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两家有影响的新闻媒体2000年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两次采访，有趣地显示出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差异。两位采访者都提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但动机和方式大不相同。一类比较现实，对待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类则受对中国固有观念的左右，未能摆脱以往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中可见两类美国新闻工作者在对待中国以及他们的记者角色上的不同态度。

Abstract:　In　the　year　2000,　China　President　Jiang　Zemin　received　interviews　from　two　U.S　influential　news　organizations　respectively.　The　author　notes　that　despite　the　tough　questions　presented　by　two　reporters,　there　are　much　difference　underlying　the　two　interviews　in　terms　of　interview　motives　and　styles.

Key　words:U.S　media

过去两年来，也就是1998年5月在华盛顿第一次召开美国媒介的中国报道会议以后两年来，我对美国媒介报道中国的总体印象是，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介上，我们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比较客观的报道多一些了，这些报道大都发自中国。但是偏见依然存在，不时导致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对中国的妖魔化，比如《纽约时报》对李文和一案的非常不公平的报道，虽然它后来承认了错误，但损失已造成。这些报道通常都是发自这些媒体在美国的总部。

两家甚有影响的美国新闻机构最近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两次采访，有趣地显示出美国媒介对中国报道的差异。这就是《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5月7日和CBS“60分钟”栏目的华莱士8月15日对江的采访。《科学》的采访刊登于该刊6月16日一期，CBS的采访于9月3日播出。对两位采访者所提问题的比较，可以看出两类美国新闻工作者在对待中国以及他们的记者角色上的不同态度。一类比较现实，对待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类则受对中国固有观念的驱使，仍未能摆脱陈旧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

根据从互联网上获取的CBS采访的中文全文本统计，华莱士跟江的对谈有38轮答问。根据《科学》杂志发表的访谈文本，鲁宾斯坦提了16个问题。由杂志的科学性质所决定，鲁宾斯坦的问题集中在与科学相关的方面，而华莱士的观众面更大，所以涉及的问题面宽得多。

如果把这两次分别进行的采访中提出的问题过一遍，我们会看到两位美国采访者都问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但动机和方式大不一样。

首先，两位采访者都问到中国领导人的个人背景。鲁宾斯坦开门见山地就江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工程师背景发问：对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是如何认识的?沿着这个思路，他后来追问江“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中国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哪些好的新举措?”所以，他的诘问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科技战略。

相比之下，华莱士却以指责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来挑战其个人背景，虽然他后来又说这是“改进中的独裁”。江当然对这种判语提出反对，对此，华莱士坚持说，“在我看来，你好像是一个独裁者，极权者”，“有句美国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在这里，对话的访谈性质转变成辩论。华莱士的访谈者角色也变换为审问者和法官。我当然没有权利否认华莱士有和江泽民辩论的自由，但是我很想知道，CBS“60分钟”栏目是以什么名义申请安排与中国国家主席的这次见面的，是采访呢，还是辩论。如果他申请的是采访，那么华莱士利用这个机会把采访变成辩论，扮演法官的角色，就有亏职业道德。

1998年版的《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对interview(采访、访谈、面试)的定义是“一个人被一人或多人提问的场合，……以了解其意见、想法等，好在报刊或广播等发表。”比较一下CBS的访谈和《科学》的访谈，我们会看到，鲁宾斯坦是按照这个定义对中国国家主席进行采访的。他提出问题都是为了了解江泽民的意见和想法。但是华莱士在和江的谈话中却走偏了，他不是在了解这位主席的意见，而是在宣传他自己的想法，听起来既武断又傲慢。这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来说，真有些奇怪。

其次，作为有经验的记者，鲁宾斯坦和华莱士问的都是典型的难对付的问题“tough　questions”，都直指中国的体制。鲁宾斯坦想知道中国的年轻人是否“不能自由地参与同他们的国际同行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且他们的出国旅行自由也受到限制”，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否“使得年轻人只是死记硬背前人发现的知识和文化”，这能否使中国“在世界科学研究上领先”，“如何才能激发人们创造和创新”，江“对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有何担忧”，“在促进中小学科学教育方面，应该支持什么样的举措”，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基于鲁宾斯坦对中国科学教育体制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的了解。虽然像中国的年轻人上互联网受到限制这样的印象有误，但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缺陷和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问题是非常到位的，一针见血。这些问题不仅关系中国科学在新世纪的前景，而且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感兴趣。因此这些难对付的问题有其扎实的根基，旨在了解中国对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的对策。

