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注释】本文为“行政院国科会专题计划”“‘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Ⅱ）”（计划编号：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谨致谢忱。本文引用的《时务报》版本是《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全5册），以下引用时，除注明文章作者与篇名外，因各文单独起页，故另只注明影印本总册数（如影本2，即为影印本第2册）与总页码。本文引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全4册）时，除注明发函者外，缩写为《书札》，并注明总册数与总页码。

【内容提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

【摘 要 题】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

【关 键 词】时务报/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晚清/阅读史

【正 文】

三

作为中国士人群体可以共享同润的“公共空间”，《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意见，报方也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与调整。（注：《时务报》出刊未几，即得各方读者来函提出各种意见，故于第6册即特刊《奉覆来函》一篇，解释曰：“所教各节，半已照改；惟尚有数条未能相从者，谨举其何以不能之理，附于篇末，以酬诸君子之盛意”。本文不详引证。参见《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廿一日，影本1，第405-407页。）

《时务报》是否刊登清廷中央“谕旨”这件事，便是一例。本来，《时务报》第23册登有启事，谓“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无烦重复”，故不登之。（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3册，影本2，第1590页。）各方读者反应欠佳，不赞同的人居多。如邹代钧谓“缘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注：《邹代钧函（五十六）》，《书札》(3)，第2731页。）屠寄说“中国士贫而俭，往往不能兼阅各报”，故读者要屠寄转告此事，他便建议不妨字格外缩小以省篇幅。（注：《屠寄函（六）》，《书札》(3)，第2188页。）王舟瑶也谓“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似宜补录。（注：《王舟瑶函（二）》，《书札》(1)，第56页。）《时务报》第35册便登启事谓，不登上谕，“诸君皆不谓然”，故自本期起恢复。（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5册，影本3，第2410页。）

《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品质，也有精益求精的要求。如错字太多，便让读者不满。钱恂说“报中误字多，当先校一过为妥。此间人多赞《时务报》，愿益加意焉”，（注：《钱恂函（三）》，《书札》(3)，第2996页。）吴品珩则谓《时务报》所登的上谕有误字。（注：《吴品珩函（一）》，《书札》(1)，第341页。）读者也屡屡指责《时务报》装订的误失，比如钱恂批评第10册“脱叶太多”，“署中分送廿本，而缺页者五本”，（注：《钱恂函（四）》，《书札》(3)，第2998页。）错失竟高达五分之一。顾印愚则指称第15册《重译富国策》“第二叶重见”。（注：《顾印愚函（五）》，《书札》(4)，第3284页。）一位署名“留心时事人”的读者，更来函对《时务报》选用的纸张提出意见，说《时务报》自第40册起选用“栗色机器纸”，殊为不当，因为“此纸质极粗劣，一经潮湿，即易腐朽”，且谓《时务报》寄到各处之报“往往受潮，竟有全本霉烂不可翻阅者”，他所收到的便是“全本尽潮，书面纸又落色”的本子，“系一大憾事”。（注：《留心时事人函》，《书札》(4)，第3690-3691页。）《时务报》到达读者手上的时间在某些地区过于迟滞，也让读者抱怨不已。如重庆方面，《时务报》第27册出刊后逾三个月，读者尚未得阅新报。（注：《江瀚函（三）》，《书札》(1)，第262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八：江瀚函系年考。）同样在重庆的读者潘清荫也说，《时务报》第29册出版后将近四个月，读者才收到；第36册在出版三个月左右，仍未可让那里的读者寓目。（注：《潘清荫函（二）、（四）》，《书札》(3)，第2899、2903页；此二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九：潘清荫函系年考。）身在北京的毛慈望则抱怨说，自己看到的《时务报》竟是三个月以前出版的，（注：《毛慈望函》，《书札》(1)，第27-28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毛慈望函系年考。）经他这番“抗议”，《时务报》方面大概也即有所调整，让他约略在两个礼拜左右便可捧读到新出版的《时务报》了。（注：如他在光绪廿三年四月十七日即可见到同月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5册了。见《毛慈望函（三）》，《书札》(1)，第2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毛慈望函系年考。）山东的王延龄亦致函汪康年，埋怨他所订阅的《时务报》“由潍县电报局转寄，而迟淹殊甚”，汪康年于光绪廿四年八月廿七日收到的王函云：他所订阅的《时务报》“仅至六十五期”，（注：《王延龄函》，《书札》(1)，第5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一：王延龄函系年考。）可是那时《时务报》已经停刊，步入历史矣。法国的革命派新闻工作者Pierre-Louis　Roederer早在1797年便对媒体在危机时代拥有的特别力量，有过精彩的析论。他指出，与书本不同，报纸不是被动地等待读者去寻觅它们，而是主动地去逼近读者。报纸“按期送到读者手上，而且总是带来一些引人兴味的新东西。它们永远在有规则可寻的基础上定期送来”。报纸的影响力应该更被放大，因为它都于“每天的同一时间”抵达一大群的公共读者手上，“不分阶级，不分那一个公共地方，它几乎成为每日人们谈话不可或缺的材料”。因此，他宣示曰：“报纸……不但对一大群人产生影响，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书写都更有巨大的影响”。（注：引自Jeremy D. Popkin, Press, Revolution,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France, 1830-1835,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印刷装订有误或是已然霉烂与不能如期抵达读者手上的《时务报》，显然不能满足他们对它的殷切期望。

