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撤尼尔·霍桑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创作出了一系列自然人的形象。本文先分析这些自然人，再探讨作家创作自然人的动因，然后根据这些形象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霍桑自己的关于自然人的一套看法。

关键词：霍桑；自然人；“本性恶”

纳撒尼尔·霍桑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自然人形象。在早期的不成熟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范肖》(1828)中，塑造了一个纯洁的姑娘埃伦·郎顿，在她身上就已有了后来这一系列人物的雏形。在霍桑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中，此类形象一直没有中断过：《红字》(1849)里的珠儿、《七个尖角顶的宅第》(1851)里的菲比·潘钦、《玉石人像》(1860)里的多纳泰罗等。他们构成了霍桑人物世界里的自然人家族.在《玉石人像》里，作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自然人”的说法。他们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们与集中体现社会黑暗和人类罪恶的社会人一起，服务于霍桑的“性本恶”思想。本文主要通过这几个人物，分析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形象、作家创作的动因以及他对此类人物的思考。

一

霍桑笔下的这些自然人形象是他的著作中难得的引人注目的亮点，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作品中的自然人缘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这些人物都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生活在远离尘嚣的世界里。

《红字》里的珠儿是父母“罪恶”的产物，她和犯通奸罪的母亲海斯特被社会所遗弃，但这个尘世中的“罪孽”，却在大自然中受到了欢迎和款待：她仿佛是自然的女儿，“森林母亲以及养育的这些野兽，全都在这人类的孩子身上辨出了一种亲切的野味”。《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的菲比虽然有潘钦家族的高贵血统，但她并不是作为一个潘钦家的人长大的，由于母亲出生贫贱、家庭穷困，她生在乡下、长于田间，大自然是她自由呼吸的天地。《玉石人像》中的多纳泰罗的身世更富有传奇色彩，他的祖先是半人半神半兽的农牧神，他生活的贝尼山老城堡犹如世外桃源，远离人世的喧嚣和纷杂，他常流连于山水泉林之间，于是有了自然界的灵气，甚至能与动物交流思想感情。这些人物独特的身世和人生经历使他们生活在自然状态里，从而不自觉地将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罪恶隔离开来。

第二，具有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和质朴纯真的本性。

由于这些人物较少地受到罪恶的熏染和礼教道德的束缚，他们都没有循规蹈矩的卑琐。在珠儿的气质中，只有把法律破坏得支离破碎的自由，而根本没有法律，也没有对权威的敬重，不管人类的法令或意向正确与否，她都不屑一顾。菲比身上没有潘钦家族的气质，她既未沾染家族自视门第高贵的陋习，也不指望家族遗产谋生。“她视任何清      ————————————

规戒律于不顾，独善其身令人钦佩，又从不与周围环境相左”。与这两位同类相

比，多纳泰罗的自然天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有一种不确切的特性，使他不受拘束”，像个不懂规矩的孩子似的对礼法习俗不管不顾，而仅凭感觉、冲动、本能判断如何处事。

正因为他们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他们的个性得以自由充分地发展。珠儿是纯洁无暇的象征，有着强烈的爱和狂野任性的个性，闪烁着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菲比单纯、质朴、坚强又聪慧，“天性热情洋溢，难有完全安静、不动声色的时候”。多纳泰罗活泼、勇敢、善良、真诚，“如阳光般开朗，有旋风似的激情”。

第三，他们与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罪恶格格不入。

这些人物洋溢着的野性的自由使他们超越了社会、时代的束缚，具有自觉的反叛力量。小珠儿看似稚拙的语言行为中透露出她对爱与恨界限的绝对自觉的分辨，对于齐灵沃斯这个阴险邪恶的化身，珠儿总是怀着无名的恐惧和敌视对他避而远之。同样的情节发生在菲比身上，当她与面慈心狠、狡诈冷酷的潘钦法宫初次会面时，法官试图以亲吻的方式示其慈爱，但是仅仅出于本能，菲比缩了回去。多纳泰罗对象征着邪恶的神秘人的仇恨，促使他杀死了这个幽灵般的人。他们心灵的纯洁真诚与黑暗罪恶之间泾渭分明，这种本质上的截然不同使二者无法融洽。

