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究竟如何，不仅历来为世人所瞩目，而且也为学者所重视，尽管两国政府在公开场合或外交场合都强调友好是主流，但实际上目前仍处于比较艰难的阶段。而日本媒体的舆论导向又为中日关系起到哪些作用?著名日本问题专家、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教授，围绕以上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下面是卓氏在北京大学一个公开演讲会的发言，读来饶有趣味。

［关键词］中日关系   日本舆论导向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谈谈朱镕基总理访日后中日关系走向的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的大国，两国的关系，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不是那么理想。尽管两国政府在公开场合或外交场合都强调友好是主流。但在实际上，就事论事，现在是处在比较艰难的阶段。今天我就想谈谈朱鎔基总理访日前前后后中日关系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针对日本方面的一些论调进行分析。

最近几年以来，促使中日关系发生最大变化的，首先是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接着有两个受人瞩目的外交访问活动，一是199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对此次访问还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再就是2000年10月朱总理的日本之行。

我个人的看法是，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有几个重要的含义：首先是意味着美日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日本被迫放弃与美国争夺世界第一交椅的念头。

我们知道，在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初期日本处在经济泡沫期。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所写的《日本名列第一》是在70年代末期出版的。在这之后，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日本热”，日本曾经一度自我陶醉，认为日本将在21世纪名列第一。在谈到21世纪是亚太世纪时，实际上不少日本人就一厢情愿地认为21世纪就是日本的世纪。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看看日本的报纸或接触其他媒体，经常可以看到类似“金满国”的字眼。“金满国”就是遍地黄金的国家。当时日本的经济学者提出了“亚洲雁行论”(“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理论)，它的主旨就是日本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是带头雁。在大雁之后紧接着起飞的是四小龙，也就是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随后是东盟国家，再后也有人加上了中国。老大的中国是殿后的。按照这个“雁行论”的模式，日本的领导地位是不能被取代的，这是一个铁的规则。其他国家只能在日本之后顺序起飞，谁都不能超越日本。这样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理论在当时是颇有市场的。日本人在当时一提起经济大国，一提起21世纪，就眉飞色舞。在经济泡沫越吹越大的年代里，日本人到处收购土地，大玩金钱游戏，连美国也不看在眼里。不少日本人称美国患了“美国病”，认为美国样样都不如日本，美国是日落西山，日本则是高高升起的太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嫌米论”。“米”是指美国，讨厌美国的情绪达到非常高昂的程度。在泡沫期顶峰时，名画都以天价被买下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的时期。换句话说，在泡沫期，日本一方面认为亚洲当然是日本的腹地，同时也要和美国争夺第一。在日本传媒的引导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国内正在争论如下问题：日本是名列世界第一还是屈居第二?现在是不是到了和美国可以争夺第一的时候?诸如此类的言论是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个提法是日本究竟是要走美国路线还是亚洲路线。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们平时所说的亲美国还是亲亚洲的路线。而是说两者都是亲日本的，只不过两者提法不同，到底现在是到了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争霸的时候，还是仍然在美国的默许之下逐步推行大国外交政策。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1996年4月17日才有明确的结论。原因是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迟迟不能复苏。最初很多日本朋友都告诉我，他们的泡沫就像啤酒一样，喝掉三分之一的泡沫，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日本的实力，因此他们可以处变不惊，或者处惊不变。但是往后那最初占三分之一的泡沫过去了，日本经济还没有恢复，另外一个三分之一也过去了，也未见到谷底。于是日本人开始慌张了，再加上欧美的一些信贷评级机构对日本的金融、经济频频给予不良的评估并施加各种压力，日本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实力还是不能和美国抗衡。日美安保重新定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日本再度承认日本失败了。换句话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认为日本败于美国的原子弹，但到了1996年4月，他们承认，这回不是军事的败仗，而是经济的败仗，这促使日本不得不同意继续走卧薪尝胆的路线。因此，1996年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实际上表明日本再度向美国称臣。日本人称之为是第二次败仗。在这一点确定之后，日本回头看看亚洲，它发现一个对手已经成长起来了。因为在这之前，日本人认为亚洲是他们的天下，这是不在话下的。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中国专家到日本访问都说，我们走了许多冤枉路，现在就象在明治维新时代一样，中国落后了日本很多。这样的话，当时不少日本人听了之后非常高兴，非常陶醉，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古老的中国至少还落后日本几十年，日本对此大可放心。中国还处在明治维新时代这样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日本人的优越感。可当1996年日本重返亚洲，重新为自己定位时，发现这几十年的差距并不是一直停留着的。两者之间的距离很残酷地缩短了。

