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注释】本文为“行政院国科会专题计划”“‘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Ⅱ）”（计划编号：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谨致谢忱。本文引用的《时务报》版本是《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全5册），以下引用时，除注明文章作者与篇名外，因各文单独起页，故另只注明影印本总册数（如影本2，即为影印本第2册）与总页码。本文引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全4册）时，除注明发函者外，缩写为《书札》，并注明总册数与总页码。

【内容提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

【摘 要 题】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

【关 键 词】时务报/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晚清/阅读史

【正 文】

拿到光绪廿三年(1897)二月廿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1册的读者，展卷伊始，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麦孟华与梁启超的两篇文章：麦孟华的文章放言“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注：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时务报》第21册（本文附录注明出版时间者，注释中不再注明，下同），影本2，第1387-1390页。）竟与《时务报》前此刊出的声言“民权”之益的调子，好似正异其趣；（注：例如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9册，影本1，第556-559页。）另一篇则是梁启超介绍从美国的“墨尔斯根省之大学”毕业，“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并且“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的江西九江女子康爱德之事迹的文章。（注：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时务报》第21册，影本2，第1390-1391页。）两文一出，都引发了《时务报》读者无限的联想。如高凤谦（梦旦）就不认为麦孟华的文章是唱反调之作，在他看来，“中国之患，在于事权无属，故百事废弛。非伸民权，即君权亦无所寄”，而要提倡“民权”，在“论议措辞”方面，便“不可过激”，如麦孟华与汪康年的文章“出之以委婉，便足动听”，（注：《高凤谦函（九）》，《书札》(2)，第1621页。）因此他都给予正面的评价。另一位读者是一代奇士刘鹗，引发他的注意力的则是梁启超生花妙笔下的“江西康女士”，让他不禁“神为之王”，并且，他也从《申报》里看到介绍这位女士的报道，（注：《记奇女子》、《论本报所纪（记）奇女子》，《申报》光绪廿三年三月四、六日。）两篇文字不约而同地都说到她“尚待字闺中”，因之虽有“姬妾”但已经“断弦”四年的刘鹗，以为这位“奇女子有难以择配者”，于是乃即托罗振玉（式如）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为作冰上人”，（注：《刘鹗函》，《书札》(3)，第2889页。不过，刘鹗在此函里说，他看到《申报》报道康爱德事为光绪廿三年三月三日者，笔者未见是日《申报》有此一报道，仅于次日见之。）想要和她结为连理。（注：惟其结果如何，尚莫得其详；关于康爱德的讨论，参看Hu Yin,Naming the First‘New Woman’, in Rebecca E.Karl & Peter Zarrow(ed.),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0-211.）

观此二例，可以想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应该是多元繁复的。（注：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成果，专著部分最称重要者有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台湾另有两篇硕士论文，分别是张明芳：《清末时务报之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8年；孙承希：《戊戌变法时期之〈时务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韩裔学者尹圣柱则将《时务报》视为张之洞个人掌控的官僚体制的延伸，见Seungjoo Yoon, Literati-Journalists of the Chinese Progress(Shiwu bao)in Discord, 1896-1898, in Rebecca E. Karl & Peter Zarrow (ed.), 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pp. 48-76.汪叔子对《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情况，有比较清楚的整理，见汪叔子：《维新思潮的涌涨——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例》，《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6-109页。在一般中国新闻史的专著里亦必包括对《时务报》的述说，例如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篇。关于《时务报》的两大支柱汪康年及梁启超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更是不可胜数，举其要者，以廖梅对汪康年之研究专著最称精审，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她另刊有相关论文：《〈时务报〉三题》，收入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15-226页；《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9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96-216页。余如崔志海：《论汪康年与〈时务报〉》，《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关于其他各方人物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亦所在多有，如张力群：《张之洞与〈时务报〉》，《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黄士芳：《康有为与〈时务报〉》，《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以《时务报》为主体探讨其间蕴涵的思想观念之作如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既会因为个人当下关怀的不同，也会由于个人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之间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这样看来，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应该可以让我们对于传播媒介如何形成了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注：关于“公共空间”或谓“公共领域”，自然取材于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他亦有比较简要的述说：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Critical Th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pp. 136-142.从概念史角度言之，Habermas的论述自有其先行者，如Hannah Arendt, Carl Schmitt与Reinhart Koselleck相关的理论论述脉络，参见J. L. Cohen & A.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pp. 178-254.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脉络来批判Habermas的亦不乏其人，认为他宣称的“批判的理性公共”，不过只是资产阶级霸权的伪装，他们控诉Habermas忽略了伴随社会主义劳工阶级运动之兴起而出现的真正平等的公共领域。参见Peter Uwe Hohendahl, Critical Theory, Public Sphere and Culture. Jürgen Habermas and his Critics, New German Critique,16(Winter 1979), pp. 89-118，亦可参见T. Mills Norton,The Public Sphere: A Workshop, New Political Science, 11(Spring 1983), pp. 75-78.女权主义史家也将注意力放在1789年之后妇女如何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情境，进而声言，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其实是营构了性别关系的新秩序而已。个中名著，参见Joan B.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余不详举。至于检讨反思Habermas的理论与具体历史研究操作的文献亦众，如Benjamin Nathans,Habermas‘s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6, no. 3(Spring 1990), pp. 620-644; Dale K. Van Kley, In Search of Eighteenth-Century Parisian Public Opin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9, no. 1(Spring 1995), pp. 215-216; Jon Cowans, Habermas and French History: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French History, vol. 13(June 1999), pp. 134-160.结合理论脉络和具体历史研究之思考，并涵括Habermas本人响应的文献，见Craig Calhoun(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在中国史研究脉络言之，导入“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概念以开展者固众，辩驳亦多，不拟详论，参见孔复礼(Philip Kuhn)：《公民社会及体制的发展》，李孝悌、沈松侨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1992年3月，第77-84页；陈永明：《“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北美中国社会史的辩论》，《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0期，1995年11月，第90-97页。）提供个案观察的视角。

