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大量实例集中讨论了文化误读的消极性——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极后果。文章分析了中西新闻学中双向误读的情况，认为目前比较新闻学急需梳理中西之间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关键词］误读   文化   比较新闻学

Abstract:The　thesis　focuses　upon　the　negative　side　of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through　a　number　of　examples.　It　analyzes　the　bi-directional　mis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China　and　western　journalism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clarify　some　specious　notions　and　definitions　in　comparative　journalism.

Key　words:Misunderstand,　Culture,　Comparative　journalism

误读(Misunderstand)，这里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误读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异的文化背景或粗疏都可以是造成误读的原因。误读的后果为远离事物的本来面目，堕入谬误泥沼。误读在大众传播中的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误报，妄加评估，在新闻报道中的不客观以及对事实的歪曲会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避免误读是促进两种文化正常交流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人们用一种富于理解的心态，详尽地占有事实，准确地进行分析。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

误读在泛泛的意义上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现象，它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来说，人们对艺术或人文作品的误读有可能是一个激活想象力、创造灵感的过程。作家祖慰推崇积极误读，他认为，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因误读中国古代政治是“最有人权的制度”而建构起自由平等的君主立宪制，因误读中国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而批判并重建了“神示宗教”。没有误读就没有抽象画的产生，因为抽象画中的形象就是现实世界的变形。①

本文集中讨论误读的消极一面，探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极后果。在展开探讨之前还要廓清一个问题，即：确定何为误读本身就是主观的过程，“情人眼里出西施”，但要确定谁在误读，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的坐标(Coordinates)。本文是以假设有一个比较公允的客观衡量标准为前提来考虑误读的。

在异文化之间，大量概念是彼此同义的，比如在英文和中文中：Table=桌子，Weather=天气，计算机=Computer。这些概念在互译时一般不会造成歧义。但有些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异文化接受者翻译的不准确就会产生误读，比如：“Black　tea”是红茶而不能译为“黑茶”，“Blue　blood”不是“蓝血”而指贵族，“Milk”是牛奶，但“Milky　Way”不是“牛奶路”而是“银河”。如果望文生义就大错特错，离题万里了。但这种情况还不是主要的威胁，一旦知道了某个异文化概念的确切含义，完全沟通是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那种貌合神离的现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一致，这是引起中西之间文化交流歧义的主要症结，形式上相似而内容的不对应引起了误读。比如Professor虽然等于“教授”，但它们之间的内涵(或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在英联邦国家的大学里，一般一个系只设一个Professor,其社会地位极高；在中国，“教授”并不限量，二者之间是不等值的。再如“作家”在中国是极受推崇的，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作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在英语国家，“作家”和“作者”经常共用一个概念“Writer”，其中并没有什么区别，作家的待遇也很平常，一般的作家甚至经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We　have　a　lot　of　starving　writers!”一位去伦敦攻读社会学的中国学生被当地的朋友不断警告道。“Intellectual”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美国大学中的许多教授认为法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一种持自由的立场、随时对政治、经济、文化、政府提出批评性、否定性意见的学者”才是该词真正的内涵。②这和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又是多么的遥远。

说到苍蝇，一般人会产生厌恶感，很多民族会说：“这家伙像苍蝇一样讨厌!”讨厌苍蝇似乎是全球性的现象，但偏偏就有例外，在澳大利亚，人们会将苍蝇视为宠物，因为这里的苍蝇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它们多以森林为家，以植物汁液为食，不带任何病毒及病菌，躯体翅膀形态柔美，澳洲人对它的评价是：美丽、干净、可爱。苍蝇是澳大利亚的出口商品之一，每年能换回大量外汇。可以想见，如果因澳洲人赞美苍蝇而指摘他们文化低下，就会陷入一种文化误读的泥沼。

中西交流中有相当一部分概念的互译貌合神离、含义相去甚远，比如：Editor(编辑)，Socialism(社会主义)，人道主义(Humanism)等。使用这些概念，如果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所以要仔细甄别。

在新闻学中，中西互译的概念许多也是貌合神离的，并非对等的关系，比如：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客观性(Objectivity)，宣传(Propaganda)，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舆论监督(Watch　Dog)等都是些表面相似但实际差别较大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梳理。

两种误读方式

误读和“一百个观众心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或人们彼此的不同看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里谈的误读往往是建立在对事实不当的感受、对认知对象材料不充分占有或不科学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盲人摸象”，就以局部代替了整体，结论注定是错误的。

在很多情况下，误读是由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曲解造成的。乐黛云认为，“……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文化时，首先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③

在大众传播中，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统经常会引起论争。西方不能理解教化在中国传播中的主宰地位，而中国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西方报道总是不停地揭露阴暗面，相互攻讦的情况时有发生。前两年的“妖魔化”之论争为文化误读生动地做了注脚。④