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灭时，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在高速成长，一方是停滞不前和走下坡路的日本，另一方是经济上大有所为的亚洲其他国家，两者相比，更使日本不能不有所恐慌，这也涉及到了1996年4月17日重新定位的问题。前面已经谈过，重新定义的要点是日本决定向美国称臣，继续卧薪尝胆，并在美国同意下让自己在亚洲扮演更重大的角色，包括军事角色。两国之所以能联名作出重新定义，是出于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两者都有了一个假想敌的出现，这就是中国。如果说，旧安保是以苏联为假想敌，而重新定位的假想敌已经转为中国。这是双方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此这般的定位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中日关系肯定要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在这之后首先就出现于日美安保中所谓周边事态到底是不是包括台湾海峡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一直在争论，但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因为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日本人来说，如果这个周边事态不把台湾包括在内，正如日本某些鹰派人士公开说的，那还干吗要来个重新定义?北京方面当然也很清楚，“重新定义”的目的之一，无非是为了让美国和日本有机会插手台湾等事务。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方面极力要求对方清楚表明这个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因为，如果美国或日本公开表明台湾不包括在周边事态内，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得到了一个保证，但认真分析，这个保证也不是十分可靠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使对方表明周边事态与台湾无关，我个人认为这也不过是被迫说出了类似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台词，因为它并不会改变这个周边事态基本上就是为了台湾问题而设置的原本构想。当然，由于中国的反对，日本或者美国不愿清楚表态。日本官方和不少日本专家公开强调模糊就是他们的政策和立场。中日关系之所以越搞越僵，显然是与这背景分不开的。

接下来谈谈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的访日。这次的访问有两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两相比较，我个人认为，台湾问题的比重和重要性是远远超过历史问题的。因为即使日本白纸黑字地写上道歉，如果它不在教科书上具体落实的话，那么多谈几声道歉，都无补于事。但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清楚表态，我想是不易办到的。日本官方和媒体很清楚表示，你要它说“三不”，就得加多“一不”，成了“四不”，这就是中国不能对台湾动武。如果中国说了“四不”，也等于放松了前面的“三不”，中国也不会说。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双方没有真正的交锋就结束了。对方不说，北京方面也很早就知道说不清楚。因此重点也就集中在历史问题上，历史问题后来成为了焦点。大家知道，由于江主席访日时重复谈了历史问题，日本的传媒就大肆渲染，从而在日本国民中间造成了中国揪住历史问题不放的印象。这样的宣传攻势促使中日关系在江泽民访日后并不是像一般外交辞令所说的那样成功；恰恰相反，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冷淡的状态。这就是1998年到现在的一个形势。在2000年10月朱鎔基总理访日后，实际上日本方面认为关系并未真正改善。

早在朱镕基总理访问前夕，日本媒体就展开宣传攻势，说问题是中国方面搞僵的，因为中国打“历史牌”，使得日本人民很反感，有一种逆反心态，所以错是错在北京，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个基调。我个人认为，北京的外交手腕是不是很高明，可以另当别论。但是把江主席多谈历史说成是促成日本人民的逆反心态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的。日本人民为什么一谈历史问题就有逆反心态，这是日本方面需要再三深思的问题。可是，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渲染，就使得许多日本人产生这样一种心态，就是不管日本怎么做，中国人总是抓住日本的小辫子，打“历史牌”。