一

《时务报》作为要求变法维新、具体见解却不尽相同的士大夫，在追求变法维新的旗帜下共同开办的报刊，（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50页。）创刊伊始，便受到瞩目，流通的范围也极为广泛。像是始终没有派报处的奉天，（注：据廖梅对《时务报》各地派报处的整理，奉天不在其列，见《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70-73页。）身处旅顺的丁其忱，在《时务报》第4册出版近三个月后，便可捧而读之，勾起了他与《时务报》“总理”汪康年（注：据《时务报》第3册（光绪廿二年七月廿一日）的《本馆告白·本馆办事诸君名氏》，影本1，第199页。）当年一起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回忆，于是动笔致意，表示对于汪康年在这一本《时务报》里的议论文字《中国自强策》尤为感佩，“议论确切，曷胜钦佩”，进而让他也萌发了要求“变法制”，“以除锢习，振人心”的念头。《时务报》其他“详载中外时事”的文字，也让他觉得“耸动心目”，“法至善，意甚盛”，并认为可以产生“上以当执政者之晨钟，下以扩士君子之闻见”的效果。（注：《丁其忱函（一）》，《书札》(1)，第1-2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一；丁其忱函系年考。）从丁其忱的例子来看，“甲午”之役后在中国士人群体里曾掀起一片改革变法的呼声，应该是由像《时务报》这样的报馆及其文字为中介，而搭建起它的群众基础；《时务报》本身的发展，也得力于这样的群众基础，让报馆的脚步愈趋坚实。

然而，《时务报》发展的群众基础，首先并不是纯粹由报馆本身打下的，在它方甫起步的时分，首先便得力于清廷封疆大吏提供的资源，同时也得力于参与《时务报》的士大夫的私人关系网络，始可营构出《时务报》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它的基础愈趋坚实，读者群体愈形扩充，它和官府以外的社会力量越来越有结合在一起的机会。

只是，既然《时务报》本来就和官府的资源／网络有着千缠万绕的关系，便难可避开官府那双“看不见的手”的干预。如研究《时务报》的各家先行者，都注意到严复以“观我生室主人”为笔名在《时务报》发表的《辟韩》引发的风波；（注：观我生室主人来稿：《辟韩》，《时务报》第23册，光绪廿三年三月十一日，影本2，第1585-1588页。《辟韩》刊出后，即有屠仁守辩驳之文刊出：《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时务报》第30册，光绪廿三年五月廿一日，影本3，第2053-2057页；一般咸以为，此举为张之洞授意，如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80页；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195-196页；不详举。王宪明则别有他解，可参考王宪明：《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时务报》而开始扬名天下的总主笔梁启超，亦屡屡“以文乱法”，引发事端，例如他的《知耻学会叙》一文，（注：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时务报》第40册，影本3，第2705-2707页。）就让《时务报》的重要支持者湖广总督张之洞深觉这是一篇让“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的文章，要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采取动作，“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注：见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光绪廿三年九月十六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册，第7403-7404页；陈宝箴等人的响应，不拟详述。）与以为大祸将临的张之洞同调的，则是身处无锡的《时务报》另一位布衣读者裘廷梁，他读了梁文以及刊于《时务报》同册的麦孟华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亦觉得其中实为“非常之言，似难与俗人道也”，万一有心者“蹈间抵隙，文致锻炼”，结果不堪想像，将会遭致与前此被下令封禁的京师强学会一样的命运，后果严重：“黄种一线之生机绝矣”。（注：《裘廷梁函（四）》，《书札》(3)，第2628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二：裘廷梁函系年考。）不过，裘廷梁也不会因之而有所忌讳，反而将他与同仁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计划，想借着《时务报》公诸天下，“劝海内同志踵而行之，亦所以为敝报增重也”，（注：《裘廷梁函（五）、（六）》，《书札》(3)，第2629-2630页；此二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二：裘廷梁函系年考。）他的心愿在三个月后亦告成真，《无锡白话报序》一文刊于《时务报》矣。（注：无锡裘廷梁来稿：《无锡白话报序》，《时务报》第61册，影本5，第4106-4110页。按，裘廷梁此文由汪康年聘定的新任总主笔郑孝胥选定刊出，见《郑孝胥函（十）》，《书札》(3)，第2974页。汪康年系于1898年2月16日聘定郑孝胥为《时务报》新任总主笔，见《郑孝胥日记》(2)，第643页；《时务报》第53册《本馆告白》公布此事，见影本4，第3655页。）同样，江苏学政瞿鸿禨虽亦对梁文不以为然，认为其文“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恐将“授人口实”，但是，他还是愿意捐款给《时务报》，惟不书本名而以“湘上渔人”之化名“助银一百元”。（注：《瞿鸿禨函（一）、（二）》，《书札》(3)，第3100-3101页；此二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三：瞿鸿禨函系年考。）因此，即便《时务报》得承受来自政治现实权力这样或那样的压逼，它更从官府以外的社会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物质动力。

