人发展提供了相对较大的公平条件和机会。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外生型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以国家的力量来整合社会资源和各种政治力量。这一方面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新阶段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同时也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同时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对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要求，很有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政治领导地位。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造就了成长中的“市民社会”、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推动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实现程度、市场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亲缘关系的藩篱。同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在现阶段以及今后长期内还将面临一些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例如传统型身份壁垒问题、贫富分化和中间阶层弱小问题、政治地位不一致问题、社会分层机制方面的公正问题等等，对政治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1、政治参与的压力有利于加快我国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成员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参与热情，同时现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各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而且这种要求是通过合法的集体的渠道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社会认同和感召力。真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目前，我国社会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已经有了积极参政的要求，拥有了一定政治权利和地位后企图寻求进一步拓展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同时一些地位低下的阶层也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诉求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如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民众对当前社会政治的不满，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我们只有积极回应这些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而不是消极压抑他们的政治诉求，积极稳妥地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合法途径有效的引导各种政治力量走“协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种政治风险，才能使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2、价值的质询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多种层面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现实。同时在富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国产私有、卖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表达渠道不畅通，社会强势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导致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造成了全社会对整个现代化的“预期值受挫折”，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原动力，而这些热情和参与是带有相当“非理性化”或者破坏性意味的。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那么将势必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3、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是所有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总称，是在本质上排斥国家公共权力介入过多的社会组织状态。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组织的成长，因为公民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形成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对抗，防止“暴政”。虽然我国社会公民意识由于封建历史较长等原因比较滞后，民间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不断成长壮大，全国性区域性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行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部分原先由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能，初步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分享权力、分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局面，发挥了社会非政府中介组织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进一步凸现，造成了政府摊子过大，权力过多，服务水平过低的困局。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需求和政府供给能力的不对等使社会对于“全能政府”提出质疑，必将使国家对公共权力的分配进行再分配，市民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参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这些将会使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积极应对社会结构分层变化，努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然而，要将这种推动力和发展趋势转变为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则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为适应阶层分化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必须要将这种良好发展的格局持续的延续下去。

1．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与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且为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采取一定措施，积极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由现阶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的平等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努力扭转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打破造成垄断行业和暴力行业的过高收入政策壁垒，通过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地发展动力和资源；其次，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中间阶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应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形成在社会阶层结构上，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总量减至最少数，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2、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政治沟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沟通是指对政治信息的接收、选择、储存、传送、分析和处理的过程，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两者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般认为政治沟通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参与和民主化成正相关的关系，与政治稳定是否正相关则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与创新能力。政治系统理论认为，一个政治系统只有不断地和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与成功，而这个交换就是通过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过程来进行的。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阶层出现了分化，阶层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阶层都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愿望，这时就需要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质量的、“生动活泼”的交换活动，才能达到“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了积极适应这一要求，就要对现存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的制度、渠道、形式、结构进行优化和重新建构。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积极探索在现有政治架构下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使这些机构发挥应有的技能和优势；其次要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之类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应当极力推行村民自治、乡村自治，使基层民主得以切实实现，使基层问题在基层得到合理解决，防止基层小问题影响国家大战略；第三要建立起决策听证制度和广泛的征询群众意见、专家意见，政府信息要公开透明，公共信息及时发布，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积极性，改变过去政府关起门来搞“统治式”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树立开放的开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第四，要积极发挥现代新闻媒体（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新闻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使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既成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真正成为政府和民众实现有效沟通的桥梁。

3、积极创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营造理性、和谐、宽容的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 贯穿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种系统工程来实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十分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同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前面所描述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大社会变局，而且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新旧阶层“政治社会地位不一致”问题，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使我们社会近年来广泛弥漫着对国家和社会某些方面不认同现象和政治离心力加剧的倾向，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知道，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还更应该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氛围，通过全社会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积极稳步的推进各项改革，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失衡，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政府—民众关系，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势力，打击政府企事业单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骄奢淫欲的恶劣行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扭转不符合社会主义风尚和人类文明的社会风气，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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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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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笑鸿，简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腐败问题，前沿，2005.8

[9]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com/zh-cn/index.jsp

[10] 中国期刊网 http://www.cnki.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