什么叫“历史牌”呢，有时我也听到中国朋友这么说，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有语病。牌者，手段也，技巧也。历史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你把它矮化为“牌”和手段时，它的是非概念已经模糊了。所以当日本人反复说中国打“历史牌”时，是有很深的含义的。首先是离开了是非的概念，然后是强调中国揪住日本的小辫子，目的是要敲诈日本，让日本给予经济援助。这样一来，中国的形象就变得很矮小，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这就是1998年以来日本传媒倾其全力宣传的重点所在。在日本的大众传媒与官方相互呼应的渲染下，“历史牌”论不仅打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就连一些过去基本上倾向于中日友好，并作出贡献的中国的“老朋友”也动摇了，他们在这问题上也没有了一个是非观念。推究其因，是和日本政治“总保守化”的背景分不开的。所谓“总保守化”，是日本国内的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对峙局面消失所导致的。我们知道，1994年社会党村山富市政权诞生之后，日本国内缺少一股牵制保守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基本上停止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日美安保条约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出路的问题的争议也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总保守化”的气氛下，很多人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说法，跟着传媒的论调走，觉得对方是抓住小辫子，要敲诈，要日本出钱。老百姓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将成为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敲诈的对象。于是，当他们提出你们的“历史牌”到底要打多久的时候，也就含有着你们到底要敲诈日本多久的意思。50年都过去了，一些日本专家提出，我们出书的版权法也不过就是50年。历史问题也应该有个“时效论”，50年前日本做的坏事也应该一笔勾销了。在这样的空气和论调下，“历史牌”的说法在日本国内是容易取得共鸣的。

在将历史问题降低为“历史牌”，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曲解之后，他们认为要和中国的“历史牌”对抗，日本方面也必须打几张牌。其中包括：第一，要打“ODA牌”，也就是“经济援助牌”，因为中国，还有许多东南亚国家跟日本有大量的贷款关系，如果对方一直和日本谈历史，那么日本就应该打打经济援助牌。我们知道，从50年代60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这种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以战争赔偿或者准赔偿的方式进行的。从一开始，日本其实就将它定位为开拓海外市场。但因为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日本采取附带苛刻条件的经援政策，日本获得了“经济动物”和“寄生虫”的雅号。为了缓和各国的“反日”情绪，日本表示有必要改变方式，就是通过ODA，即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方式。当然，日本的利益还是要获得充分保证的，只是不要过分地突出。为此，他们提出“只出钱，不开口”的口号。但是近几年来，他们认为应该改变战略，是到了日本可以大玩外交游戏的时候了。他们也跟着美国走，表示“既出钱，也开口”，就是说，要更进一步地让ODA政策和政府的战略紧密挂钩。那么回到中日关系上说，就是既然中国打“历史牌”，他们也应该打“ODA牌”。经济牌一来是要强调中国不应该谈历史，二来就是中国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如果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他们就恫言要停止对中国援助。“经济援助牌”和日本另外一张牌也就是“中国威胁论牌”是紧密挂钩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可能利用日本经济援助中的一部分钱来发展军事，中国军事的开销、军事政策有不透明之处。

除此之外，日本经常使用的还有“台湾牌”，为什么日本政府对台湾牌那么重视呢?有些日本专家曾经表示，不管是从土地人口资源等角度来看，日本绝对不是中国的对手。以日俄战争前后的情况来看，他们认为如果当时日本要和清朝联合起来把俄罗斯驱逐出去的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前辈

作出了贤明的决定，就是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他们引用了当时一名武将的话来说，如果中日合作把俄罗斯赶出去的话，亚洲将会出现两个太阳，就是中国和日本，从此就会没完没了。所谓“天无二日论”是也。这也是有些日本的军事专家曾经公开分析过的。日本紧紧抓住台湾牌显然是和这样的心态有关系。简单地说，日本打着这三张王牌，一张是ODA牌，一张是中国威胁论牌，还有台湾牌，也就是“分裂牌”或“分块牌”。在经济牌问题上，日本一方面恫言要削减和停止经济援助，另外一方面是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经济援助，因为它觉得中国的传媒或中国官方谈日本负面的东西太多了，正面的东西太少了，应该广加介绍，多谈日本方面从建交以来怎样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的好处。日本媒体指出，最近以来中国媒体有关这方面的讯息比较多一些，但认真分析，其实这是日本方面主动要求提出的。日本媒体就不断表示，中日关系之所以闹僵，理由是中国方面谈历史太多，而谈经济太少，所以他们要求中国方面有所表态。