举例而言，《时务报》自是会得到封疆大吏的热心捐助，如李鸿章一次捐助报馆洋二百元，（注：《续收助资诸君名氏》，《时务报》第10册，影本1，第685页；并参见《夏循垍函（二）》，《书札》(2)，第1311页。）道员朱采阅报后“附助报馆经费百元”，（注：《朱采函》，《书札》(1)，第220页。）等等；它的捐助名单更可以开出一长串。（注：闾小波计算，对《时务报》个人捐款共96人，见氏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79页；廖梅统计《时务报》个人与机构捐款共100人／单位，见氏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60-61页。）其中亦有友朋的热心帮忙，如黄绍箕本人捐款卅元，并代转孙诒让捐款百元，“敝县左营守备阎仪韶麟趾捐十金”。（注：《黄绍箕函（八）》，《书札》(3)，第2305页；《本馆告白》，《时务报》第4册，影本1，第268页。）而阎仪韶麟趾捐十金，仅助报馆并不取报；（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6册，影本1，第337页。）任寿华（任元德）亦“助银十元”，（注：《祝秉纲函（六）》，《书札》(2)，第1534页；《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册，影本1，第200页。）同样并不取报。（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6册，影本1，第337页。）《时务报》还收到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捐款。吴炳见《时务报》，与彼方全不认识，故他来函的抬头便谓“此上《时务报》馆主人青察”，却即“愿捐英洋一百元，以期扩充此报”；（注：《吴炳函（一）》，《书札》(1)，第347页；本函系年暂无可考证。）可以像吴炳这样豪爽捐出“英洋一百元”的普通读者大概不多，反倒是那些只能捐助小额款项的一般士人，更显示《时务报》的社会渗透力(the　social　penetration)，如“常熟布衣”言敦源以为“贵馆创建报会，呼四万万黄种于梦呓之中”，便愿捐款“银元三枚”，（注：《言敦源函》，《书札》(1)，第1154页；本函系年暂无可考证。）又如“东海居士助银八元五角”。（注：《续收助赀诸君姓氏》，《时务报》第35册，光绪廿三年七月十一日，影本3，第2410页。）在湖南见过汪康年之面，但无谈话机会的沈克諴，（注：后易名沈荩，见《书札·各家小传》(4)，第4061页。）则“勉凑银元十枚寄呈”。（注：《沈克諴函》，《书札》(1)，第1125页。）金兆蕃的学生读了《时务报》之后，“殊甚企仰，命为代致拳拳，兼致墨银二十圆”。（注：《金兆蕃函》，《书札》(2)，第1168页。）从这些普通读者的捐款赞助之举，均可想见《时务报》对他们心灵所起的激荡作用。（注：如果还考量日后这些一般士人的行止，亦可展现《时务报》的潜在影响所及，如沈克諴曾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与自立军之役，后潜赴北京，1903年被清廷杖毙，与同年的“苏报案”引发了偌大风潮。参见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147页。）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当然会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去扩充它的发展。（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59-60页。）他的努力，有时候效率很高，如他嘱屠寄代卖《时务报》于黑龙江，屠寄自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初四返抵黑龙江，他于“并贺年禧”发函告知结果时（此函二月十八日到），不但已将10份都卖出了，还说“此间共须二十分”，“应补寄十分”，“以后每月陆续寄二十分”，（注：《屠寄函（七）》，《书札》(3)，第2189页。）亦即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在北大荒之地帮忙销售了20份《时务报》。（注：在廖梅的精确统计里，却未列入黑龙江。见氏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73-275页。）然亦有所托非人之时，如汪康年旧识任寿华在捐助报馆后，汪康年也曾寄报百本给他，请在湖南“代为倡率”，（注：《任元德函（一）》，《书札》(1)，第212页。）却不成功，邹代钧便屡言“任寿华甚难恃”，“不可恃”，反而是熊希龄（秉三）大为热心，湖南销报份数“为最”。（注：《邹代钧函（二十九）、（三十）》，《书札》(3)，第2668、2671页。）《时务报》的读者也依样画葫芦，动用自己的人脉协助它的发展。如黄绍箕函告，其弟“与及台州王弢甫工部，属其劝人看报”，其弟“复言已募得十馀分”，“弢甫复言愿看者不多，未言几分”。（注：《黄绍箕函（八）》，《书札》(3)，第2305页。）查双绥的“同年楚南”则“托晋省书业德书坊代售《时务报》”。（注：《查双绥函（四）》，《书札》(2)，第1279页。）李智俦在知悉“南京售贵报之人已去如黄鹤，松茂室及江义和亦云不经手”的情况下，认为是地“欲看报者甚多，而购取甚不易”，故拟“保荐”售报人。（注：《李智俦函（二）》，《书札》(1)，第567页。此议后罢之，见《李智俦函（三）》，《书札》(1)，第568页。）张鹤龄与汪康年有同年关系，他于1896年末读到《时务报》第6册后，见得刊有鄂督张之洞的《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便拟请其幕主漕运总督松椿仿张之洞之意，推广《时务报》。（注：《张鹤龄函（一）》，《书札》(2)，第1815-1816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四：张鹤龄函系年考。）中国社会里的人脉关系，确实是《时务报》建立物质基础的动力之一。