《时务报》的读者对译文用语词汇也有意见。如钱恂说《时务报》的译稿，“文话太多，大失西文本意，亟宜痛戒”，因为“要知西文不解中国词头也”，如第10册《时务报》“谏俄皇书，全用中国下谀上字面，如圣躬、如宸衷、如天威、如陈奏、如普天同庆、如贡物、如祝嘏，种种可恶字面，愚不取也”。（注：《钱恂函（四）》，《书札》(3)，第2998页。）高凤谦则谓：“《英伦务农章程》有‘朕’字、‘钦定’字及‘尔等知悉’等字（各报亦间有类此者），似失原书辞气。欧洲君臣之议至简，称谓间却甚亲洽，大有三古忠厚之风，不必狥中国尊崇之体制，以失欧洲简率之本真。俾阅者知西人政俗，亦抑君权伸民权之一助也。”（注：《高凤谦函（十三）》，《书札》(2)，第1631页。）可以想见诸如钱恂或是高凤谦对于这等字词的“敏感度”。周贡瑚借到《时务报》第53册后，细读一遍，便指陈这一期各篇文章里的错误，如是期所刊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一文言及“方我咸丰之季，法之败于普也”一语，（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595页。）便说普法战争应系同治九年(1870)事；对于《时务报》的翻译名词不统一处，亦加批评，如是期刊有古城贞吉自《东京日日报》译出的《英俄与亚细亚关系》一文，谓俄拟将取“卑麦拉雅山以北之地”，（注：古城贞吉译：《英俄与亚细亚关系》，《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633页。）他指出“卑麦拉雅山”一词与《时务报》第50册“希玛拉雅山”译法不同，（注：按，笔者遍查《时务报》第50册，惟湘乡曾广铨译《论东方时局英俄愿和平分利》一文有“希密腊亚联山”一词，而无“希玛拉雅山”一词。见影本4，第3415页。）并建议“译写国名、人名、地名、船名”应该“前后一律”，让初学者在阅读之际“庶免迷惑”。尽管批评甚多，他还是愿意从此开始订阅《时务报》，（注：《周贡瑚函（一）》，《书札》(2)，第1183-1185页。）加入它的读者队伍。

又如张坤德翻译的《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一文，自《时务报》第34册初刊，连载不止，（注：《会审信隆租船全案》，《时务报》第34-68册。）时甫未几，《时务报》的读者便对这篇译文颇有意见，认为“译报语太繁”，所以“不甚愿看”。写信给汪康年告知此等反应的汪立元认为，《时务报》如对译文“能再删润，则辞简意明矣”，如《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一文“反复辨驳”，反而让读者“看不明白”，非仅他一人觉得如此，而是众皆同感，“均同此病”。因是，他便提出建议说，应当于全案定谳后，“将始末情节作一文，俾知何处吃亏”，是于案情相关之谳词只可节录，不必逐堂全抄。（注：《汪立元函（八）》，《书札》(1)，第1029-1030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三年七月廿八日，参见本文附录十二：汪立元函系年考。）他的意见，随即得到《时务报》的公开响应：

近数期报后所印《会审信隆租船全案》，皆系照西字报译出，无一句增减，与申地各报迥殊。本馆之意，诚以此案至多，关系颇巨，中西官会审且至三十余次，为通商以来所未有。故特详为译印，俾讲求交涉者阅之，知所审慎，不致为其欺绐。其文繁而不杀，意实在兹，非敢如涂涂附取充篇幅也。（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8册，影本3，第2627页。）

当《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一文于《时务报》第68册连载终结时，文末刊有“本馆附志”一则，略谓“阅者虽觉其冗长复沓”，但如“统观前后，则于西人交涉之道思过半矣”。（注：《时务报》第68册，影本5，第4610页。）

“处边垂三十年”，“乃以军功得官”的唐受桐，对《时务报》文章的措辞提出意见，觉得《时务报》“箸论过于富赡”，“似不可过讥时政，惟于我国及各国事据实书之，不加褒贬，使阅者自见”，他甚至还对《时务报》目录提出意见，（注：《唐受桐函（一）、（二）、（四）》，《书札》(2)，第1302-1303、1303-1304、1306-1307页；关于唐受桐此三函的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三：唐受桐函系年考。）关怀殷切。

《时务报》馆对读者意见的响应与调整，或许有经济因素的考量，报纸办得越好，自然可以争取越多的读者；不过，读者的各种意见，却正显示了他们对这方“公共空间”如何益臻化境的善意。

四

《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多重样态的。《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作为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展现了某些正面的理想样态。读者愿意从经济上支持它的发展，并提供各式各样的讯息，如见讯息有所不足，或是有所阙失，亦屡屡出以具体的行动。在《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里，作者与读者间思想观念的互动激荡表现出热络的样态。它的作者，得到某个方面思想养料之启发而动笔为文，读者也会有所回馈。

不过，“公共空间”的理想形态，不可能是广布于中国大地的，它有地域不平衡发展的样态。如汪立元自称在江西竭力推销《时务报》，“抚州而论，自弟等来后，每逢士绅，不惜剀切劝导，数月之间，以一传十，闻有志者亦已不勘，皆欲购看《万国公报》，若知此报胜于《公报》，尤必争先快睹，倘信局肯带来，自不患不立时销尽”。好似《时务报》在此地的发展情势，一片大好。不料因为江西“外郡信局甚少，寄报极难”，所以“士夫僻处乡隅，每以无从购阅为憾，甚至有不知《时务报》之名者。现除吉、赣、九江，外如饶、广及万载各处，均销报寥寥”，（注：《汪立元函（五）、（七）》，《书札》(1)，第1023-1024、1028页。）窘局顿现。大体而言，《时务报》的主要读者群，分布于江、浙、皖、湘、鄂、川等长江流域以及直隶、广东一带，（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78页。）这样看来，《时务报》打开的“公共空间”，可能好似只是大戈壁沙漠上的几块小绿洲。

如果《时务报》的畅销，流通广泛，算是“公共空间”扩张的象征，惟究其实际，推动它广泛流传的动力泉源，却是复杂多样。盖士人阅读它的原因，往往在于它可能有助于自己在科举这道“成功的阶梯”里奋力前行。（注：罗志田就描摹了刘大鹏在1896年，为了因应科举而得请人代买有关“新学”书籍的画面。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173页。）湖南学政江标说：“报事想日有起色，湘中几致家弦户诵，且试者以之为兔园册，风气开辟一至于此，可喜也”；（注：《江标函（十）》，《书札》(1)，第251页。）浙江孙诒让则说他的家乡会读《时务报》的人，主要还是为了科举：