在这问题上，也许中国方面也认为双方老是停留在对立的僵局也不是办法，因此这次朱鎔基访日就提出了两句话：“增信释疑”和“开拓互利合作”，作为这回访日外交的座右铭。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强调大家应该一团和气，少谈历史，再有就是北京应该感谢日本的经济援助。关于日本方面这样的情绪和要求，我觉得北京基本上也都照顾了，朱鎔基在访日前接受日本媒体访谈时，也基本上答应了不刺激日本人民，不主动谈历史；在经济援助问题上，他也表示也许过去做的不够，今后要广加宣传。对于这两点日本非常高兴，几乎每一个媒体都以相当显著的篇幅给予报道：中国决定不打“历史牌”及中国终于表示要加强对日本正面的报道。

那么，在朱镕基抵日之后，日本传媒又是怎么看待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特别是从过后日本方面的反应来看，日本传媒是低调处理的，可以说是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原因是日本方面觉得中日关系的气氛虽然有所改善，但还不够。朱鎔基并没有主动谈历史，但他们认为尚差强人意，因为朱镕基最终还是谈了历史问题。在TBS民间电视台的座谈上，还有在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到底要日本道歉到几时”这类挑衅性的问题时，朱总理还是不卑不亢地说了一些在其他地方不需要重复，但在日本是有必要正面回答的真话，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在正式文件中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再有就是南京大屠杀是真有其事，绝不是虚构。这样的表态，日本方面有人表示不太高兴，一部分传媒就对此大肆批判。日本一些报人认为，既然你已经答应不谈历史了，那么怎么让你谈你也不应该谈。结果朱总理谈了，而且是不卑不亢地谈了，这也许就是日本反应不冷不热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日本传媒大肆渲染中国方面不打历史牌而且在经济援助上向日本表示感谢并决定广加宣传之后，日本传媒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满足。我们知道，在朱镕基总理访日之前和访日期间，日本媒体就开始有一些批判性的言论，首先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著名专栏记者，已经把朱总理的访问定位为是在推行“感谢外交”。他表示，在过去，到日本访问的中国朋友从来不向日本表示感谢。可最近这几个月，几乎每个到访的中国朋友都不忘向日本道谢，并说ODA给中国带来了这样和那样的好处。他分析说原因是中国有求于日本，因为在某些日本人看来，你从不感谢到感谢，一定是心怀一些计谋。这个计谋具体表现在中国正在推行西部大开发计划，谜底就在这里，中国需要日本的钱。他同时表示，西部大开发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缩短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但他接着提出质疑：这对日本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别的国家缩短贫富差距，和日本有什么相干?因此他不赞成积极参与，表示不要太轻易上中国“感谢外交”的当。他同时认为西部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有着很复杂的政治背景，日本没有必要卷入这政治漩涡。如果要进行一些中日友好的项目，他建议与其帮助中国开发西部，不如去救救黄河。当然，这名记者并不一定能代表日本官方的看法，也不一定能代表日本财界的看法，因为日本财界肯定还有其他的经济算盘。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一部分日本报人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日本经济援助政策是和日本的利害关系紧密挂钩的，绝对不是谁应该向谁道谢的问题，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合作。过去许多人把《朝日新闻》视为自由派的报纸，但这标榜其实早已和现实的情况不相符合了。认真分析，《朝日新闻》一向是奉行“国益至上”的政策的。至于一向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报纸《产经新闻》则将中国这次的外交姿态定位为“微笑外交”。它表示，朱总理是“微笑外交”，江主席是“高压外交”。两者姿态虽然有所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有柔有刚，并不是真正地对日本友好。它把中日关系的不好归罪于80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等曲解历史的动向的批判，谈了太多的历史问题。《朝日新闻》的代表性专栏记者将中国的态度定位为“感谢外交”，《产经新闻》的社论定位为“微笑外交”，其实对朱镕基总理都不是很善意的看法。这样我们可以先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当中国方面突出历史问题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基本姿态是你是在打“历史牌”，揪住日本的小辫子，然后对日本进行经济的敲诈；当中国采取较温和的政策，或者是顺其所愿，对它表示感谢，微笑招手的时候，日本的一部分传媒又把它解析为是为了想向日本借钱。这就是朱鎔基访日前前后后日本传媒的基本态度。

