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00-1860年无论对于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确立，还是其国内新闻力量的成长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它甚至也是世界新闻事业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本文通过对当时英国新闻事业在宏观背景、业界格局和现代报业雏形形成等方面的总结论述，描绘出逐渐摆脱新闻税束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

新闻税；职业理念；大众化报纸；现代报业

1800—1860年是英国最终夺取世界霸权的年代。

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形势相比，新闻业的发展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速度极快的膨胀。然而，随着国家力量的增长，《泰晤士报》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全国性大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声誉，其左右舆论的力量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欧洲的政局；经济和军事上的安全使得以往加于新闻业的各种限制失去现实依据，在压制和反抗的交锋中新闻业不断取得胜利——新闻税最终不得不废止；随着各种限禁的放开，新闻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以往逃税的无印花报纸开始以合法的形式大量创办，大众化报纸蓬勃兴起，《每日电讯报》等著名大报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随着新闻实践的不断丰富，报业经营的大多数理念和要素都已具备了现代色彩，英国报业站到了现代报业的门槛上。

一、宏观层面的开拓——新闻税的废止与新闻职业理念的初步形成

(一)新闻自由高奏凯歌的年代

要理解这种情况必须从头回顾整个新闻税体制。

新闻税(News　paper　Tax)又称知识税(Tax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是对书报出版所征收的附刊税、印花税、纸张税、发行税、广告税等税种的总称。其中的印花税(Stamp　Duty)为荷兰于1624年首创，此后成为各国新闻税中的主要税种。

国会还于1712年5月16日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印花税法案实行不到1年，报刊停刊一半。其后，印花税法案之执行时紧时松。1794年、1804年、1815年税率上调了三次。”①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泰晤士报》售价每份7便士，到1815年时销量仅为5000份；而到第一次新闻税削减以后的1850年，《泰晤士报》的售价降到5便士，发行量猛增到5万份，超过伦敦所有早报发行量的总和，由此可见新闻税加于英国报业的重负。②

就是这样的一种严重阻碍了报业发展和言论自由程度的税收制度，在1800—1860年之间，被逐渐的废除了。最后的一项是纸张税，于1861年废除，而该年也被公认为是英国最终确立出版自由的一年。

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33—1836年。首先是1833年使广告税削减一半，然后1836年纸张税又削减一半；而最重要的还是印花税的从4便士降为1便士。第二阶段是从1853-1855年。先是广告税和附刊税于1853年废除，然后是印花税于1855年废除，最后才是纸张税于1861年废除。

每一个阶段都对报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阶段也都开启了一个政治上的重要时期。

第一阶段的减税是英国议会内外的激进分子作用的结果，他们提出：知识应当能被自由的获得。著名小说家和政治家布尔法·李顿(Bulwer---Lyton)1832年提出了废除知识税的议案。他的议案得到了议会外激进分子的行动支持：“1831年到1835年间，出现了数百种不贴印花的报纸，它们的态度，大多是很革命的。(政府)一再严加限禁，但终无效验，无法阻止这种违法出版物的不断出现。”③而当时的弱势政府也正需要激进主义者的选票支持——这一历史后来在1853-1855年间又重演了，当时的政府为了获得国内对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支持，不得不对激进主义分子让步。第二阶段的废税运动还因为国内对克里米亚战争新闻的渴求而得到了公众们的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一大批职业记者已经在无印花报纸的运作中磨练了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令人陶醉的职业气息

伦敦以及外省的主要报纸从1850年以后就形成了严肃报纸的风格。

他们将新闻和评论分开，尽管通过表明报纸的政治立场可以使新闻表述的感情色彩大大增强。同样的，他们的广告和报纸的其它内容之间也是界限分明。他们在本土和国外也都有着自己的信息来源，因此可以不依赖于政府的暗示，也不需要从别的报纸上抄袭新闻，

就可以组织自己的海外要闻版。在版面安排上，它们的手法已经十分成熟，国内新闻，国际

要闻，体育新闻，以及案件新闻都已分别集中在固定的版面上，并以比较稳定的风格出现。

相比之下，19世纪之初的报纸却并不拥有这种形式。它们版面更小，评论的范围也很狭窄，同时缺乏职业气息。因此1800—1860年是英国新闻职业化的重要阶段。

在滑铁卢之战以后，报社开始更多的雇用专业的新闻记者。对新闻报道进行修改润色也有专职的文字编辑；最高层的总编也不一定就是业主。这些职权明确的专业分工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起来并逐渐的走向了成熟。