第四，他们代表了和谐的精神和力量。

这些人物都出现在一个不和谐的环境里，总是会有邪恶出现、罪恶发生，他们充当了促使纷杂趋于和谐的角色。珠儿拒绝接受一个虚伪的生父，她指责丁梅斯代尔“你胆小!——你不老实！……你不愿意答应明天中午拉着我和妈妈的手!”她不能接受母亲摘下象征耻辱的红A字，想和丁梅斯代尔逃避现实和惩罚的做法，她就像霍桑“要真诚！要真诚”的警世箴言的执行者，只有当丁梅斯代尔当众坦承了他所犯下的罪孽后才愿意亲近接纳他，只有当父亲、母亲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才能激起她的全部的同情心。菲比用爱给周围的人带来福祉，成为他们快乐安宁的源泉：也给没落腐朽的潘钦家带来了希望和活力。她与仇家后裔霍尔格雷渥定情，即是用爱化解了两个家族一百余年的仇恨。多纳泰罗杀死了神秘人，除掉了生活中的邪恶而他对罪行的忏悔赎去了自己心灵上的负罪感，也教育了他人，最终使一切冲突平息。

总体说来，这一系列的人物都具有热爱自然、纯洁无暇的天性，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个性，充满活力、清新丰富的精神世界，都用强烈的爱改变着世界的混乱。所以，他们具有自然人的特点，也正因为这样，作家直接称之为“自然人”。

二

霍桑塑造自然人并不是偶然的，他生活在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思潮给了他灵感，这些自然人是他吸收的有关理论与他自己的“性本恶”思想共同孕育出的结果。

自然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卢梭的“自由人性论”，也与当时从欧洲波及到美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和19世纪风靡美国的超验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观关系密切。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爱弥尔》等论著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自由人性论思想，最早提出了自然人、社会人的概念。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幸大部分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社会的发展虽然可以使人们受到教育，智力可以不断完善，但它会产生不平等和人性的堕落。“因为理性过于发展，身体变得柔弱，而且考虑问题过于复杂，反而生出精神世界的无穷烦恼，不如自然状态中的人单纯、质朴、率直、自然和强壮。”[l]所以，他偏激地认为“科学艺术的文明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只是造成了社会道德堕落和种种罪恶。”[2]甚至断言“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3]

可见，卢梭缅怀原始平等的自然状态，欣赏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认为“在卢梭看来，未被私有制和文明污染过的自然人，是听从良心的指导和支配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才真正合乎人的本性。”[4]基于以上认识，卢梭提出了“自然的道路就是幸福的道路”、“回归自然”的口号，希望入们能够保持自然的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以摒弃资本主义罪恶，拯救己堕落的社会人，去实现社会平等和人的自由。启蒙思想飘洋过海传到新大陆，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霍桑明显地受到过卢梭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些小说，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在表现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冲突。

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的自然观与卢梭的上述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卢梭的这些学说的影响，为了对抗破坏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浪漫主义作家尽情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感。发端于美国19世纪30、40年代的超验主义就是浪漫主义思想与美国特定思想状况互相影响凝结而成的精髓。超验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爱默生在他的著作《大自然》中，“提倡人们要亲身实践，投入到自然的博大胸怀中，以直觉去感受自然的启示。”[5]霍桑受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超验主义更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都非常看重自然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希望人们从自然状态获得真理。它们对霍桑创作自然人起到了推动、促进的作用。

