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民营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任何报人办报，总以一定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较为注意民众的呼声。曾经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他们的这些优良的政治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文人   民营报刊   政治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19　century　to　the　forties　of　20　century,　facing　up　to　the　adversities,　accompanied　by　the　fetters　of　imperial　power,　the　peremptoriness　of　warlords　and　the　invasion　of　enemy　troops,　a　batch　of　private　newspaper-owners　grew　up.　They　always　upheld　the　independent　spirit　and　stuck　to　the　journalistic　tradition　that　strove　for　the　democratic　freedom　and　changed　the　society.　Every　newspaper-owner　was　guided　by　the　specific　journalisitic　thought.　Thejournalisitic　thought　which　the　modern　scholars　commented　on　politics

was　mostly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found　political　meaning.　They　were　almost　possessed　of　stronger　political　ability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ss　voice.They　once　raised　that　the　newspapers　should　have　reflected　the　mass　movement　and　become　the　mass　mouthpieces.Their　excellent　political　trai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urrent　political　behaviour　and　made　an　exemplary　impact　on　the　descendants.

Key　words:　Scholar;　Private　journalism;　politics

“文人论政”，或曰政治家型报人办报，主要是指报人应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如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政治智能、政治勇气等，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1]从我国报业史来看，远源可以追溯到我国报纸的萌芽期；最早的雏形报纸“邸报”是政府办的，实际也就是政治家办的；从近源来说，则可以追溯到我国近代正规报纸的创立期及整个近代报史。特别是在近代民营报史上，“文人论政”，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文人借助报刊论政参与社会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民营新闻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自西学东渐以来，从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努力，包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目的和原则的限定，中国民营报刊在文人论政方面可以说是有大发展，有大建树。勿庸置疑，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民营新闻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2]

近代中国不以功业而以思想、言论报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王韬为第一人。[3]1874年1月5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报纸取名“循环”，部分地表示了王韬的循环史观。他坚信，中国通过变法图强，能够再度崛起。《循环日报》仿照西方报纸体例，除星期日以外，每天出版。每天该报首栏要发表政论文章一篇。同一般性纯为牟利的报纸相比，王韬注意舆论足以影响群众的一面。《循环日报》的政论文章1883年曾单独结集出版。

王韬同时的报刊政论家尚有郑观应。郑观应曾参加过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政治活动。他的政论文字多数发表在19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和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的《中西见闻录》等报刊上。[4]这些文章后来辑成《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书，尤以《盛世危言》流行最广。

王韬之后，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政治家办报，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将报纸作为完成政治目标的利器，作为唤起民众，统一民众思想的工具。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梁启超逃逋日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创办的《清议报》出至一百期，为时三年。《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为标榜，把“倡民权、衍哲理、明政局、厉国耻”当作办刊目标，以是，开设数月，发行就达到三千多份。但是因《清议报》激烈攻击西太后，清廷下令严禁进口，这就使得发行量受到限制，即其最盛之时，销量也没超过五千份。[3]在内地，还出现了抬高报价的事情。独裁者们对于《清议报》又恨又怕，外强中干即此可见。梁启超所创办主持的各报中，《新民丛报》最为成功。他的文风影响了一代人，被称为“新民体”。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半个月，正是这份报纸，奠定了梁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于右任办报之时正处于一个社会变动的大时代，他以满腔热血，只身一人，为逃避清廷追捕来到上海。罗家伦称他创办《神州日报》，“鸡鸣不已，实开风雨如晦之天。”尤其是他手创的“竖三民”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5]徐铸成说：“在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于右任先生应是第一人。”[6]他百折不挠地争取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对言论报国的理想忠贞不一。从“民呼”、“民吁”到“民立”，于右任绝不因挫折、失败而气馁，和他的朋友一起开创了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新局面。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坚持《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4]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胡适从15岁时开始参与《竞业旬报》编辑工作，一生共创办和参与创办过7种报刊。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他新闻思想的核心，强烈的道德关怀意识鲜明地体现在他一生的报刊活动中，这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他认为报刊保持独立是言论自由的前提。[7]据此，他对国民党在抗战后推行的“党化新闻事业”多有批评。他说；“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受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8]其次，他认为报刊的独立是负责任的前提。一个人也好，一家报刊也好，如果处处受制于人，不能独立地做出一种判断，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