讨论报纸的经营状况必然会涉及广告问题。19世纪初创立的报纸中，它们从一创办就面临着财政上的压力——它们必须从广告中收入预算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当时的广告问题又与今天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19世纪早期，知名并能行销帝国各地的商品并不很多，而只有它们才会在一份全国性大报上刊登广告。

19世纪早期的广告大部分是小型的分类广告，其中某些是介绍新到商品的，而这些商品更大量的是通过读者之间的人际传播销售出去的。因此，在当时让一份伦敦报纸挤进地方报纸的地盘与它们竞争是不现实的。大部分情况下，商家们都满足于在地方报纸上作几行字的小广告。由于这个基本情况，各家报纸间广告费率(ADVERTISINGRATE)的差别并不很大，同时同一家报纸在一定时间之内的变化也不会很大。这种情况有利于大量的小型刊物的生存。

二、业界发展的基本格局——《泰晤士报》的独霸报业和期刊杂志的多样繁荣

(一)《泰晤士报》的独霸

当时的报刊发行量都很小。1835—1855年之间，伦敦的日报大多数只能达到5000—6000份的发行量，而地方报纸可能只有2000—3000份的发行量。但《泰晤士报》却是个特例。对这段时期进行描述的最佳标题就是“《泰晤士报》的独霸时期”。在1800年的时候，《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并不比《信使报》(THE　COURIER)，《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和《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这些日报高。但是在1800—，1860年之间，《泰晤士报》的确建立起了它的优势地位，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它的发行量甚至一度从5万份升到了6万份以上。

它的成功也许可以归结为多种因素。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以伦敦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主干道大致是在1835-1850年间完工的，这就使得首都的报纸能通过其它国家，比如说意大利、美国或是德国的报纸所没有的途径统治整个帝国的报业。而《泰晤士报》这一时期的著名主编巴恩斯(THO—MAS　BARNES)和德莱恩(JOHN　THADEUS　DELANE)始终坚持捍卫公众的权利以及独立的办报方针，集结了一大批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固定读者群，《泰晤士报》的业界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政治家们的必读刊物。

19世纪30年代，印花税的下调和读者政治信息需求的扩大，给了报业充分的发展机遇，但是伦敦的报业市场上已经容纳不下其它报纸了，其它日报的发行量始终维持在5000—6000份，利润微薄。

《泰晤士报》则凭借其庞大的读者群，实现了报业主们梦寐以求的广告和发行量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同时也可视为是报纸政治上的独立性与经济上的成功互为保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有人认为，《泰晤士报》在19世纪中期的经济成功和政治独立性应归因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的老板是印刷商，他们对技术革新的兴趣远胜于对社论内容的兴趣。事实上，报纸的独立是它们在财政上安全无忧的产物。《泰晤士报》作为英国报业史上第一份取得空前独霸地位的报纸，其意义并不仅限于巨大的发行量，更在于指出了一条现代报业商业化运作的道路：采取多种手段迅速扩大发行量，巨大的发行量即意味着广告的丰盈和财政的独立，而财政的独立在民主国家中，则意味着它可以就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自由的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而无需听命于政党或任何利益集团——这一点又能够在已有的受众中建立起牢固的阅读忠诚，稳定甚至继续扩大发行。所以即使在后来大众化报纸蓬勃发展的时期，《泰晤士报》这样一份独立大报也仍然占据着主流报坛的霸主地位，并成为现代报业的重要组成。

(二)伦敦其它重要报纸与外省报业状况

在这一时期，伦敦的其他重要报纸还有《每日新闻》(DAILY　NEWS)(创办于1841年，非狄更斯创办)、《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IE)、《晨邮报》、《旗帜报》等，但很明显，这些报纸都有着明确的政治忠诚：如果没有外来的资助它们能否长期生存下去，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而《泰晤士报》虽然先是支持帕麦斯顿，后来又支持狄斯累利④(DISRAELI)，但是在经济上，它始终是独立的。