但华莱士的问题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当江泽民提到他在美国两党中都有朋友时，华莱士插进来说，“所以你向两党都提供金钱竞选?”他还质问江：“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他们国家的领导，但你显然不相信由中国人民选出你们的国家领导?”“为什么中国是一党国家?”“你们迫害了一个叫做法轮功的团体。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你们如此担心法轮功，需要虐待、逮捕、杀害法轮功学员，这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政府是否迫害基督信徒?”

如果鲁宾斯坦的问题是据实发问，那么华莱士的问题则缺乏根据——它们或者是出自谣传，或者是出自对情况的歪曲。像“你向两党都提供金钱竞选”。华莱士有什么证据证明江向哪个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候选人提供过金钱?他根本没有向观众证明这一点。这是很不专业的，甚至可以说是诽谤。而说中国是“一党国家”也不正确，正如江向华莱士指出的，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中国实行的是不同党派的民主协商制。华莱士显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无知，他提出这个问题则完全是出于偏见。所以他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偏见的确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他还提供了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捕风捉影以谎言误导受众的反面教材。同样，所谓“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基督信徒”的说法也都是出于对事实的歪曲。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国家安全的邪教进行镇压，是必要的。与所谓“迫害”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莱士在这个访谈播出两天后在ＣＳＰＡＮ跟一些观众做过一次对话，一位美国观众就告诉他，以前他也认为中国取缔法轮功是不对的，后来他母亲在美国也练起了法轮功，法轮功不让她看病吃药，致使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才使他感到中国取缔法轮功是有道理的。对此，华莱士只好表示道歉。至于他对中国选举制度的指责，很可惜当时他没有料到美国的2000年大选会如此混乱，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的选举体制有多么大的问题。假如美国人民可以选举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不至于混乱到投票几个星期之后人们还不知道明年1月谁将就任总统。

所以我们这里有两种强硬：负责的强硬和不负责的强硬。前者，以鲁宾斯坦为代表，是为了更深地挖掘事实，追求真正的新闻。华莱士的言论所代表的不负责的强硬，不是为了了解事实或交流，而是为了向被采访者挑衅，给其抹黑。这些区别的确代表了美国媒介对中国报道的两种不同派别。一种，如《科学》的鲁宾斯坦，愿意从事实和现实出发，同中国交流，理解中国。另一种，像CBS“60分钟”的华莱士，倾向于把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强加于人而不是了解中国，并且常常无视事实和实际情况。

这两派的区别还在于一派信守职业新闻的规则和道德。他们对被采访人不客气，但不失尊敬。而另一派常常充当记者以外的角色。他们更多地是受意识形态而不是职业规则的支配，所以他们向被采访人故示强硬或严厉，只是为了表明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是多么正确”。

美国主流媒介大都有意对鲁宾斯坦对江泽民的采访视而不见，但是国内外的科学家们对这次专访的反应非常好。中国各大报全文刊载了相当忠实于原文的访谈答问的译文。中国很多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科学》向江主席的提问问出了他们的心声。

华莱士的访谈受到了更多的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提问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反感。据中新社从美国发回的报道称，很多看了节目的观众对华莱士在采访中表现的攻击性“感到愤怒”。一位50多岁的华裔郭先生说，经过摘选的访谈播出来只有30分钟(听说采访了3个小时)，但华莱士的提问、画外音解说和背景介绍所占的时间远远超过给江的时间。背景画面、解说、华莱士的问题和对江回答的剪裁，都明显“带有偏见”。

这些观众反应所传达的信息是相当明确的。无视新闻职业的规则和道德，只能是媒介自己的信誉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