和《时务报》主要成员未必有多少渊源的官府成员或是其幕客，也往往充当了它的“伯乐”。如傅增湘本来不认识汪康年，然以读《时务报》“欣慰特甚”，故说服劳乃宣“以首县之力，驰函全省各州县，劝订阅此报，推销至六、七百分”，傅、汪两人自此定交。（注：《傅增湘函（四）》，《书札》(3)，第2171页；事见《保定陈太守启泰清苑劳大令乃宣代分直隶全省府州县时务报公启》，《时务报》第26册，影本2，第1738-1739页。）地方大吏亦复如是，如顺天府尹胡燏棻读了《时务报》之后，说它“采辑宏富，议论明通，所译东西洋各报，颇有关系，洵足开拓心胸，推广风气”，同时也读过《农务报》，亦盛誉之，所以捐款“英洋二百圆”，“两报馆各捐其一”，另外还订阅了30份报。（注：《胡燏棻函（一）》，《书札》(2)，第1299页。）在直隶任知县的卢靖更是热心读者，他没有机会认识汪康年，但深觉《时务报》“采录新政，翻译东西各报及各电音，一洗报馆琐屑杜撰之弊”，故非仅捐“洋银二百元”，还总共订阅了5份《时务报》，亦为其在湖北经心书院任教的弟弟卢弼捐助《时务报》一百元，请寄报给他。（注：《卢靖函（一）》，《书札》(3)，第2981-2982页。）龙璋（研仙）时任如皋县令，读到朋友“黄爱棠大令”寄来的《时务报》，并与谭嗣同谈过话后，亦捐“英洋百元”，并代“如皋安定书院”、“沭阳陈爱棠”、“如皋县署帐席饶午峰”订阅《时务报》。（注：《龙璋函（一）》，《书札》(3)，第3036-3037页；另参见《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1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十一日，影本1，第753页。）《时务报》得以发展，便是建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透过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各地方区域无形中也可能构成了一个读书社群。例如朱祖荣在1896年11月至1897年7月间就帮忙至少九位朋友订阅《时务报》，（注：《朱祖荣函（一）、（二）、（三）》，《书札》(1)，第221、222、224页；此三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五：朱祖荣函系年考；汇集此九人名单为：高子丹、汪紫琳、高松坪、苏鼎臣、邹吉斋、郭丽生、马芾亭、程慎斋、程晋壬。）他们手上的《时务报》或有缺期，也劳朱告知报馆。（注：《朱祖荣函（一）》谓：“高松坪少旧年十五期一册，高子丹少本年廿六期一册，并望补寄到”。见《书札》(1)，第221页。）福建的高而谦则以为“闽省僻陋之极，见闻甚寡，中外时事消息最晚”，所以他非常殷切盼望读到《时务报》，更帮忙郑仲甫、王心诚及其弟高凤谦订了四份。（注：《高而谦函（三）》，《书札》(2)，第1579页。）自称是“湘阴下士”的周贡瑚，住在“十二圩奇兵左旗”，（注：应即江苏仪征，见《昔日盐都十二圩》，http:　//old.　0514.　net/wenzhang/mingren/12wei.　htm(2004/7/25)。）此地好似一直未见到《时务报》，一直要到从扬州来的朋友携来一册，始得而借阅之，又于借到第53册后，细读一过，除直接向报馆提出批评外，并表示从此开始愿意订阅《时务报》。（注：《周贡瑚函（一）》，《书札》(2)，第1183-1185页。）至于身处苏州的包天笑晚年回忆，他不是《时务报》的订户而“只是向人家借看”，在首先得到《时务报》的友朋“杨紫麟的老兄”收到一册后，同侪亦都向他借阅，“争以先睹为快”，而且“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从周贡瑚与包天笑的例子推想，环绕着朱祖荣或是高而谦的友朋，大概也都有从借阅者到订户这样一段相同的经历，《时务报》隐然成为某个小地方上的一群朋友共润同享的精神食粮。