误读往往呈现出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下意识的误读，主要因双方文化上的差别造成的，它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粗疏的，常常是当事人以己方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方的行为；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得出否定或肯定对方的结论。

2000年岁末，巴黎上演了一出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题的话剧，遭到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抗议，认为题目侮辱了华人。原作者佛·齐博不得不道歉并连连喊冤，他使用这个名称是出于幽默而并无恶意。他说：“我了解中国人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是，这不是中国人的耻辱，而是法国、英国、德国的耻辱，是它们侵略了中国。我丝毫没有羞辱中国的意思，如果说羞辱，我羞辱的是法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话涵盖了一段历史，是一个历史现象。我用这句话做标题，完全是出于一种亲中国的情绪……。”

原小说的中文翻译沈志明说，“这句短语对齐博的刺激是很大的，这种用人狗对比、通过语言所表达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他深受震撼。他要找一些词语，一个突破点来发泄，用反面词汇来表达情感或许是一种方式。说他是文字游戏也好，说是反其道用之也好，总之，他把自己的愤懑、自己的不满都发泄了”。

但是作者和译者的解释并不能使华人谅解，在强烈的抗议下，最后作者还是作了让步。其小说中文版题目改为：《去他的戒律》。⑤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读的案例。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18、19世纪的“三寸金莲”，“妻妾成群”“封建、落后、愚昧”等概念上。他们往往以这样的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较少关注，而《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影片却会引起他们较高程度的共鸣。以当年的印象来解析现代中国，个中当然也有误读的成分。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阿兰·雷认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思维方式的不同，由此产生了阅读的困难。因为信息生产者的社会语言编码和读者、听者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出现了译码的困难。他说：“就是一位现代的中国读者对孔学原著的阅读，或是现代的一位英国人、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澳大利亚人对莎剧的观看都会提出无数的问题，出现了许多信息的缺失和大量的曲解。”⑥

粗疏也可以造成误读，比如一位一流的西方史学家就曾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误译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⑦

1926年，美国报刊研究者威尔评论说：“在整个中国，只有不到三人能写出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粗陋不堪成为主要特征。”⑧当受到别人质疑时，威尔坦白地说，我的研究是粗疏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文化差别造成的误读是下意识的，它零碎而无系统，粗疏而不稳定，然而，一旦当事人通过交流、对话，与对象沟通，较全面地掌握了对象的信息，改进误读是不困难的。

比如，西方式的男女接吻曾经让中国人肉麻甚至认为带有黄色的意味，但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熟悉，这一方式被认为是健康的并被中国当代社会欣然接受。再如，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科学，这种误读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偏见基础之上的，后经他的中国学生鲁桂珍长时间地影响和介绍，李约瑟将毕生精力投入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最后竟写出了《中国古代科技史》。

第二种情况是有意识的误读，它与下意识的误读迥异。有意识的误读有系统，有理性，有一种较深的文化沉淀。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或是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往往囿于成见。此种误读一般比较稳定，难于与认知对象沟通和对话，也不易在短期内改进。

在某种意义上，一些美国记者在报道中称中国人1950年“侵略”了西藏、日本教科书将1937年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称为“进入”也是一种误读——一种建立在漠视历史和事实的基础上的误读。每每遇到相关场合，他们就会用上述概念来说明和解释问题。其原因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文“宣传”与英文的“Propaganda”被对等地彼此互译，从而引起了相当程度上的紊乱。在英语中，“Propaganda”包含着宣传、推行，但同时也含有“推行某种观念”的贬义。中文“宣传”则是一个中性词，它泛指传播，既可指传播信息，也可指传播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将中国的传媒活动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为“Propaganda”，这种误读是建立在对中国传媒较系统的认识之上的，虽然它并不精确。

有时以上两种形式的误读会交叉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对中国曾有严重的误读。在整个50年代中，澳大利亚的媒介充斥中国将要入侵其它国家的耸人听闻的描写——从西藏到朝鲜到东南亚地区。报上不断发表各种传闻——从大屠杀到反政府运动，毛泽东被谋杀的消息至少每年被重复一次。到了60年代，澳大利亚的媒介走得更远，它告诉人们，中国必须对朝鲜战争负责，对亚洲不稳定的局势负责，为“强奸”西藏负责。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挑起了冲突，但澳大利亚传媒却力图使读者相信是中国侵略好战。《悉尼晨锋报》称中国是“红祸泛滥”，“野蛮的敌人”，“中国是企图控制和征服全亚洲的侵略者”。报纸还登载了将中国人描绘成怪兽的漫画。

后来的事实证明，澳大利亚的报纸为它的读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是一种误读。《悉尼晨锋报》承认了错误。《世纪报》则公开向读者道歉，它发表声明说：“从1962年9月到12月，本报报道中国无端地侵略了印度。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事实上是印度侵略了中国。”⑨