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9]傅斯年的观点，在一党专政的时代尤为重要。当年，为了监督政府，开启民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弊政、揭露黑暗，仗义直言，为民请命，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价值。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寇已占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蒋介石却严令东北军：“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寇如入无人之境。然而，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蒋介石却调集数十万精锐之师，在长江两岸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为揭露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罪恶，陶行知在《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语惊天下。[10]陶行知的时评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疯狂剿杀人民的反革命本质，大是大非，大爱大恨，皆显露于字里行间，简直就是一组讨蒋檄文，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自然，也震动了当局。

张友鸾曾被称做“新闻奇才”、“天生的总编辑人才”，同时又是个难得的经理人才。从20年代到南京解放，他办报的方针一直是针砭时弊，为民请命。[5]为此不断受到反动当局的查封、驱逐和流氓帮会的恐吓。抗战胜利后，他自办《南京人报》，更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因而屡遭当局的迫害和反动文人的围攻。但他始终不改初衷，直到最后被勒令停刊。

1935年4月，《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在著名的西北采访旅行之前，《大公报》总编胡政之把手而言：“新闻事业是国家的公器，新闻记者应当为社会服务，新闻是社会的缩影，新闻事业应当诱导社会进步。新闻记者最需要有责任心，不但发表意见，言必由衷，便是报告新闻，也须有真知灼见，否则对职务为不忠，对社会为不信，对报国不义。”[11]年仅25岁的范长江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他的旅行见闻陆续见诸报端：通讯揭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并第一次透露了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情况。不久，他的《中国西北角》一书出版，范长江充分地表达了他坚决的抗战热忱和对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无比憎恨，也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

1936年，政局动荡，战火频繁，范长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西部，对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考察。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扑事变中心，他对周恩来进行了采访。接着他又进入革命圣地延安，与毛泽东作了通宵达旦的畅谈，陕北之行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12]回到上海，他发表了震动朝野的系列报道，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

《大刚报》在1938年11月迁衡阳复刊，由官办转为同人合办的民营报纸，杨潮任总编辑。他在《太白》、《申报》、《中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抗战。1939年底杨潮任香港《星岛日报》军事记者，开始以“羊枣”笔名在《星岛日报》、《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军事评论和译文近百万字。1944年6月，羊枣主编《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并兼任《民主报》主笔。羊枣军事评论的杰出，表现在他对每一次军事局势的重大发展的前因和各种可能的后果分析得非常透彻。[13]一年多时间里，羊枣共发表文章120多篇70余万字。他的军事、政治评论文章《只有牺牲才有胜利》、《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太平洋战争新局势》、《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人类命运在铸造中》、《从柏林到东京》等立论正确，文笔犀利，观点鲜明，预见性强，不仅在国内有重要影响，而且博得国际友人的赞誉。

中国的近代民营新闻业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时常夭折。王韬主持《循环日报》两年即撒手不管；容闳以美国方式办《汇报》，吓坏股东，不得不转售与洋人，此后远离报界。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许多有独立品格的报人被政治斗争的急风暴雨所摧残。从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到刘煜生、史量才、杜重远，许多试图坚守独立品格的记者都惨遭迫害。[14]那些直接藉报从事政治的人命运更为艰险。虽然风雨如盘，近代中国还是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坚持独立的报人品格，独立地观察问题，独立地报道新闻和评论新闻事件。范长江在《大公报》，陈布雷在《商报》，作为独立报人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近代民营报刊“文人论政”的政治素质，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许多人具有共同的优良的政治素质，则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维新志士。他们办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国救亡、富国强国。[2]二是他们具有敢作敢为的精神，敢于发表政见，敢于写触及社会政治弊端的文章。他们深受儒家“威武不能屈”和“成仁取义”精神的熏陶，敢于用一支笔、一张纸向强大的旧势力宣战。三是他们大都具有深广的学识，具有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学者，如王韬、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陶行知等。他们对于政治动向和社会大势，常能做出颇为深刻的分析和省察，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也多持有“拿来”的态度。四是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较为注意民众的呼声。曾经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他们的这些优良的政治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报刊通过文人论政干预社会