阅读《时务报》，既让改革变法的呼声得以在士人群体里扩散，它提供的各种诉求维新改革的讯息与行动，亦令阅读者屡起呼应。比如，张之洞倡言组成“戒缠足会”以“救二万万之妇女”之外，“何不更举戒烟会，以救一万万之男子”的主张见诸报端，（注：张之洞：《南皮张尚书戒缠足会章程叙》，《时务报》第38册，光绪廿三年八月十一日，影本3，第2624页。）旅居日本自称“新会客瀛人”的简石芗与黄日三，便大为赞叹，认为这是“想为中国二万万男子除大害”之论，因此鼓动梁启超“摇其说而起戒烟会”，既呼吁他以生花妙笔为之，还主动拟了一份“戒烟会”的章程“以备蒭荛之询”。（注：《简石芗函》，《书札》(3)，第3104页。）同样关于废戒缠足的推动，还有“不缠足会”的筹组，当是会章程在《时务报》公开时，（注：同人公拟，梁启超属稿：《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时务报》第25册，影本2，第1664-1667页。）洪述祖读之，便说“所论禁缠足一会，甚惬鄙怀”，表示愿意参加。（注：《洪述祖函》，《书札》(2)，第1283页。）既读《时务报》也购买它出版各种书籍的读者王元穉，除了指陈它出版的《代数通艺录》排版错误太多，故为之校正外，（注：《王元穉函》，《书札》(1)，第51页。）也名列不缠足会董事，（注：《时务报》第42册，光绪廿三年九月廿一日，影本4，第2910页。）响应斯举。卢靖读了《时务报》之后，便响应它支持或发起的事务，如罗振玉等人发起务农会及拟出版《农学报》，《公启》刊诸《时务报》后，（注：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蒋黼：《务农会公启》，《时务报》第13册，影本1，第891-892页。）即捐“洋银二百元”以助之，关于“不缠足会”，亦以其夫人李氏之名捐款50元；（注：《书札》(3)，第2981-2982页。）李智俦亦以“鹿柴居士”之名，“捐银叁百两”赞助务农会。（注：《李智俦函（三）》，《书札》(1)，第568页；《时务报》第22册，光绪廿三年三月一日，影本2，第1522页。）

对这些有志于变法维新事业的一般士人而言，《时务报》俨然成为可以凝聚彼此意识的平台；《时务报》馆的主事者，更是他们可以声同气求的同志，风从歆羡。如梁启超在《时务报》的生花妙笔，感动人心，史悠扬即赠以“茶叶两瓶、南腿一肘”，请汪康年分送之，　“缘此老弟则心交已久也”。（注：《史悠扬函（三）》，《书札》(4)，第3537页。）另一位主笔麦孟华的议论文章，让身在福州的高凤谦为之“心服”，因此传闻麦“为吴人讪谤，决然舍去”，非仅让同处福州的“同人大为失望”，高凤谦更是“意尤怅怅”。俟他看到《时务报》第40册上仍刊出了麦孟华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知系讹传，大喜过望”。（注：《高凤谦函（十七）、（十八）》，《书札》(2)，第1634、1635页。）对于《时务报》馆的主事诸豪，阅读群众都有面谈结交之意。如裘廷梁便很守规矩地依照《时务报》馆公开于众的规定，“欲赐教惠顾者，请于三点钟后枉驾”，（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8册，影本1，第547页。）想要在光绪廿三年六月廿三日“午后三钟，拟造谒诸君子，倘不鄙其不肖而辱教之，幸甚幸甚”。（注：《裘廷梁函（一）》，《书札》(3)，第2624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二：裘廷梁函系年考。）自称是“黟山下士”的汪时霈，则“欲趋拜下风，畅聆高论”。（注：《汪时霈函》，《书札》(4)，第3390-3391页。）高凤谦本来与《时务报》的两大支柱汪康年及梁启超素不相识，因为在阅读《时务报》之后，“始读而喜”，遂与彼等通信，进而被梁启超“引为同志”，一时无法与汪康年相见，便利用与梁启超同在杭州的机会，托他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汪，也希望汪康年“惠寄影相，俾得悬之座上，以慰企慕之私”，并催促他速将相片寄来。（注：《高凤谦函（一）、（五）、（九）、（十三）》，《书札》(2)，第1608-1609、1615、1624、1629页。）好不容易，双方终于有在上海见面的机会了，汪为浙人，高为闽人，两人之间却“恨语言未通，不能深谈”，（注：《高凤谦函（二十五）》，《书札》(2)，第1641页；此为1898年2月13日事，见《郑孝胥日记》(2)，第642页。）怅惘不已。

《时务报》馆的主事者，甚或被认为是领导维新伟业的火车头。如欧阳烜主张梁启超为首，“广集同志”，再来一次“公车上书”，（注：《欧阳烜函（二）》，《书札》(3)，第2891页。）孙诒让亦有此议：“明春适值礼部试期，海内公车云集，前年争和议诸公，至者必尚不少。窃谓宜订集数千人上书沥陈危局，吁请早定变法之议”。（注：《孙诒让函（二）》，《书札》(2)，第1473页。）果然，1898年确有“第二次公车上书”之举；（注：参见孔祥吉：《戊戌变法时期第二次公车上书述论》，收入氏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5-342页。）这项举动未必是欧阳烜或是孙诒让之议的直接产物，却可把《时务报》视为它得以孕育而生的时代产婆。

二

《时务报》的各式文字，既有关于中国及世界局势的报道，也涵括了科技新知，甚至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亦由它首先引进中国，（注：参见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内容丰富，吸引了无数的读者。这些文字除了报馆自行生产之外，还有不少仰赖外来的稿源；也由于《时务报》纸贵洛阳，风行一时，甚至愿意提供稿费，在在鼓动它的读者跃跃欲试的念头。