促进自然人创作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是为霍桑的“性本恶”思想服务的。

霍桑是一个坚定的人性恶论者。受加尔文教教义的“原罪”、“内在的堕落”的观念的影响，他将因社会巨变所引发的一切社会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犯罪现象等等都归因于一个抽象的“恶”字一一人类灵魂的堕落、心灵的罪恶。对社会深深的失望使霍桑“总是塑造社会人，而不仅是自然入。”[6]在他看来，任何矛盾的解决都要从这个与生俱来、无所不在的“恶”入手。他说：“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7]他用自然人的美好与人心的丑恶作对比，衬托出罪恶心灵的丑陋、可怕，希望人们能够正视掩盖在种种罪恶现象背后的这一终极原因，忏侮赎罪，以消弭罪恶。在霍桑看来，只要每一个社会人都能够像自然人那样淳朴、真诚、善良，那么这个尔虞我诈、世态炎凉的名利场就会减少许多烦恼和不幸。他在《玉石人像》中说：“我们把单纯保持得越久，并将其进一步坚持到未来的生活中，价值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霍桑创作自然人是对人类罪恶灵魂的揭露和对其出路的一种探索，以及对完善人性的渴望。

三

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霍桑在作品中塑造了自然人，但这一人物系列并不是卢梭“自由人性论”的简单移植，而被赋予了霍桑的特色。分析这些人物，作家经历一个将卢梭的自然人“霍桑化”的思想发展过程。

前期塑造的自然人(珠儿和菲比)从外表到内心世界都是完美的，她们的思想、性格

的发展是联贯的，表明此时的作家认为只要接近自然、远离尘世，罪恶就不会存在于自然人身上，并通过这些自然人的对照，人们能够认识自身罪恶，到自然中去净化灵魂，这是对卢梭思想的直接借用。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早已打破了旧秩序，新大陆也已不是令人神往的伊甸园，作家虽然欣赏自然人难能可贵的品质，但他们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力量单薄，而且总是有邪恶与他们相伴。自然人离开自然，来到充满罪恶的环境里他们的自然性还能保持多久，能否出污泥而不染，作家自己也颇为怀疑。故事结尾时，她们变得成熟起来：当一切的结都解开后，珠儿认识到，“她将在人类的忧喜之中长大成人，她决不与这世界争斗，而要在世上做一个妇人”。在潘钦宅第仅度过了几周，菲比的经历“已使她变得凝重起来，更像妇人了，目光也更深沉了，象征着一颗心灵开始怀疑世事深不可测”。经历过的沧桑使她们体味到了人情冷暖和世事艰辛。她们的思想发展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作家并不想让心爱的自然人由成熟发展为世故，而被现实吞没，但在令人极度失望的社会里又不能为她们找到出路，他唯有中断自然人与尘世的来往，以保持理想人物的纯洁。霍桑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异域和大自然中。我们看到，珠儿和菲比都逃离了当时的美国社会，珠儿回到了欧洲，菲比与一家人迁居到乡下，在非现实的状态下，她们婚姻美满，获得安宁快乐的生活。这是霍桑的无奈，也是他的悲哀。这种逃避现实还表现在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冲突上，仅从表面上看自然人结局美好，这似乎是靠战胜了社会人才得来的结果。但实际上，她们从未与社会人展开过正面交锋，社会人也不是在斗争中失败的，而是死于非命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死于命运对他们的罪恶的惩罚，这样才成全了自然人的幸福。这充分暴露了霍桑面对自己时代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完全无能为力，只有乞灵于他的“性本恶”观念。

在霍桑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玉石人像》里，作家关于自然人的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对社会、人心已完全失去了信心。