盖慨时事之危迫，爱玩钦服者十之一二，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裹挟之册者，十之七人，其真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治乱、强弱之故者，无一也。今科秋试策题，犹然故辙，所谓十之七八者，意兴盖已索然。（注：《孙诒让函（二）》，《书札》(2)，第1472页。）

这样看来，刺激读者进入《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的动机，其实与有利于自身于科举之途上“鲤跃龙门”，与谋求个己之“私”，密切相关。“公”、“私”之间缠绕环结的历史样态，实不可能泾渭分明。（注：近来学界对中国历史过程里的“公”、“私”观念之区别与其实践，有热烈的讨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尤致力于此，他强调，应从整体历史的文脉里对“公”与“私”这些重要概念词语进行详细的论证（他并企图与日本虽同样使用“公”与“私”这两个汉字，其所蕴涵的意义却大不相同的情境，进行对比），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世界的意义，不详论。参见沟口雄三：《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社，1995年。陈弱水则从“公”的观念在整体中国历史的脉络进行探讨，指陈“公”的观念的五大类型。参见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7期，2003年12月，第87-144页。（他另有相关论旨之作，如《公德观念的初步探讨——历史源流与理论建构》，《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2期，1997年6月，第39-72页）黄克武对明、清两代中国“公”、“私”观念之意涵，亦有整体之考察检讨。参见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收入黄克武、张哲嘉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59-112页。）

晚清中国“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可能纯粹依循理想。况且，在《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里互动激荡的思想观念，往往也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其结果便是对实现“公共空间”理想的伤害。

例如徐勤的《中国除害议》见诸《时务报》后，（注：徐勤：《中国除害议》，《时务报》第42、44、46、48册，影本4。）就让原来帮助《时务报》于南京代售的缪荃孙大发雷霆。他刚与《时务报》馆结账毕，从上海返南京，便见到刊出此文的当期《时务报》，一读之下，显然怒不可遏，认为此文“猖狂无理一至于此！”他批评汪康年“主政上报，意欲何为耶？试问有何益处？恐报之不行，于此可卜”。缪荃孙遂说自己“穷老愁困，不愿与诸公争，然阅者愤愤，必不止荃一人也”。他乃拒绝代售，“寄来亦止有原封退还耳”，（注：《缪荃孙函（十三）》，《书札》(3)，第3056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按，据缪荃孙“光绪廿三年十一月九日日记”：“与《时务报》馆结帐，还报馆各帐二百十元”。见《艺风老人日记》(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02页。）旋把事情交给“陈安园”处理，不再经手。（注：《缪荃孙函（十四）》，《书札》(3)，第3057页。）《时务报》就此失去了一个售报据点。

纪钜维的情况也是一个例子。他本来是《时务报》的热心支持者，当《时务报》第1册出版方甫一周，他便得见之，赞不绝口，并且主动表示虽“不能他有赞助”，但一定会“偕同人相为料理，使报可畅行，则不负经画苦心矣”。他不但细读《时务报》第1册，指陈其中的排版错误，还将之代分赠给“此地相识”，并介绍托售处：“天津文美斋曾托寄售否？似可一通信也”，（注：《纪钜维函（十三）、（十二）》，《书札》(2)，第1290页；关于此二函的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四：纪钜维函系年考。）热心可见一斑。纪钜维一直是《时务报》的热心读者，当他读到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第2册上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后，认为此文“沉著痛切，言言扼要”，对作者大为倾倒，“梁君真晓人也”。但是他说文内所云“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这段话有小错误，因为“康熙五十二年恩诏征收钱粮，但据五十年丁册，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四年，始将各邑丁粮派入地粮之内”。他还说“报中仍有颠倒及漏落字”，希望日后的校对工作应该更为精益求精才好。（注：《纪钜维函（十五）》，《书札》(2)，第1291页。）至于张之洞以湖广总督身份下令，由善后局负责分担湖北省内一切衙门与各局各书院各学堂订阅《时务报》的费用，这道命令亦登于《时务报》，（注：《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6册，影本1，第356-358页。）纪钜维见之，即觉得《时务报》对这道命令的标题有“不妥”之处，在他看来，张之洞之所以下这道命令，在于“此报甚有益于时务”，“极力提倡，重在使官绅阅报，非重在为报馆卖报也”。可是，如果就《时务报》的标题来看，“则此报仅同川淮之盐、待销之货”，张之洞的命令变成了“不过为报馆开通生意”，其意义就大不相同了，“一字不检，实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他写信给汪康年，指陈其误，并建议曰：“‘官销’二字或改称‘官购’何如”？（注：《纪钜维函（十六）》，《书札》(2)，第1291-1292页。）可是，梁启超挥动着一支利笔，在《时务报》上撰文立说的时分，是否会得罪了读者，不在他考虑之列。当他撰文说“学会”乃“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然“学会之亡”乃清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时，（注：梁启超：《论学校十三：变法通议三之十三·学会》，《时务报》第10册，影本1，第621-622页。）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纪钜维的先祖纪晓岚，辱其先人，这下就好似把纪钜维的热烈支持和反应，泼了一盆冷水，令他恼怒不已，扬言和梁启超“必不干休”，他的火气也得到张之洞的支持，（注：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说梁启超此文诋纪昀甚，诋倭仁尤甚，“以后文字真要小心”，“纪香骢与梁卓如必不干休（南皮诸人皆助纪）”。顾印愚则致函汪康年说此文“有诋纪昀语，河间（即纪钜维）大怒，广雅（指张之洞）亦不平，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对也”。分见《书札》(2)，第1900页；《书札》(4)，第3284页。）此后，纪钜维大概就再也不那么热心了。梁启超下笔之际，“快刀砍阵”，哪里会考虑是否会刺激了《时务报》读者的神经，惹出了一阵让纪钜维等“大有淘淘之势”的风波？（注：《吴樵函（二十五）》，《书札》(1)，第511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就缪荃孙与纪钜维的例子来看，共同打造形塑“公共空间”的意愿，其实是会受个人观念情绪的制约的。