在这些外来稿里，有不少是报馆主事者既有的人际网络提供的。像是钱恂便屡屡供稿，（注：以下引用钱恂各函之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六：钱恂函系年考。）如他想将自己往年“从俄国译回”的“《俄西伯利铁路估价及工程次第》译本十六纸”刊于《时务报》；（注：《钱恂函（十三）》，《书札》(3)，第3002-3003页；此文不见于《时务报》。）他又撰“有《铁路估工法》约三四千字，请于第四五期付刻”；（注：《钱恂函（三）》，《书札》(3)，第2996页；参考《钱恂函（十五）》，《书札》(3)，第3004页；此文不见于《时务报》。）至于张之洞请设“武备学堂”的奏折、（注：《鄂督张奏设武备学堂折》，《时务报》第28册，光绪廿三年五月初一日，影本3，第1876-1879页。）“福州船政洋监督，上船政大臣条陈”，（注：即《福州船政洋监督上船政大臣裕制船条陈》，《时务报》第57-61册，光绪廿四年三月廿一日至四月初一日，影本5。）会在《时务报》上问世，也是他提供的。（注：《钱恂函（九）、（十一）》，《书札》(3)，第3001、3001-3002页。）大概因为他提供的稿子太多了，《时务报》馆方一时疏忽，还演出了张冠李戴的“乌龙”事件，把李家鏊翻译的稿子当成是钱恂的。（注：按，《时务报》第31-33册连载署名钱恂译述的《西悉毕利铁路考略》，《时务报》第34册便登启事谓，本文系李家鏊译，因由钱恂交来，故有此误会。见《时务报》第34册，影本3，第2342页。）有些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稿，还会被重复提供，如总理衙门对褚成博提出“洋商改造土货应筹抵制”奏折的响应，（注：《总署议复褚给谏成博洋商改造土货应筹抵制折（附江督札）》，《时务报》第27册，影本2，第1805-1809页。）就被钱恂与上海巨商严信厚二人分别供应。（注：《钱恂函（十三）》，《书札》(3)，第3002-3003页。《严信厚函（一）》，《书札》(4)，第3271-3272页；本函署“三月廿八”，则其系年必为光绪廿三年三月廿八日；关于严信厚，见《书札·各家小传》(4)，第4220-4221页。）湖南学政江标则把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的手谕送登《时务报》，（注：《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光绪廿三年正月廿十一日，影本2，第1194-1195页；《江标函（十）》，《书札》(1)，第251-252页。）亦具有为之做“活广告”的推广意味。《时务报》馆主事者人际圈子之外的读者，也热心提供稿子，如在北京的任景丰即说其“乡友贵振之、缪东麟两位太史联呈请开采奉天东边五金煤砟各矿”的建议，已经得到清廷的同意，但未发“阁抄”，故将其文稿投《时务报》，以便“早登报端，以快一时之耳目”。（注：《任景丰函》，《书札》(4)，第3543页；按，即《翰林院编修贵铎等酌拟开办奉天东边矿务章程》，《时务报》第34册，影本3，第2291-2295页。）《时务报》自第49册起刊载的林琴南（纾）的《新乐府：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注：《林琴南新乐府：小脚妇》，《时务报》第49册，光绪廿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影本4，第3376页。）则是与汪康年越来越熟稔的高凤谦提供的，认为这是“用以振作童子志气，并屏除陋习，颇便蒙学”之作。（注：《高凤谦函（二十二）》，《书札》(2)，第1639页；高凤谦原委请汪康年“代印”成册。）一般读者见到《时务报》之文章，便也会主动提供他作，以补充不足。如郑宗荫见《扬子江筹防刍议》，（注：德国雷诺原稿，江苏张永熞译述：《扬子江筹防刍议》，《时务报》第21-26册，影本2。）即示以《查阅沿江炮台禀》，（注：《郑宗荫函》，《书札》(3)，第2976页；按，即德来春石泰、骆博凯原稿，上元郑宗荫译述：《查阅沿江炮台禀》，《时务报》第28-30册，光绪廿三年五月初一日至廿一日，影本3。）金兆蕃见《扬子江筹防刍议》一文，即认为该文应当附地图，否则“阅之终不了了”。（注：《金兆蕃函》，《书札》(2)，第1168页。）凡此均可一窥《时务报》读者群的热忱。

