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体现于毛泽东关心、思考、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线。本文介绍了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概述了毛泽东创新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主要成果；分析了毛泽东创新思想具有的特色；阐述了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指出了宣传和发扬毛泽东创新思想的深远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创新思想

【 正 文 】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毛泽东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宏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毛泽东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它体现于毛泽东关心、思索、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线。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毛泽东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却没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任何照搬照抄经典著作，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品质的领导人，毛泽东向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则。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固守书本和某项决议，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错误，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页。）1938年，毛泽东论述了理论结合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20多年实践经验，清算了党风中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将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反复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0页。）1960年，毛泽东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个原则。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这个问题，是要阐述干革命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它的含义有三：

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倘若固守僵死的教条，就只能给各国革命带来危害。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实践中进行合乎本国实际的理论创造。

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革命党人必须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指导革命的新理论来。

毛泽东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精神。他与其他的共产党人一道，坚持这个原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毛泽东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他本人则通过勤奋的读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毛泽东创新思想的主要体现

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突破，结出了丰硕成果，本文仅就几个方面试作概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毛泽东始终认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践中创造。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袖一道，以切实的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他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这不同于俄国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将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瓜分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条件下，革命应首先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展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不是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些理论，都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是前人书本上没有的，也是外国经验搬不来的。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毛泽东还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否定了必须先机械化而后才能合作化的僵化做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他还成功地实施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丰富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一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对当时全国上下在“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简单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经验，“一开始就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他数十次在大会小会上讲话，发表文章，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并率先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经济的工业化道路。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突破前苏联工业化模式束缚的创新产物，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964年，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结合中国实际，打破常规，大胆探索创新，毛泽东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科技创新的设想。

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从一个师范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总结经验，更机智灵活，更富有独创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主张从战争情况、时间条件、战争性质、地域条件、民族战争的指导规律的不同着眼，根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应用，大胆创新。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页。）对于在战争中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说：“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0页。）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他确立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较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进一步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的贡献。

向外国学习方面。毛泽东首先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他们的长处学习。他又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当然不要学。”（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5页。）这就是著名的“洋为中用”的原则。批判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而具体地谈到科技、医学、艺术的创新问题。他鼓励科技工作者用近代外国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做出独创性的努力，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他号召医务工作者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他要求艺术工作者学习外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来。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创新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结论。

在教育方面。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身受旧教育制度的侵害，对旧教育制度弊端的认识和体会是极深切的。及至他后来与战友们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江西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他都力主批判旧教育，开展了许多适合革命斗争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建国后，毛泽东仍密切关注我国教育，他尤其对束缚人的创造力和各项能力发展的应试教育感到不满意，指出：“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28页。）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要以学生是否有创新见解作为教育评价体系主要标准的重要命题。他还鼓励学生不要受考试分数的束缚，要“大胆主动地学”，“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7页。）他的这些鼓励创新，有益创新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开展的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和鼓励群众创新。毛泽东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群众创新，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和行动，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1页。）“就是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谆谆教导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6页。）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3页。）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和全党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毛泽东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赞扬湖南农民运动荡涤污泥浊水的创造精神，颂扬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鸡毛能够上天”的人间奇迹。他还要求全党要鼓励并创造条件释放群众的创造力。他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注：毛泽东：《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特别重视和鼓励青年人创新。他号召和倡导青年人积极主动创造，不要受名人、权威、有地位的学问家的束缚。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讲青年人的创造问题，一口气列举了29位古今中外青年发明家、创造家的事例，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注：毛泽东：《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和鼓励群众创造精神的思想和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革命领袖中，显现得十分突出。

三、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创新思想在以上几个部分所展示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毛泽东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成果，还有着举不胜举的实例。综观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创新与怀疑批判精神相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他道出了怀疑与创新的相互关系，道出了怀疑是创新意识的一种体现。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即具有怀疑与叛逆的思想和品格。他曾在10岁时用离家出走来抗议粗暴严厉的旧教育，也曾“忤逆不孝”，反抗父亲冷酷、专制的管教方法。他喜爱看歌颂叛逆和造反的“禁书”，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大胆直抒对旧世界的怀疑和批判。成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后，他依然保持着对许多事物大胆怀疑、寻根究底的劲头。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发端于对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怀疑。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在各个领域都保持着不竭的怀疑习惯和批判精神。1957年，毛泽东对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材料作了批注。对其中有人提出对马列经典著作不许怀疑，他批示道：“不许怀疑吗？”对有人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他批示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这个问题旁边，他批示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对解放后实行脱离实际的教育教学制度，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40页。）继而提出一系列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教材删繁就简、提倡启发式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颖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使毛泽东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使他能够独辟蹊径，有所创新。