从长远的历史脉络来看，媒体对晚清以降中国“公共空间”之论域的形成，就像西方的情况一样有大致的态势，特别是对抟成国族的“想像共同体”，实提供其莫大的动力。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了出版之于创造“想像的共同体”的重要，报纸的被消费，正是那个想像的世界根植于日常生活里的绝佳例证。（注：班纳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1999年，第35-36页。）James　W.　Carey认为，报纸与其他媒体扮演的角色是“建构与维系一个井然有序而又意义无穷的文化世界”，在他看来，阅报的最重要效果，并不是读者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事实信息，而是他或她可以“作为观察者，参与一个各种力量相互竞逐的世界”。（注：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s as Culture, pp. 18-20，转引自Jeremy D. Popkin, Media and Revolutionary Crises, in Jeremy D. Popkin(ed.), Media an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p. 23.）

在《时务报》这里，读者罗珍林呼吁它应该刊登宣传中国人可能会遭“灭种灭教、为奴为囚之害”的文章，（注：《罗珍林函（三）》，《书札》(3)，第3145-3146页。）另一位读者高而谦则在“德据胶州”的背景下，其“啸桐伯兄”希望他写出“《西国议论草述》”登在《时务报》上，因为这可以“使中国四万万臣民知存亡、呼吸之迫”。他“因人事牵率不及与此，仅将法报择要邮上”，以备《时务报》馆“舌人采择”，更希望汪康年能接受他对“以中国训练陆兵为夺命要药”的意见，“不惮苦口，日日言之，庶几救此危亡”。（注：《高而谦函（一）》，《书札》(2)，第1576-1578页。）因此，以《时务报》为重要的起点，晚清以降中国“公共空间”的打造，公共论域之形成，和抟成中国国族的“想像共同体”之过程，实密不可分。《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故事，正是这段历程里具体鲜明的个案之一。

附录一：丁其忱函系年考

《书札》第1册收录丁其忱来函共2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通（第1-2页）。

本函未署年，系日为“十月廿九日”。函内谓：“忆自甲午春都门把晤，不相问讯，两载有余……忱自甲午春闱被摈……随军来旅顺……”（按，甲午即1894年，是年汪康年入北京补应殿试，（注：汪诒年：《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收入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7页。）则丁其忱当即与之共应试者）；又谓：“近阅《时务报》，知执事总理其事，并获读大著《中国自强策》三篇……”按，汪康年之《中国自强策》刊于《时务报》第4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初一日（影本1，第203-209页）。是以本函系年当为光绪廿二年十月廿九日。因是可见，丁其忱在《时务报》第4册出版近三个月后，始得获读之。

附录二：裘廷梁函系年考

《书札》第3册收录裘廷梁函共6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四、五、六通（第2624、2628、2628-2629、2629-2630页）。

第一通函未署年，系日为“六月二十二日”。函内谓：“去岁诸君子创开报馆，穷源探本，大声疾呼……明日午后三钟，拟造谒诸君子，倘不鄙其不肖而辱教之，幸甚幸甚。”按，《时务报》第1册出版于光绪廿二年七月初一日，本函系年自当为光绪廿三年六月廿二日；他打算于翌日赴《时务报》馆与主事者相见。

第四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九月十七日到”。函内谓：“昨阅第四十册麦君论及梁君放流云云，非常之言，似难与俗人道也。”按，《时务报》第40册（光绪廿三年九月初一日出版）刊有麦孟华与梁启超之文（影本3，第2701-2707页）；是以，本函系年应为光绪廿三年九月一日至十七日之间。

第五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元月十五日到”。函内谓：“客腊赴沪，适阁下有东瀛之游……比闻台从已返申江……”按，汪康年于1897年12月底访日，至1898年1月18日离日返中国。（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160页。）又谓：“献岁发新，伏维兴居万福。新正无事，与里中诸子议创《白话报》，止就本县行销……兹先附呈拙序一首，敬求是正，附刊《时务报》末……”按，“《白话报》”，即《无锡白话报》，光绪廿四年闰三月廿一日创刊出版；（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496页。）“拙序一首”，即裘廷梁的《无锡白话报序》一文（《时务报》第61册，影本5，第4106-4110页）。是以，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四年正月。

第六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元月十六日到”。函内谓：“昨肃一缄，并《白话报序》一首……”当为继第五通函之翌日所拟，是以，本函系年亦必为光绪廿四年正月。

介绍同志徐树兰与朱祖荣而共列名。

附录三：瞿鸿禨函系年考

《书札》第3册收录瞿鸿禨函共7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二通（第3100-3101页）。

第一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十一月廿二日到”。函内谓：“收到《时务报》册……所列《知耻学会前序》，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授人口实……”按，“《知耻学会前序》”即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刊于《时务报》第40册（影本3，第2705-2707页）；又谓：“愚初来言，足下欲敝处通饬书院阅报，顷查前任业已檄行，为时未久，可不赘述……”可见汪康年透过“愚初”向时任江苏学政的瞿鸿禨进言，（注：瞿鸿禨于光绪廿三年八月一日任江苏学政，见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再版，第459页。）要他“通饬书院阅报”，然因“前任业已檄行，为时未久”，此即指前任江苏学政龙湛霖所发之《江苏学政龙宗师饬各府州购时务商务报分给各书院札》（《时务报》第30册，影本3，第2020页）。是以，本函系年当在光绪廿三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月廿二日之间。

第二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十二月初五到”。函内谓：“戋戋之资，必欲记列，无已请书湘上渔人……”按，《时务报》第52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列有收到捐款人名录，便有“湘上渔人助银一百元”之纪录（影本4，第3589页）。可见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且其系年在第一通函之后，并可证瞿鸿禨捐款《时务报》，署名“湘上渔人”。