出现在《时务报》上的翻译文章甚多，除报馆自聘译者之外，外来投稿者亦众。例如徐建寅便主动将译稿《伏耳铿制造股会章程》寄来，但登于《时务报》时误为“福建船政局译”，（注：福建船政局译：《伏耳铿制造股会章程》，《时务报》第41-43册，光绪廿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一日，影本3、4。）故致函请更正。（注：《徐建寅函（一）、（二）》，《书札》(2)，第1510-1511页。此文本为徐建寅在德国任参赞时所译，“前特抄奉贵馆，以副兼收博采之雅意”；更正启事见《时务报》第44册，光绪廿三年十月十一日，影本4，第3044页。）大清帝国驻西班牙使馆参赞黄致尧于“历诵《时务报》中所登大箸，侃侃正论，洞中时务之言，实非等凡所敢道”之余，（注：《黄致尧函（二）》，《书札》(3)，第2296页。）便也主动投寄译稿。（注：如黄致尧译：《法国印花税章程》，《时务报》第17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影本2，第1163-1166页；参见《黄致尧函（二）》，《书札》(3)，第2297页；余例不详举。）驻华盛顿使馆的周自齐，既是《时务报》订户，也是译稿作者，他将美国众议院所定茶叶进口的条例译出，寄给《时务报》；（注：《周自齐函（二）》，《书札》(2)，第1174-1175页；即驻美使署翻译官周自齐译寄：《美国新定禁止粗劣各茶进口条例》，《时务报》第46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影本4，第3130-3134页。）并介绍陈贻范（安生）进行译事，（注：《周自齐函（一）》、《陈贻范函（一）》，《书札》(2)，第1173、2014-2015页；陈贻范的译作，如《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时务报》第39-40册，光绪廿三年八月廿一日至九月初一日，影本3；余例不详举。）得享“薪水三十元”。（注：《陈贻范函（二）》，《书札》(2)，第2016页。）驻意大利公使许珏次子许同蔺时居无锡，亦将《德国岁计政要》与《俄国新志》稿本送往汪康年处，希望可代出版或是登在报上，稿费“或以字数核算，或包译全书，均无不可”。（注：《许同蔺函》，《书札》(2)，第1972-1973页；《书札·各家小传》(4)，第4135-4136页。）从陈贻范与许同蔺的例子推想，《时务报》外来译稿者大概得享有稿费，并非“无偿劳动”。

《时务报》自身的主笔群撰述的文稿，竭力呼吁变法维新，鼓动风潮，激发了读者对于如何推动改革变法的各式各样的想像，读者也将自己的主张回馈给报馆。《时务报》刊有不少“来稿”，并辟为“时务报馆文编”的专栏以收罗之。其中固不乏名家之作，亦有不少难知其作者“庐山真面目”的文稿。

例如，陈炽既是《时务报》在北京的代收捐款者，也是《时务报》的作者，他即以“瑶林馆主”为名，发表了不少文章；（注：如瑶林馆主来稿：《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时务报》第10册，影本1，第639-642页；余例不详举。）严复亦以“观我生室主人”为笔名在《时务报》发表《辟韩》；余如“心月楼主”、（注：心月楼主来稿：《心力说》，《时务报》第24册，光绪廿三年三月廿一日，影本2，第1645-1647页。）“求在我者”、（注：如求在我者来稿：《枪不杀人》，《时务报》第30-31册，光绪廿三年五月廿一日至六月初一日，影本3，第2057-2060、2127页；《炮台新制》，《时务报》第31册，影本3，第2127-2129页；求在我者译：《无烟直线弹》，《时务报》第39册，光绪廿三年八月廿一日，影本3，第2679-2687页。）“琼河庄客”、（注：琼河庄客来稿：《崇实论》，《时务报》第67册，光绪廿四年六月初一日，影本5，第4487-4488页。）“读有用书室主人”（注：读有用书室主人来稿：《论阻挠新法之害》，《时务报》第67-68册，光绪廿四年六月初一日至十一日，影本5，第4491-4492、4551-4553页；闾小波考证此人即吴保初，见氏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64页。）的作品，乃至于“某君来稿”，（注：某君来稿：《近代政教之原》，《时务报》第63册，光绪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影本5，第4231-4236页；按，此为夏曾佑之作，参见本文附录七：《近代政教之原》作者考。）都在《时务报》上出现，颇让读者好奇之至，想要知道他们究竟是谁，逼得《时务报》不得不发表声明曰：“天津寄来《辟韩》及江西寄来《贵私贵虚》及《心力说》各篇，外间颇有问讯作人者。但寄来时既无姓名，本馆亦无从奉覆。此后定例：凡惠赐来稿，请必写明邑里姓名，俾得照登。”（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9册，影本3，第2697页。）

耗精费神于撰述文稿，冀望可以在《时务报》上刊出自己的心得的读者，实不知凡几。比如，自日本返沪的朱承恩，本即为《时务报》读者，归太仓后，亦于复豫钱庄购读之，故即投稿。（注：《朱承恩函》，《书札》(4)，第3541页；本函系年不详，其投稿内容亦不可得知。《时务报》在太仓之派报地点为复豫钱庄，见《时务报》第5册，影本1，第336页。）而如彭用楫向《时务报》投稿，目的则在于“聊以舒胸中不平之气”。（注：《彭用楫函》，《书札》(4)，第3620页；本函系年不详，其投稿内容亦不可得知。）可是，这些来稿的水准不一，未必皆可藉《时务报》而面世。

有的来稿是呼应《时务报》上的论述，如一位自称“生于蒲，长于蒲，聚族于蒲”，局限于山西蒲州一地的读者杨承祖，即于读梁启超的《中国之将强》后，大为兴奋，撰成《读〈时务报〉〈中国之将强〉书后》，响应梁文对于中国非无人才的论点，同样认为“中国非无人才，或用违其长，或不尽其用者，不知凡几，但限于见闻，不克尽知”，故专门表彰前署蒲州知府陈雨人（泽霖）的治绩，以证其理，他即将此文“录呈《时务报》馆主笔梁老先生郢政”。（注：《杨承祖函：读〈时务报·中国之将强〉书后》，《书札》(4)，第3627-3632页。）又如，横滨周杰臣与汪康年识于日本，汪委以“采访时务事”，（注：《周杰臣函》，《书札》(2)，第1187-1189页。）他即投稿响应《时务报》关于“不缠足会”的主张，得其青睐，遂登诸报端。（注：周杰臣：《不缠足会博议》，《时务报》第47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影本4，第3244页。）