作家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罪恶黑暗有增无减，“这个世界变得要么太邪恶，要么太聪慧和哀伤，是贝尼山老伯爵那样的人所没见识过的。”在这个没有净土的生存环境里，隐居不是办法，也无处可隐了，自然人的命运必然将发生改变。作家借小说中的人物不情愿地承认了自然人不会有好命运：“多纳泰罗式性格的人类特别追求幸福，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或别的地方都再也无能为力。生活已然严峻得令人伤心，这样的人要么改变他们的天性，要么就此消失”。在《玉石人像》里，生活在贝尼山的自然人家族已迅速地衰败，多纳泰罗是最后的一员。而作家也没有让他循着珠儿、菲比的老路逃避现实，而是让他到现实中去碰撞。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人与社会人有了第一次真正的交锋，多纳泰罗杀死了神秘人，消除了人们身边的邪恶。与此同时，他自己却犯了罪，从此改变了天性。原本单纯快乐、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乐天派的多纳泰罗陷入悲观的迷乱之中，他说：“悲哀与罪行和对别人一样也降临到我的头上，……无疑与我有生俱来。”这表明霍桑将他的自然人又设定在他的世界观的原点上——“性本恶”。这是对他以前塑造的自然人形象的重大修正：自然人不再是完美的统一体，既然人类灵魂的与生俱来的罪恶无处不在，他们也就生而有罪，也必须正视灵魂的恶而不能逃避，并且要为之赎罪，所以，受负罪感煎熬的多纳泰罗最终到狱中服刑。但改变了天性的自然人将走向何方，作品也没有给出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颇富哲理意味的话题，他认为罪孽教育并提高了多纳泰罗。受思想中“原罪观”的影响，霍桑认为只有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了“原罪”，才是人类的一员。他说：“罪孽——与好事不同，是人自找的一一是由全能的上帝仁慈地赐予的，而我们的黑暗敌人则要通过罪孽把我们毁掉，罪孽确实已经成为在教育理智和灵魂方面最有效的工具了。”设想如果多纳泰罗没有进入尘世，没有卷入是非，也就不会犯下罪孽，但他也就根本不会懂得什么是罪孽，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犯罪之前的他，在他人眼里，“不像是一个地道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在美好崇高含义上的动物一一在进化程度上尚未企及人类所达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看，“多纳泰罗的罪恶行为既使他堕落，又给他带来了同样大的好处。”[8]所以有人说，“霍桑背负着人类的罪恶遗产，但并不憎恶这一遗产[9]这是作家对自然人和“性本恶”思想的进一步思考，或许是他痛惜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之后，无可奈何地开出了又一道药方吧！在宗教观念浓厚、宗教势力仍很强大的时代，霍桑提出这个不啻于大逆不道的想法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但对这个仍处在摸索中的观点，霍桑自己也没有把握。正如他的人物那样，小说中持这一观点的肯甬提出他的想法后，遭到他所爱的希尔达的谴责，肯南希望希尔达指引他回到精神家园，可是希尔达说：“我们都很孤独，都远离家园，……我可没有你所设想的那种智慧。”作家提出了新的问题，但他也是迷茫的。不过至少，在困惑和悲观中，他已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将会变成未来的希望。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吸收卢梭的自然人理论的基础上，在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中，霍桑通过他笔下的艺术形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它明显地打上了“性本恶“思想的烙印：

首先，自然人在现实的教育下一定会成熟起来，而不会一成不变：

其次，在强大的罪恶面前，自然人要想独善其身是很困难的，已无处隐居。自然人只能有两种结局：要么消亡，要么改变天性，而变成什么样的人，如何生存下去，受到时代的限制，作家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第三，自然人作为亚当、夏娃的后代，也是生而有罪的，否则就只是尚未进化完备的动物。

第四，罪恶的确会带来混乱不幸，但它也有教育人的作用。

总之，霍桑塑造自然人、思考自然人，其最终目的还在于表达作家对当时人性状态的深切忧思。这体现着他对真理的执着探索，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极度失望以及对人类发展前景的焦虑不安。尽管他最终并没有为自然人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也没有为人类消弭罪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只是一味地把一切矛盾归因于抽象的“恶”，但是我们应该肯定，“霍桑代表了美国思想史中的一个过渡时期，他是那些想摆脱过去错误的、智慧的探路人中的一个”。“一个更加稳固的共享幸福的基础一一是这位有灵感的诗人和道德先驱终生追求的理想”[10]，正是霍桑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和他的作品超越了有限具体的时空而获得了世界声誉。

参考文献：

[1] 陈刚.西方精神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李凤鸣、姚介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

[3]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1978年.

[4] 刑责思.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5]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

[6] 彼得·B·海.美国文学掠影.胡江萍译，汤丹晔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7] 转引自董衡巽、朱虹等.美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8] 兰·乌斯比.美国小说五十讲.肖安溥、李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Robert·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王长荣译，聂振雄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

[10] 亨利·托马斯等.外国名作家传.黄鹏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其他引文均出自.霍桑小说全集.胡允桓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