附录四：张鹤龄函系年考

《书札》第2册收录张鹤龄来函共8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通（第1815-1816页）。本函未署年，系日为“初四日”。函内谓：“窃谓去年诸贤士大夫创开强学会”（按，强学会正式成立于1895年11月中）；（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27页。）又谓：“贵报第六册以考据与括帖并论……”按，《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廿一日）刊有梁启超《论学校一》，略谓：“夫以今日括帖家之所谓经与考据家之所谓经，虽圣人复起不能谓其非无用也”（影本1，第342页）；又谓：“去岁应松峻峰漕帅之招，来游淮浦……贵报之扩充闻见，激发志气……弟于峻师前援鄂省通行章程为请，渠以此间僻陋，河工厅官又不尽隶本省，拟与盐务中商量畅行之法……”按，“松峻峰漕帅”应即漕运总督松椿，（注：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第385页。）所谓“鄂省通行章程”，应即张之洞《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亦刊于《时务报》第6册（影本1，第356-358页），观其文意，即张鹤龄拟请松椿仿张之洞之意，推广《时务报》。又谓：“岁杪旋里须迂道沪上……”则必在光绪廿二年岁尽以前（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卅日为1897年2月1日）。是以，本函系年当为1896年9月27日以后，1897年2月1日以前。

附录五：朱祖荣函系年考

《书札》第1册收录朱祖荣函共3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二、三通（第221-224页）。

第一通函未署年，系日为“六月望”，即六月十五日。函内谓：“昨年《时务报》想已续印成，高子丹、汪紫琳两全分（价已交讫）望即寄到。高松坪少旧年十五期一册，高于丹少本年廿六期一册，并望补寄到。再有友人托购《湘学报》两分，不知全年费几何？”按，既谓《时务报》“本年廿六期”则必与《时务报》第26册（光绪廿三年四月十一日出版）同年；且他拟代友人订购《湘学报》（光绪廿三年三月廿一日创刊），（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253-254页。）故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通函未署年月，系日为“十一日”。函内谓：“蒋、罗二君附书，阅竟不禁雀跃三百，喜予志之不孤也。辱承不弃，自当敢殿公启之末。鸿鳞有便，尚希寄声。”按，“蒋、罗二君附书，阅竟不禁雀跃三百，喜予志之不孤也”，当谓罗振玉与蒋黼（伯斧）欲共创“务农会”，罗乃于光绪廿二年十月一日致函汪康年，并望为介绍同志，（注：参见本文附录十五：罗振玉函系年考。）故汪以函告朱祖荣。朱祖荣本即认为“农政不修”是“缺事”，有意“拟倡兴农学会”，（注：朱祖荣谓：“弟见今之洋务诸公所津津乐道者，动曰兴学堂、立公司、设制造机器诸局，则所以嘉惠天下之士，天下之商，天下之工者，有其兆矣。独农政不修，是亦缺事。祖荣拟倡兴农学会，请从下邑始，即就各乡之义塾、村塾改课中西农书……”见《朱祖荣函（三）》，《书札》(1)，第223页。）故“阅竟不禁雀跃三百，喜予志之不孤也”。是以，罗振玉函既发于光绪廿二年十月一日，而《时务报》第13册（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刊有《务农会公启》，朱祖荣为署名者之一（影本1，第891-892页）；是则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二年十月十一日。

第三通函未署年，系日为“十月望日”，即十月十五日。函内谓：“前接九月下旬报，并卓如先生附赠所撰《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各一部，展诵一过……”按，梁启超于《时务报》第8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发表《西学书目表序例》一文（影本1，第488-494页），而《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之广告，亦初见于同册《时务报》（影本1，第547页），是则二书必为光绪廿二年九月出版。而朱祖荣于十月十五日此际同时收到二书及九月下旬出版的《时务报》（应即《时务报》第9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廿一日），故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二年十月十五日。

附录六：钱恂函系年考

《书札》第3册收录钱恂来函共48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三、四、七、十一、十三、十五、十六通（第2996-3004页）。

第三通函未署年月，系日为“十八日”。函内谓：“弟有《铁路估工法》约三四千字，请于第四五期付刻……报中误字多，当先校一过为妥。此间人多赞《时务报》，愿益加意焉。第二期论尤精挚。”按，《时务报》第2、4、5册分别出版于光绪廿二年七月十一日，八月初一、十一日。

第十五通函亦未署年月，系日为“廿八日”。函内谓：“《铁路估工法》初稿四纸寄上，如此叙法人人不碍，而自己亦成一说。请阅。用毕请并手折寄回，至要至要。如欲弟代叙亦可，请统寄下。”观乎此，与第三通函并观，第十五通函之顺序，当即紧接第三通函之后，而在第四通与第十四通函之前。故《时务报》第4册与第5册虽皆未刊出所谓“《铁路估工法》”一文，惟第三通与第十五通函，可能即分别撰于光绪廿二年七月十八日、廿八日。

第四通函亦未署年月，系日为“初七”。函内谓：“《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是何人所作？”按，此文即瑶林馆主来稿《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刊于《时务报》第10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初一日），故本函必撰于光绪廿二年十月初一日之后。又谓：“屡得书，以十月朔者为最近。弟月余来忙甚，故未寄书未寄件，罪罪。”故本函系年或即为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七通函亦未署年月，系日为“十八日”，有注曰“八月廿一”。函内谓：“汤蛰庵坚不就鄂馆。南皮令助主《时务报》笔，而南皮出脩，所有鄂报作罢矣。”按，张之洞令汤蛰庵（即汤震，汤蛰仙）“助主《时务报》笔”，亦见诸张之洞致汪康年电（光绪廿三年八月廿八日）。（注：张之洞：《致上海时务报馆汪穰卿（光绪廿三年八月廿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394-7395页。）故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八月十八日。