1980年5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报道，题目叫“生一个最好”(“One　is　Best”)，是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它在首段提到新华社发布的一个人口估计：如果从1980年开始每个育龄妇女生3个孩子，那么到21世纪初，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

在接下来的一段中，记者是这样写的：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政府强化了生育控制……”

(To　avert　such　a　disaster,the　Government　has　intensified　the　birth　control　program,which　combines　social　and　party　pressure,propaganda,　and　freely　available　contraceptives……)

一位黎姓报刊评论家批评该报道不客观、“别有用意”、心怀叵测。⑩指责源于对一个词的理解——Disaster(灾难，不幸)。黎指出：

“……作者把中国人口的增长现象看作是一种灾祸，并且告诉中国政府之所以厉行节制计划生育计划，就是为了避免人口到2000年增加到14亿，100年后增加到43亿这样的灾祸。”

黎接着评论道，“中国人口按目前的增长率发展下去是福是祸，要看我们现代化的进展的速度来定。现在片面认为是灾祸是不科学的是主观的，甚至是另有用意的”。

从字面上看这篇报道，Disaster在这里并没有一丝恶意，但有人却看出了“包藏祸心”，这种误读是文化差异使然，同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同年，《泰晤士报》记者巴恩斯在“北京随笔”的一篇特写中描绘了美国波士顿芭蕾舞团访华演出的情景，其中提到中国文艺界在十年浩劫中凋零的情况、观众对文艺复苏的渴望以及电视实况转播芭蕾舞团演出时观众争相观看的盛况，随后作者继续道：

“这是一个文化饥饿的中国，人们渴望表演艺术。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中国的传统艺术横遭浩劫……”(This　is　a　China　hungry　for　culture,avid　for　the　performing　acts.During　the　so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terrible　thins　happen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⑾

以上报道平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文化饥饿”在语境中并无褒贬，甚至也是当时中国传媒自己承认的事实，但竟被有些读者看出了歹意：

“‘这是一个文化贫乏的中国，’巴恩斯是这样子总结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文化贫乏。我们的祖国是否真正文化贫乏?”⑿

看来，因为双方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出现了分歧。

因《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红高粱》等影片深得西方人士赞誉的一些“第五代导演”仍然乐此不疲地拍摄那种反映旧中国文化的电影，会不会是刻意迎合某些西方人士误读中国文化的心理呢?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在寻求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某种呼应呢?

误读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容易“故意”的。当需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时，人们常常会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一位比较新闻学研究者在做中西新闻对比时首先设定了这样一种理论：

“资产阶级一向标榜新闻工作是自由职业，新闻记者是不受任何政治倾向影响的，是无党无派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这个商品社会里，对金钱的依附使新闻记者根本做不到不偏不倚……”⒀

随后作者又援引马克思的话——资产阶级使一切令人尊敬的职业都成为雇佣劳动者——来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自由。其中的误读是明显的，因为基本的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媒体一直在争论新闻要避免政治影响、避免不客观的报道。至于不偏不倚，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并不多见，多数人将客观报道作为报道的最高准则。接触过西方新闻理论的学者很容易找到大量的有关著作和文献。上述作者漠视了这样一种现实，除了未能身体力行地对西方传媒做过研究以外，有意无意去贬低对方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结论：误读的危害和对策

误读直接引向误导(Mislead)，它歪曲认知对象，加深中西文化彼此之间的鸿沟。比如上面提到的澳大利亚传媒对中国一系列误读的报道就影响了澳洲政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心。中国和西方的媒体在冷战中互相误读曾导致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张。

如前所述，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鼓励人们对认知对象做大胆解析的同时，要避免远离真理的误读，其间的探索、反复必不可少、艰辛也是可以想见的，中西文化的沟通和理解需要无数的反误读来完成，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互补。

注释：

①有关讨论，见祖慰，“误读，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12-113页。

②见“李陀”，陈燕妮，《美国之后》(下)，作家出版社，2000年，365页。

③乐黛云，“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普遍性中的误读”，转引自祖慰，“误读，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112页。

④有关“妖魔化之争”的情况见张大卫(张威)，“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和难题”，《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

⑤有关详情见郑园园，“《禁止华人与狗……》作者为自己辩解：这是大误会!”，《环球时报》2000年11月24日。

⑥阿兰·雷，“文化沟通的障碍”，《跨文化对话》，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49页。

⑦See　Eric　Rolls,Citizens,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6,p.532.

⑧Putnam　Weale,“The　Mirror　of　the　Chinese　Press”in　his　Why　China　Sees　Red,　London,1926。

⑨参见张威，“阶级性、客观性和宣传”，《国际新闻界》，1998年，5-6期，95-102页。

⑩见黎秀石(编)，《英美报刊选读》，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332-334页。

⑾全文见Clive　Barnes,“Dancing　Off　to　China”,Times,June　28,1980.

⑿黎秀石(编)，《英美报刊选读》，344页。

⒀刘夏塘，《比较新闻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