“文人论政”应说是《大公报》的一种基本属性。中国有此传统。汉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皆是显证。尤其到清末民初，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们不但群起论政，而且进而参政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11]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

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闻，又带条陈奏折味。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的作者有200多人，共750篇。其中发表“15篇以上的，有胡适、傅斯年”等人。傅斯年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22篇，占总数的3%左右。这个数字仅次于他在《新潮》和《独立评论》上的发稿量。从内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二是国际评论。关于前者，可以从《政府与提倡道德》中一睹其风采。作者说：自民国以来，每届政府都要制礼作乐，提倡道德，其结果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是徒增许多伪善。他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除了教会的作用外，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则，而不是政治口号。[11]所以，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

而大公报对自由主义要求最强烈的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是和大公报何去何从的问题，一而二，二而一地摆在了大公报人的面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大公报社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一文当中。[12]在这篇文章里，观点十分明确，一言蔽之曰就是，中国要从两千年的专制文化中摆脱出来。在如何因应现代化和文化传统的时候，大公报人的观点是比较倾向于激进主义的。值此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大公报人一方面鼓呼和平，主张避免民众再经战火之蹂躏，不要另起炉灶；一方面，勾画出一副和平民主的新图景。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做一个现实的梦》，重申了实行联合政府，实行议会民主，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经济重建，实行新闻自由等等主张。

史量才是在1912年10月盘进《申报》的。他抱定了“为社会、历史办一较有权威的言论机关”的宗旨，要将申报作为史书留给后人。报纸言论往往是报纸心声，反映报纸的立场、态度。《申报》言论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读者视为“温吞水”、“太上感应”，其时评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　[15]其实它正是以旁观者局外人的姿态静观默察，采用隐晦文笔使当局抓不住把柄，也可使读者产生共鸣，从而站稳脚根，以图发展。

史量才改革言论首先改革温吞水、太上感应式的“时”。当时的时评写作班子由张蕴和、黄炎培、李组绅、陶行知等诸君组成。他们集思广益，讨论、搜集材料，撰写成一篇篇切中时弊的檄文。著名的三论《论剿匪与造匪》时评就公然指出“所谓的匪是黑暗政治所造成”，是“受政治经济双重压迫铤而走险之良民百姓”，喊出了民众心声。大长了共产党人志气，大灭了反动派威风。[15]《申报》一改昔日欲言又止、躲躲闪闪的作风，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九·一八事变”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8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他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　[16]就是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1933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抗日形势更加危急。在这国难当头之时，流亡中的邹韬奋回到上海并立即创办《大众生活》。在《大众生活》上，他连续以大量篇幅报道学生运动，并撰文高呼“学生救亡运动万岁！”

经历了1936年“七君子事件”，邹韬奋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他决心“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7]1937年8月13日，敌人的炮火打过来了。8月19日，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出版，向大家及时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斗情况。

30年代进入报界工作的赵超构先后在南京《朝报》和重庆《新民报》工作，青年赵超构对国民党统治下政治黑暗，民生凋弊，以至民不聊生的现实十分不满，他一有机会就发表评论，予以痛斥。《可惊的贪污案统计》、《土匪的公道》、《人品的高下》等文章在当时引起广泛影响。[18]1944年，赵超构访问延安，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件，也是他从事新闻事业10年之后一个重要转折，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显着变化，且因为在延安结识了毛泽东，他写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46年，赵超构在新民报晚刊发刊词里写道：一张报纸必须配合时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义，时代需要什幺？回答，为了国民的幸福，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为了国家的富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我们愿追随各界，稍尽一点鼓吹的责任。