第十一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二月廿四日到”。函内谓：“星海极夸兄五十二期文，南皮亦极为然。”按，《时务报》第52册出版于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刊有汪康年二文：《论胶州被占事》与《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影本5，第3527-3534页）。又谓：“弟日来有所采录，以为《时务》馆材料者，必不负馆也。有福州船政洋监督上船政大臣条陈数千言，抄费事，原稿又不可散失，如寄报馆中，能必刻否？”按，《时务报》第57-61册（光绪廿四年三月廿一日至四月初一日）连载《福州船政洋监督上船政大臣裕制船条陈（论）》（影本5）。故本函系年当为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至廿四日之间。

第十三通函亦未署年月，系日为“十三”。函内谓：“《石泉江防图》九幅姑送览，可不刻。与张永熞说不对也，必须见还。”按，所谓“张永熞说”，应即张永熞译述之《扬子江筹防刍议》一文，连载于《时务报》第21-26册（光绪廿三年二月廿一日至四月十一日）毕。又谓：“总署复议褚成博条陈保商折，总署复议邓华熙条陈学堂折，以上两件要刻否？要刻，函来即钞寄。”按，“总署复议褚成博条陈保商折”，应即《总理衙门奏覆褚给谏成博洋商改造土货应筹抵制折》，刊于《时务报》第27册（注：本件另有上海巨商严信厚提供者。见《严信厚函（一）》，《书札》(4)，第3271-3272页。）（影本2，第1805-1809页）。“总署复议邓华熙条陈学堂折”，即《总署议覆安徽巡抚邓华熙添设学堂酌拟切实办法折》，总署于光绪廿三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刊于《时务报》第33册（影本3，第2216-2219页）。又谓：“管廷献据《时务报》所登银行章程奏驳发王张盛会议复奏，此当速送一阅，不可刻也。”按，“管廷献据《时务报》所登银行章程”，应指《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一文。（注：《时务报》第19册，光绪廿三年二月初一日，影本2，第1263-1268页。）又谓：“批准湖南绅士请行小轮（想有斟酌，但须与前函同刊。）要刻否？”按，“批准湖南绅士请行小轮”，应指张之洞同意此议，为光绪廿三年三月廿七日事。（注：张之洞：《咨南抚院湘绅王先谦等请办湖南内河小火轮船一案》，光绪廿三年三月廿七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389-3392页。）综上各条，本函必撰于张永熞译述《扬子江筹防刍议》一文初刊于《时务报》之后，张之洞将“批准湖南绅士请行小轮”之前，即光绪廿三年二月廿一日之后，三月廿七日前；故本函系年，当即光绪廿三年三月十三日。

第十六通函亦未署年月，系日为“马”（即廿一日），有注曰“五月廿六日到”。函内谓：“南皮言第六十五期《时务报》大箸一篇，为自有报以来之杰作，奉闻一快。”按，“第六十五期《时务报》大箸”，即指汪康年之《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发表于《时务报》第65册（光绪廿四年五月十一日，影本5，第4359-4364页）。故本函系年当为光绪廿四年五月廿一日。

附录七：《近代政教之原》作者考

《时务报》第63册刊有《近代政教之原》一文，署名“某君来稿”（影本5，第4231-4236页），此文应为夏曾佑之作。（注：王国维即有此论，见《王国维致许同蔺函》，1898年6月18日，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页；按，据陈秉仁《〈王国维全集·书信〉勘误一则》（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30期，1984年10月20日）所述，《王国维全集·书信》所收致许同蔺函21通，应均为王国维致许家惺函。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页注释1。）按，《夏曾佑函（十八）》谓：“现拟作一文，尚无篇名，略言中国政法、学术皆始于秦。”（原函无日期，函末注“三月初十到”）（注：《书札》(2)，第1330页。）又，《夏曾佑函（廿二）》谓：“遵谕勉强成文一篇，附上……若登此文，不可登名，并不登别号，署曰某君来稿可矣”。（原署系年“闰月初四日发”）（注：《书札》(2)，第1333页。）按，《近代政教之原》文内谓：“我神洲建国最早……何为成此一成不变之俗哉？曰祸始于秦而已。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今日之学术，秦人之学术……”凡此可证，此文必为夏曾佑之作。

附录八：江瀚函系年考

《书札》第1册收录江瀚函共8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三通（第260-262页）。本函未署年，系日为“七月十一日”。函内谓：“重庆拟设《渝报》，系宋芸子太史、潘季约孝廉等主张其事。”按，《渝报》于光绪廿三年十月上旬创刊于重庆，总理宋育仁（即所谓“宋芸子太史”）；（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633页。）又谓：“前电有‘铁已故’三字，岂铁樵竟作古人耶！”按，铁樵即吴铁樵，逝于光绪廿三年四月廿一日；（注：吴天任编：《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6页。）又谓：“贵馆《时务报》，敝处只接到第二十七册，两月以来竟成绝响，纷纷来索，媿无以应……”《时务报》第27册出版于光绪廿三年四月廿一日。是以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七月十一日。亦可得见《时务报》第27册出刊后逾三个月，重庆方面的读者犹未得新报。

附录九：潘清荫函系年考

《书札》第3册收录潘清荫函共18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二通（第2896-2899页）。

第一通函未署年，系日为“七月初十日”。函内谓：“春间宋芸子检讨拟在敝郡踵设报馆，招弟襄事……托购字模及中西报篇……惟字模第五号可用为第三号之夹注否？”按，此即宋育仁（即所谓“宋芸子检讨”）与潘清荫等拟设《渝报》之前，请汪康年代为购买铅字字模及订购中西报章等事；而《渝报》于光绪廿三年十月上旬创刊于重庆，宋育仁为总理，潘清荫任正主笔。（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633页。）