其二，创新与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相结合。从前述可见，毛泽东在每一个领域提出的创新观念，都几乎与批判教条主义相联系。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毛泽东视之为主要危险。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形成一种束缚，马列的本本没说过，革命前驱者没做过，就不敢说也不敢做。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势必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条条，拒绝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顽固保守，不敢也不许创新和突破。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勇于创新，敢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早檄文。在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教条主义路线受到了进一步的清算。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经验主义，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建国后，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奴隶主义，仍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奴隶主义的特征是盲从，迷信洋人和外国文化，盲目自卑、妄自菲薄，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孪生兄弟。鉴于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造成了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毛泽东在1958年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为此毛泽东还对全党反复进行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他谈到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时说，相对别的星球，我们就是神仙；相对外国人，我们就是洋人。他批评类似贾桂那种站惯了，不敢坐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号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扫清创新障碍，为创新创造条件。

其三，创新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独立思考也是创新的极其重要的必备条件，它为创新提供思路、观点、理论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一个人能够有所创新，他必然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毛泽东是一个最具独立思考品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崇拜偶像，对一切事物和现成理论保持不随波逐流，坚持不人云亦云地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态度。

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及100多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意识中总的说盲从思想比较严重，比较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也成为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思想根源。毛泽东反复要求全党在读书、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切记要独立思考。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自己在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学习理论书籍时，要加以分析，确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7页。）1957年，他与逻辑界、哲学界人士谈话时，倡导不论是领导革命还是搞科学研究，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听到有同志说跟着他走就不会错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对独立思考的强调，为我们明确了通向真理和创新的正确途径。

其四，创新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创新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要求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契合，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毛泽东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表明，创新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创新正确与错误的检验标准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实践。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创新是与实事求是精神紧密结合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批驳过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唯书”现象，也批驳过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唯上”现象。认为“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1页。）

创新的理论来源于客观实际，它正确与否的判定标准也是客观实际。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3页。）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多次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办法，“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正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推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果。

如上所述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四个主要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怀疑引发探索和创新的兴趣，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为创新扫清思想障碍，独立思考为创新提供前提、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实事求是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创新则是灵魂，它决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发展方向。

四、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

毛泽东从年轻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书，也潜心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毛泽东探索大本大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动”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斗争着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通过对以往变法的分析，他得出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的结论；通过对体育之研究，从人人皆乐“动”，得出了“动必有道”，“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观点。他本人则以不断的运动、奋斗和拼搏，来达到“身心并宽”，以“实现自我”为人生最大乐趣，这些都折射出了毛泽东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特征。

毛泽东年轻时代确立的这一哲学观，无疑蕴涵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存在的唯一客观形态便是运动。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运动，导致了新旧事物的新陈代谢，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万象更新。因此，运动乃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年轻的毛泽东之可贵处，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毛泽东的这一哲学观，随着他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变得更加完备和丰富。它成为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为此坚持了一生。

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95页。）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样的哲学观。1964年11月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怎样将源于“动”的这样一个哲学观，应用来分析、思辨人类对于宇宙事物的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怎样地从这个哲学观出发，得出了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和不断发展真理的结论，这个结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它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毛泽东的这一哲学观，势必与教条主义者们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产生对立，发生冲突。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这一哲学观是完全正确的。

及至晚年，毛泽东仍坚持他的哲学观。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宾主共同探讨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说，“对称”原本是一个静止的观念，但按他的经验，“对称”对社会的发展不是最主要的，社会的发展是“动”。李政道认为，运动就是对称的。“对称”在科学上不是静止的观念，所有宇宙运动都跟“对称”有关。所有的“对称”都在“动”中。对李政道的观点，毛泽东点头称是，完全接受。这里，毛泽东和李政道并非闲来无事，坐而论道，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哲学领域神来的思想交流，是他们历经多年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所得出的深刻的哲学体验。虽然他们两人所关心、研究、从事的工作领域是极不相同的，但却有着共同的哲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