伦敦以外的大城市一般也会有几份不同的报纸。但这些报纸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新闻、地方广告，以及某个与它们的立场相一致的政治团体上。这些地方报纸鲜明的政治倾向主要归结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如果连伦敦也只可能维持一家繁荣的日报——《泰晤士报》，那么外省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更好，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别无它法。

外省报业最辉煌的发展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中来到的，部分的是由于迅速增长的需求，部分的是由于通讯社组织的完善。

(三)杂志

日报和周报在当时的整个定期出版物发行量中只占了一个很小的份额。而各种杂志，包括综合杂志和专业杂志在创刊数量和发行范围上都有了巨大发展。杂志的成功得益于印花税的执行——这一税收政策规定按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类型来征税，评论类的文章是免税的。而这些杂志上最多的正是评论文章。

流行的季刊中，最为著名的是辉格党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802年)和托利党的《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1809年)，它们验证了广大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们的适应力和耐久力。因为季刊的文章每篇字数大约都在1万字左右甚至更长，然而早“在1810—1820年的10年中，《爱丁堡评论》的发行量就已经达到了1．35万份，而《季度评论》甚至达到了1．4万份。这个发行量实在大的令人惊讶，因为这种至少能够流行3个月的出版物，它的实际读者因为有着许多文学社团及图书馆的存在而还要多好几倍。”⑤随着季刊的发展壮大，曾风行一时的不定期的政治小册子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还有许多种其它类型的期刊。其中有一类是专门为中产阶级准备的家庭读物。这种期刊甚至早在19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它们的流行还是在19世纪中期的事。维多利亚早期几乎没有专门的妇女读物，作为对这一空白的填补，《家常话》(Household　Words，1850年)，《一年四季》(All　the　YearRound，1859年)这类出版物上提供了许多这一题材的文章，它们的作者队伍包括了从自由投稿人到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如狄更斯等的广大知识阶层。

相对更接近于当时报纸的主流作品是一些半政治性的杂志。其中有一些还在新闻界建立起了稳固的地位。《笨拙》(Punch，1841年)和《经济学家》(Economist，1843年)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后来还曾在反对“谷物法”(Corn　Law)的斗争中并肩作战。1842年率先出现的《伦敦新闻画报》(1llustrated　London　News)凭借其对包括海外要闻在内的时事简明迅速的图片报道，在新闻界建立起了它独一无的地位。

三、现代报业的曙光——大众化报纸的兴起

(一)大众化星期日报纸的兴起

最后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大众化报纸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一现象比其它的任何情况都更足以说明减税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众化的星期日报纸在1840年代的报刊出版业中获得了最为显著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四家报纸相继成立：1842年是《劳埃德新闻》(Lloyd’s　Newspaper)，1843年是《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1847年是《每周时报》(Weekly　Times)，1850年是《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paper)。它们的发行量发展得很快：“1855年印花税废除的时候，其中的两家，《劳埃德新闻》和《世界新闻》已经达到了10万份的发行量，而《雷诺兹新闻》也达到了5万份。”⑥

它们使用的模式老套而实用，内容包括案件报道，内幕揭密，对某种流行的政治观点的评论，对富人、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的批评。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花费就可以提供的“大杂烩”：它既不需要在欧陆各国首都派驻记者，也不需要负担他们从那儿发回的急件的费用(在电报发展的初期，这是采集新闻费用中的大头)。因此这些星期日报纸的成本也就相当的低了，由于它们所用的素材多不注明日期，因此也就可以在下半周才刊登出来，而日报得赶着截稿时间印报纸，这使日报花费在机器设备上的资金要多得多。

(二)《每日电讯报》与《旗帜报》的创办与崛起

1855年6月，就在印花税废除后的1个月，《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创立，它是一份廉价报纸，每份售价2便士。但它很快便负债累累，最大的债权人是它的印刷商，利维(Joseph　Moses　Levy)，随后利维接管了报纸，将它的价格降了一半，从此它的发行量便一路攀升。两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旗帜报》(The　Standard)身上，它被会计师约翰斯通(James　Johnstone)收购，并将价格从2便士降到1便士，从此开始了它的急速扩张时期。

每一次进步，都不是由于政治性资助的作用，而在于有一个善于把握市场机遇的业主。虽然这两家报纸都没有将读者群定位于普通大众，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现代报业——大众化报业的开端。

注释：

①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第4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