第二通函未署年，系日为“九月朔日”。函内谓：“所有奉渎事宜，条胪如左……如第五号不堪作第三号之夹注，请别购一号……贵馆办事程度经尊订者，乞饬抄一分，以便遵仿……吴蜀虽一水相通，由宜溯渝，颇稽时日（此次第廿九册《时务报》系五月十一期〔日〕，乃八月杪始收到）……”按，观乎此，汪康年必资代彼等处理购买铅字字模等事并即函覆之，故第一通与第二通函必为同年之事；又，《时务报》第29册出版于光绪廿三年五月十一日。是以，第一通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七月十日，第二通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九月一日。

第四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十一月十二日到”。函内谓：“（《渝报》）已于十月十一日开馆……兹寄初次、二次报篇各二十册，邮寄呈鉴……”按，《渝报》第2册出版于光绪廿三年十月中旬；（注：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1页。）又谓：“《时务报》由叔海经手者，至今仅看三十六册，虽经遵处嘱邮局赶快，何以到川仍迟？”按，《时务报》第36册于光绪廿三年七月廿一日。是以，第四通函系年必为在光绪廿三年十月中旬与十一月十二日之间。

观乎第二通与第四通函，《时务报》第29册出版后将近四个月，读者才收到；第36册在出版三个月左右，则仍未可让重庆方面的读者寓目。

附录十：毛慈望函系年考

《书札》第1册收录毛慈望函共5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二、三通（第27-30页）。

第一通函未署年，系日为“二月十七日”。函内谓：“日来屡闻友人称述卓兄大著《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惜各代派《时务报》处均无售本，欲购无由……”按，梁启超于《时务报》第8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发表《西学书目表序例》一文（影本1，第488-494页），而《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之广告，亦初见于同册《时务报》（第547页），是则二书必为光绪廿二年九月出版。又谓：“《广时务报》闻已出报，亟欲快睹……”按，《广时务报》后易名为《知新报》，光绪廿三年正月廿一日创刊出版；（注：汤志钧、汤仁泽：《维新·保皇·知新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61-62页。）又谓：“《时务报》按时立论……凡关心大局者，无不亟思寓目。借递寄太迟滞，不免美犹有憾，未厌人意。即如第十四五册，系去岁冬月出报，直至本月初始到都门，其迟滞可想。”按，《时务报》第15册出版于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廿一日。综上，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二月十七日。亦可推想，身在北京的他，此际看到的《时务报》竟是三个月以前出版的。

第二通函未署年，系日为“三月廿二日”。函内谓：“数日前承寄来《西学书目表》叁部，共六册，正拟裁覆，月之念一日，又蒙递到《知新报》第四、五、六、七两册……”是则当撰于第一通函与《知新报》第7册出版（光绪廿三年二月廿一日）之后；又谓：“查寄来之《知新报》，自第四册起，其前三册未蒙寄赐……特再缄恳台端，敬求补寄……”第三通函则谓“承代寄《知新报》第二、三壹册……敬谢敬谢”，则本函当撰于第三通函之前。

第三通函未署年，系日为“四月十七日”。函内谓：“承代寄《知新报》第二、三壹册，第十、十一、十二、十三两册，均已收到，敬谢敬谢。”是则当撰于第二通函与《知新报》第13册出版（光绪廿三年三月廿一日）之后；又谓：“廿五期报后告白称，林乐知现有《中东战纪本末续编》之刻，曾否出书？都中尚无售本，千祈费神代购一部……”按，此一“告白”见诸《时务报》第25册（光绪廿三年四月一日，影本2，第1726页）。是以，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二通函系年则必为光绪廿三年三月廿二日。观乎此，亦可见他于四月十七日即可见到同月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5册了。

附录十一：王延龄函系年考

《书札》第1册收录王延龄函1通（第59页）。

本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八月廿七日到”。函内谓：“丙岁得读贵报，崇论宏议……”按，“丙岁”即光绪廿二年丙申，《时务报》创刊于是年七月；又谓：“弟等彼岁订阅贵报，系由潍县电报局转寄，而迟淹殊甚，刻下仅至六十五期……”按，《时务报》第65册出版于光绪廿四年五月十一日。是以，本函系年必为此后，同年八月廿七日汪康年收到此信之前。惟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廿四年六月八日，清德宗发出上谕，已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矣，（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187页。）同月廿一日《时务报》第69册出版后，亦即告停刊。

附录十二：汪立元函系年考

《书札》第1册收录汪立元来函共32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七、八、九通（第1028-1031页）。

第七通函未署年，系日为“七月朔”，即七月初一日。函内谓：“缩本报想荷照寄江省，外郡信局甚少，寄报极难。”

第八通函未署年，系日为“七月廿八日”。函内谓：“前因请将缩本报径寄弟处代销……昨接公燕书云，尊处已寄出，时阅二旬，尚不见到，真索解人不得，用特函请执事一查何日寄出？”是则，第八通函必在汪立元发出第七通函之同月后所发；又谓：“《时务报》得吾先生主持，悉臻美善，何敢妄赞一辞，惟近来阅报者每以译报语太繁，不甚愿看。鄙意译报系照西文，自当就原文译出，能再删润，则辞简意明矣。即如‘会讯租船案’反复辨驳，阅者转看不明白……”按，《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一文，张坤德译，《时务报》第34-68册（光绪廿三年七月初一日至廿四年六月十一日）连载（其中若干期未载，不赘），于最后一篇末刊有“本馆附志”一则，略谓“阅者虽觉其冗长复沓”，但读者如“统观前后，则于西人交涉之道思过半矣”（影本5，第4610页）。又，《时务报》第38册刊出《本馆告白》，文曰：“近数期报后所印《会审信隆租船全案》，皆系照西字报译出，无一句增减，与申地各报迥殊。本馆之意，诚以此案至多，关系颇巨，中西官会审且至三十余次，为通商以来所未有。故特详为译印，俾讲求交涉者阅之知所审慎，不致为其欺绐。其文繁而不杀，意实在兹，非敢如涂涂附取充篇幅也。”（影本3，第2627页）