储安平是新闻科班出身，他在1946年主编《观察》周刊时的发刊词，最好地表达了《观察》的面貌：“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储承认他们对“政治”极感兴趣，但这个“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储特别标明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完全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文章中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19]

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这从以下几点办报思想中可以看出来。其一，要从有利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业。具体说，就是国家要对报纸加强管理，实施有组织的控制，并制定报纸法律。康有为曾提出过国家设立官报局的主张，即：由国家出资，官报局办报，再用公费给官员等订阅，目的是使宣传到位，有利于统一思想；官报局还要审查各省所办的报刊，对被认为“悖谬不实”的内容，要下令“纠禁”，目的是控制舆论，防止不利于国家的主张流布。[4]张季鸾则说：“民国以来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其原于环境者半，原于己身者亦半”。[11]其二，指出报纸对于国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梁启超在《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中说：“国之强弱，则于通塞而已原于机身者亦半”、“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3]梁启超认为，要想国家强盛，必须朝廷与民间信息相通，国内与国外信息相通，而使信息相通的工具，就是犹如耳目喉舌的报纸。张季鸾认为“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其三，提出了文人论政的主张。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又据理性加以公开的建言，这是那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也是中国传统的书生议政的薪传。[20]梁启超鉴于当时士人耻于办报的风气，主张政治家应当出面办报，兼为报人，以提高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梁厚甫曾对近代文人办报做过这样的评价：“文人报国有心，回天无计，寄希望于白纸黑字，把内心告诉人家，其内心是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2]其四，提出报纸在文风上应当浅近义明、通俗易懂。对于文风的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政治宣传的受众，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若报纸文风过于雅化，就会影响宣传效果。梁启超创造的“时务文体”，就是这种文风观的实践。张季鸾不管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要求社评写得不偏不滥，文章不仅要立论平正公允，完全出于公众利益，而且要文字简练条理清晰。其五，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世界。梁启超认为，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报纸文章自身的弊病。他针对报界积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这同《大公报》奉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前后相映。其六，提出商业经营的思想。王韬深知最新市场价格和船期公告对香港这种商业城市至关重要，因此，经济版都编排在前头，而且篇幅多于一般消息栏一倍。这种经营策略上正确的抉择为报纸带来很大的收益，也因此保证了《循环日报》的独立——如众所知，经济独立是言论自由的前提。张季鸾在1926年《大公报》复刊社论中鲜明地指出：“欲言论自由，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21]　1941年他又发表社论总结道：“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价值，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11]民营报纸的市场成功，可以归结为管理制度先进，《申报》的记者网络是最出色的；《大公报》以领导精干闻名，人才济济，经营管理先进；《时报》、《立报》胜在内容独辟蹊径、发行效益高上；《世界日报》报系独到的是成本压得非常之低。据记载，《申报》、《新闻报》、《立报》解放前的发行量，都达到过近20万份。[20]其七，民营大报比官方报纸更有信誉。在近现代历史上，因为政局不稳定，不断“城头变换大王旗”，所以一些民营媒体比官营媒体资格要老，经营更为长久，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读者基础更稳固，也拥有熟练的媒体运作者。对老牌报纸，民众是比较信任的。像《申报》、《大公报》，都经历了几个“朝代”——清朝、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几十年间，建设了广泛的记者网络，较强的技术设备，新闻全面及时，言论自由持重。[21]其八，为社会发展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储安平在创办《观察》时说：“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近代民营报刊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报刊通过文人论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大呼大吁，作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三联书店，1995。

[3]方汉奇，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