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自发地建成一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发达的现代制度文明，也不会自发地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深重影响，由于民主政治实践还经历较短，使得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弊端。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定要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参照系，同时我们又要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其层次来划分，可以分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它们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我们要始终坚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层面上，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路。然而，这并不排斥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人类共同创造的价值成果。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要注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性，还要关注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而且，随着我国与国际交往和合作的进一步加强，需要全方位的和国际接轨，也要比照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些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作出我们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列宁当年头脑十分清醒，极力主张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要同资本主义最进步的东西相结合。他还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事实证明，通过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加快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那么，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不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少政党，在长期的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其中作为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这部分经验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例如民主共和制）。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共同具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绝缘的，这是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本主义民主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许多思想和形式，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还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实际上，毛泽东等领导人早在建国不久就多次阐明过不同政党和政治制度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认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参考”，“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这体现了我党在对待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这个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态度。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发扬光大。很长一个时期，受“左”的倾向干扰，我们自缚手脚，自我封闭，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从别人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的机会。不仅是我们，许多执政的共产党只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了又是历史过程中的“后继者”。认为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抛弃。把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而闭塞。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背弃权力制衡的原则，使权力过于集中，造成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有不同时期出现个人专制以及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执政的共产党声誉受到极大损伤。

戈尔巴乔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下，推行西方那种多党制和民主化。任由一些政客恣意美化西方政治模式，引起人们盲目崇拜，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步步紧逼的和平攻势，缺乏警惕，妥协退让，这是造成前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

“左”右两方面教训都值得记取，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要有开放的视野来看待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大胆借鉴是必须的，这一点应当予以突出强调。

二

借鉴，怎样批判地吸收，辨证地扬弃？执政党具有远见卓识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西方政治体制进行了解比较和研究，才能在借鉴中创新。唯有创新才有生命力。

首先，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这一制度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成为资本主义法治的重要制度和基石，充分地证实了西方国家运用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这一制度，对“三权分立”我们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分权制，而权力制衡对社会主义同样是需要的。现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权力不被制约必然导致和加重腐败，权力的过度集中是我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弊端，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需要创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其次，代议制度。这一制度在16-18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和限制王权的有力武器，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与体现。它把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于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在西方被视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径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质上是法治的政治体制。列宁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由此可以断言，没有代议制度及其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及其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实质是同一的，或者说是一体两面。我们当然不能搞“两院制”，也不搞西方式的那种一院制议会。我们要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法治的基石。在我国党的领导权力和人大的监督权力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平衡关系，党对人大的制约体现党的领导，人大对党的制约体现人民民主。

再次，人权保障制度。这是法治实际上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在法治条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在宪法和法律上全面确认和规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在这种渐进实现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没有具体的人权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法治。马恩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对人权的关怀虽然难以取代对权力、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却已经成为近年来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关怀——成为人们言论、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一个典型议题。美国人权学家杰克·唐纳利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绝对是不完整的。”（注：［美］杰克·唐纳利著，《普通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高度关注人权事业建设。因此，我们要加紧人权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接轨。近代西方国家在形式上重视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诸如司法公正、律师自由、权力救济等构成法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有些东西，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所用。

第四，树立法律权威。法制本身不是资产阶级的创造，而是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以外，还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纳入了法律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资产阶级却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

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其前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1页。）毫无疑问，我们要比照、借鉴法治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形成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和民主相结合等法治理念，引入无罪推定、沉默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相结合等法律规范。坚持不懈推进立法进程，到2010年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到2020年，实现社会生活基本法制化。

第五，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我国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如果搞多党竞争那一套，必然出现如邓小平所说的四分五裂、连年内战的局面，但是需要在有些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党要在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解决好以党代党的问题，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有利于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还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应按政党发展规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国际惯例，由法律详细规定政党活动。

第六，政党的定位问题。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很少会被在野党指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西方有关“党民关系”、“党政关系”、“朝野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参考比照。我们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是符合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党要继续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为导向，调整或重构执政党同国家、公民、社会的政治关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第七，政府职能。纵观资产阶级政府发展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自由放任型”和“积极干预型”等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政府管理模式虽然不同，但赖以确立的基础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延伸。

当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唐宁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的必需品而不是必要的恶魔。“我们需要一个弱势的、柔性的、能够预知变化的政府。”（注：John  H.Dunning.Govermment,Globalization,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9.p.13.）

这对我们正在强调的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不无借鉴意义。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纠正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自由裁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等缺陷。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使人民群众能充分运用民主与法治的武器，防止政府脱离国家本质的消极现象，保持政府活动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致性。

第八，普选制。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标榜民主与自由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但这种形式本身马、恩、列宁都认为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有过成功的实践：“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我们在完善以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中，要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并通过实行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使党政官员的选举更富有竞争力，真正贯彻人民的意愿。还要把那些不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如弹劾制，回避制，引咎辞职制，限任制，转化为我们用以管理干部队伍的有力措施。

第九，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人们形象地喻为“第四种权力”。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大众传媒是为公众服务的，而政府是公众的会犯错误的公仆，它有可能滥用职权侵害公众的权利，因此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尽管大众传媒难免有时偏激，但是，一旦政府及其官员腐化、渎职以及违法等丑闻被公诸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快捷，更有威力。社会主义应当创造自己的舆论监督，包括进一步加大政治生活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扩展舆论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制定一整套舆论监督的制度和法规，使之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篇幅计，此处不再细述。

三

我们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选择，必将在新时期接受一次政治现代化的洗礼，并努力创造出辉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需要既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动摇，又对可能出现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保持警觉，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反思人类文明的走向，展现为从线性的、排他的发展观转向系统的、兼容的全球视角和多元文明关系视角。在今天，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文明的脚步已经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主义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达到了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加强和完善自己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和实践中，正在实现由“革命党”向着“建设党”的转型。中国加入WTO等国际组织，意味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观点。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中，如何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如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还应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即：要有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界，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自己，通过比较、借鉴，广纳博学，外为中用，获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发挥我们的优势。

然而，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始终应有清醒的头脑、强烈的机遇意识和稳妥的态度。

一是划清界限，既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的问题。如同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政治文明也不等于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导致失败和混乱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远如拉美国家移植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政权更迭，军事政变频繁，导致经济始终低增长与负增长；近如90年代非洲多党制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给非洲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些现实面前，就连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也承认，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的国情，在建设政治文明方面无疑应当走自己的道路。

二是强烈的机遇意识，机遇意识是世界眼光的本质要求。我们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它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加速进行的文明转换和社会变迁的过程。必须积极寻求、发现和把握机遇，以非常宽广的胸襟，实行全方位开放，摆脱把什么问题都问个姓“社”姓“资”的绝对化的思维方法。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实践是对立中有融合，融合中有创新，创新中保留，不要因害怕“演变”顾忌“渗透”而丧失机遇。如果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犹豫不决，执政党就很可能成为人们宣泄心中不满的目标，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失去执政党资格的。

三是循序渐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适应性变革过程。邓小平指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注：《邓小平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257页。）因此不应在形式上追求民主的进展，而应重视民主的实际成效，再也不能把群众哄起来搞“大民主”。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搞激进政治改革，导致共产党丧权的教训，把保持稳定始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前提。民主化与执政公信力之间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新加坡人民党能长期执政，也由于有恰当的民主机制又没有民主泛滥。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需要扎扎实实地奋斗，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十分重视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制观念，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和部署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把政治文明建设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