第九通函未署年，系日为“六月十七日”。函内谓：“六月十三进城，后闻《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夫兄创办此报，苦心孤诣，薄海皆知，既以为美，而改为官报，即以兄督办可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何以孙某竟忽举康……”查光绪廿四年六月八日，据孙家鼐奏，清德宗发出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187页。）函内所谓“孙某竟忽举康”之孙某，即孙家鼐。是则，第九通函之系年，必当为光绪廿四年六月十七日。因是，就理推断，汪立元不可能于《时务报》改为官报后，犹致函汪康年提出对《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之意见，故第八通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七月廿八日。是以，第七通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七月初一日。

附录十三：唐受桐函系年考

《书札》第2册收录唐受桐来函共4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至四通（第1302-1307页）。

第一通函未署年，系日为“九月廿五日”。函内谓：“兰州得友葛心水，数数称道阁下，及《时务报》出，见大箸，诚如心水所称识时之俊杰矣！钦企何似。弟观报九月，其事诚无可议，然箸论过于富赡，如应宏词科有文胜于质之病，意为词揜，或不足以豁阅者之心。”按，《时务报》创刊于光绪廿二年七月一日，光绪廿四年六月廿一日出版第69册后停刊。故本函系年当即为光绪廿三年九月廿五日。

第二通函未署年日，署曰“即日”，有注曰“三月十七日到”。函内谓：“元宵奉手教，敬佩谦抑之忱，不以鄙言为不足采，而远道见复，不胜欣企。来书以《时报》议论一条，每篇动即千万言，不能不加以文采，以动时人之听。”是则，本函必为他接到汪康年对他的第一通函的回信后所拟。

第三通函未署年，系日为“正月廿二日”，有注曰“三月十七日到”。函内谓：“前次奉书，计承台览……卓如先生所为女学会启，实深佩之。阴阳并重，坤乾互用，圣人作《易》已如此，况三古至今，凡家国之兴，未有不资内政者。书史所载，未可三数之。迂儒拘《诗》，无非、无仪二语，遂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知此乃诗人惩女祸之言也，安足为定论哉？”按，梁启超未有“女学会启”之撰作，应系指《倡设女学堂启》一文，（注：新会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第45册，光绪廿三年十月廿一日，影本4，第3051-3053页。）况细绎函内驳“女子无才便是德”诸语，应即呼应梁启超此文论旨也。故本函系年当即为光绪廿四年正月廿二日。又，第二通函自称：“处边垂三十年，时事无所闻见，妄为瞽言……”且第一通函谓：“兰州得友葛心水，数数称道阁下”，葛心水即葛道殷，（注：见《书札·各家小传》(4)，第4160页。）时身在甘肃，彼委请汪康年代买书，“书价由兰州电报局寄到”，（注：《葛道殷函（二）》，《书札》(3)，第2623页。）故唐受桐发信时应即亦同身处甘肃一带，相隔既远，故第二通与第三通函同于“三月十七日到”，应有可能。是以，第二通函系年，应即为于光绪廿四年“元宵”即正月十五日是日收到汪来信后所拟。

第四通函未署年月日，有注曰“三月十九日到”。函内谓：“前上两书，迫事草草，既发甚惭，来书辱问体例，而无一字相复。来者以诚，应者以妄，洵非真实之道。今以鄙见所及补陈之……”是则，本函必为发出第二通与第三通函后所拟，系年应即在光绪廿四年三月十九日以前。

附录十四：纪钜维函系年考

《书札》第2册收录纪钜维来函共17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十二通与第十三通（第1290-1291页）。

第十二通函未署年，系日为“十二日灯下”。函内谓：“初一日所印报有讹、脱各一字（原文旁注：《英国奇案》喀迭乃置枪，枪乃瓶之讹。《华盛顿传》凡例英吉利者，乃伦敦一岛之，之下脱一字）……”按，所谓“《英国奇案》”应即《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一文，与“《华盛顿全传》凡例”皆同刊于《时务报》第1册；函内“喀迭乃置枪”一句，见诸影印本总第1册第50页；“英吉利者，乃伦敦一岛之”一句，见诸影印本总第1册第54页。是则，本函必撰于纪钜维读毕《时务报》第1册之后。

第十三通函亦未署年，系日为“七月八日”。函内谓：“顷见《时务报》第一册，体例既精，式亦雅饬，人必爱观……”按，《时务报》第1册出版于光绪廿二年七月初一日，本函系年，自当为光绪廿二年七月八日。是以，第十三通函之顺序，应在第十二通之前；并可估计，第十二通函应撰于光绪廿二年七月十二日。

附录十五：罗振玉函系年考

《书札》第3册收录罗振玉函共81通，本篇系年考证者为第一通（第3152-3153页）。

本函未署年，系日为“十月朔”，即十月一日。函内谓：“今夏敝亲家刘云抟太守由鄂返淮，述阁下与同志创设报馆，出示章程，诵之余，莫名钦佩……比报张出，得读伟论暨梁卓如先生诸议……”按，此当为《时务报》初创（光绪廿二年七月初一日）后事；又谓：“昨与敝友蒋伯斧参军议，中国百事皆非措大利所能为，惟振兴农学事，则中人之产便可试行。蒋君忻然……兹专诚投前，拟先与尊馆翻译古城君议之；若西方学者，阁下交游中定不乏人，尚乞一言为介，俾得有成。至此事举办细章，仍乞示以指南……”则此为罗振玉与蒋黼共创“务农会”之前；且要求汪康年介绍同志。按，《时务报》第13册（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刊有《务农会公启》，署名者为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及蒋黼（影本1，第891-892页）；蒋黼并函谢汪康年代登此启。（注：《蒋黼函（一）》，《书札》(3)，第2927页。）是则本函系年必为光绪廿二年十月一日；且可证明汪康年曾为罗、蒋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