那么，在朱镕基访问日本之后，日本媒体和专家又是怎样看待中日关系的呢?我刚好接触到一份由中日两大媒体共同主办的座谈会的记录，内容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前驻华大使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各地都有一些抗日历史博物馆，他觉得“抗日”这两个字很不好听，没完没了地写着“抗日”，两国关系肯定不能好。他认为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度，应该把“抗日”这两个字删掉。不少日本人经常有这种想法。在60年代70年代日本经济势力南下，席卷东南亚各地时，有一些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就对巍立于新加坡市中心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耿耿于怀。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些日本人也企图利用他们的经济势力来影响我们，展开一些运动，要求将纪念碑迁移到郊外去，尽管新加坡没有什么郊外，因为我们基本是个城市国家，但他们认为，不能在市中心，应该迁移。消息传开后，新加坡舆论哗然。他们知道讲错了话，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以后就没有旧事重提。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经验。当然，在日本前驻华大使提出上述要求时，我很欣赏贵国的前驻日大使杨振亚先生在这个座谈会上给予的回敬，他表示这是触及到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轻易删掉“抗日”这两个字。

在同一个座谈会上，另一个日本的中国专家提出了如下看法，既不希望有一个“虚弱的中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的诞生。他觉得“虚弱的中国”意味着中国不稳定，这对周围是不好的。但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好，因为中国有着恶劣的记录，对朝鲜半岛，对越南都有曾经支配过他们的记录。因此“强大的中国”将意味着以“中华思想”为中心的中国的重现。他的意思是中国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怎样才是“负责任的大国”呢?在他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时，多少显露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一位中国记者问他对于所谓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有什么看法时，这位专家是这样说的：“遭受轰炸，中国爱国的民族主义抬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这个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里，将成为美国和中国对立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这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影响。”就是说，炸死中国大使馆馆员和记者可以不用太追究，但爱国的民族主义对亚太的和平与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中美的关系会恶化，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产生影响。换句话说，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兴起，使人马上想起“中华思想”称霸的时期。这种对华夷体制时代天朝思想的强调，如果结合近年来日本传媒的一些舆论导向来看，目的是十分清楚的。近年来不少日本专家喜欢谈朝贡论，一部分日本媒体也很喜欢渲染“蒙古人来袭”，就是说蒙古人袭击日本，遇到了神风的故事。这些宣传在不少情况下是和今天的“中国威胁论”紧密挂钩的。

此外，还有一部分日本的学者和专家在谈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时，表示应该少谈一百年的历史，最好多谈两千年的历史。这样的提法表面上看似乎是要多谈友好，其实是要冲淡现代史上日本方面的一些责任，而把中日之间的关系纯粹以力量对比的变化来看待。在不少的情况下，提倡如此看法的日本专家与其说是要强调中日和平相处的日子远远超过于交恶的时间，不如说是借此凸显“弱小的日本”在“强大的中国”的阴影下生存的过去。这类的舆论企图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印象：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有时你欺侮我，有时我欺侮你，谁也不能怨谁，谁也不应该对谁负责。所谓弱肉强食，此其理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两个邻国有时难免会产生摩擦，这就是某些日本专家提出这个理论的背景。有一位主张中国分为十二块的专家在一个“日中友好是幻想”的对谈里面，就强调他常对他的学生说：中国一直提起日本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是战争应该是以什么时间来分期，这将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他同时也表示中国近代史上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本身惟我独尊的中华思想。这就是说，中国的失败很多情况是咎在自取，跟日本在中国大陆的膨胀政策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但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不少日本专家又换了一种语调，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从来没有照顾过台湾的利益，因此台湾不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一批专家这里就有了两种标准：天朝时代的中国的负面记录应该由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负担；但是封建王朝时期中国大一统的概念和版图却和今天的中国毫无相干。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日本专家一方面是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另外一方面也在强调和期待中国现在的分裂状态(当年是由日本一手造成的)固定和持续下去。如果这类的思潮和言论代表了今天某些日本的中国专家的基本看法的话，那么中日关系肯定将处在难以改善的状态。

总而言之，在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后，中日关系基本上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已经被定位为日美两国共同的假想敌。再看看日本在制造和引导舆论的专家、学者和传媒的上述基调，我想中日关系至少是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有太大的进展，亚洲两个大国今后的关系和走向，是令人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