有的来稿表达关于变法维新或是现实事务与局势的理念，与《时务报》的大方向正相呼应。如“海宁沈君”见到《时务报》后亦作《论中国变法》投稿，（注：《杨养浩函》，《书札》(3)，第2409页。）蒋维乔则将“近作《重筹海篇》，缮就呈上，祈刊入《时务报》中，倘蒙甄录，下次还当续寄也”。（注：《蒋维乔函》，《书札》(3)，第2926页。）登在《时务报》第53册上的姚锡光作品《东方兵事纪略自序》，（注：《时务报》第53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十一日，影本4，第3595-3596页。）是他主动投来的，（注：《姚锡光函（一）》，《书札》(2)，第1261-1262页。）他还另辑有《日本各学校规则》，亦登诸《时务报》。（注：姚锡光辑：《日本各学校规则》，《时务报》第66-68册，光绪廿四年五月廿一日至六月十一日，影本5。）不料，此文发表后，因内有“上浙江巡抚廖”之语，张之洞见而“大怒”，盖姚在张之洞手下，却居然“上书浙江巡抚，宜干其怒也”，他赶紧致函汪康年，“务须弥缝”，即“拟上声明一则，乞速登报首”。（注：《姚锡光函（五）》，《书札》(2)，第1264-1265页；此一声明见《时务报》第68册，影本5，第4611页，按，本函书此文载《时务报》第69册，误。）人在“苏垣”（即苏州）的周维翰，也投寄《东方时局论》，还指定“请于五十五、六两册刊之”。（注：《周维翰函》，《书札》(4)，第3564页。）这样的反应，多少显示了在1890年代中期，关心变法维新，注意现实局势的理念，在中国士人群体里的广泛传播样态。

有的来稿，则可能和《时务报》的宗旨没有关系，故未可刊于报端。比如，姚大荣对汪康年在《时务报》上的论说钦佩之至，“鸿篇巨制，足以感发志意者固多，而尤以大箸之《知耻知惧》、《以爱力转国运》诸篇，为最难得，字字从本源上勘出，语语就切实处指点”，但是他投来的稿子却是“专考中西史迹”的“《跋〈朔方备乘〉》、《跋〈汉书·匈奴列传〉》二篇”，希望可以“就正中西史学家”。（注：《姚大荣函》，《书札》(2)，第1234-1235页。）他的文稿，即未见诸《时务报》。有的投稿者则奋力以进，屡屡来稿，像是人在山西的李兆庆，即因山西大吏“通饬各府厅州县逐月购阅”《时务报》而得见之，阅后，觉“实获我心”，故撰《敌情》一文投稿，在未知此文是否刊出的情况下，又再度投稿。（注：《李兆庆函》，《书札》(4)，第3557页。）有的投稿者关心自己心血的命运，如池虬读报后投稿《拟更书院科举官制议》，两个月后未见刊出，故函问之。（注：《池虬函》，《书札》(4)，第3544页。）

当《时务报》第53册刊登“兼录外来文字，由总主笔选定入报”，希望寄来“发明政法或切近今日事情为主”的文章，并要付稿费（“以十元为额，多至三十元”）的告白后，（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655页。）响应者众。如身份是“江宁县优贡生，候选教职”的何步瀛，便于十日之内“将近作数篇，倩手民赶抄”，洋洋洒洒，一次投稿四篇：“曰《选将论》、曰《练兵策》、曰《邦交议》、曰《更订日本通商条约议》”，还说另有“《岁举乡会试私议》、《满汉一家论》、《中国迁都论》、《政臣宜分内外部说》，并近作而抄未成者约二三十篇，统当陆续寄上”。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的文章必得刊出，故请把稿费“转购贵馆新出书籍”。（注：《何步瀛函（一）》，《书札》(4)，第3545-3546页；按，本函系年为“戊戌杏月（阴历二月）廿一日”，当即《时务报》刊登此一《本馆告白》后十日；又，本函亦涉及他请《时务报》馆代卖其著作等事，彼后来又曾投稿给《时务报》，均不赘。）人在上海崇明的王春林获悉《时务报》“购登时务文字，则不禁怦然”，因此投稿以进，“倘蒙采取，赐之斤斧，敢再检稿中言时务者陆续寄呈”。（注：《王春林函》，《书札》(4)，第3528页。）居于苏州的王荫沂，见得《时务报》“选录外来文字之举”，因为对“漕米一项循旧海运，为上下渔利之举”，深为不满，故撰《折曹议》投稿。（注：《王荫沂函》，《书札》(4)，第3532页。）可能因为当时向报刊投稿还未成为中国士人普遍的文化习惯行为，有好些读者致函《时务报》并附文稿，却都声言是帮“友人”转投的，如身处桐城的马叔闻以《时务报》“已推广新例，兼登外来文字”，故将友人赵秋枰的《行新法必去三蠹议》投寄；（注：《马叔闻函》，《书札》(2)，第1573页。）身在“岭东”的姜公亮也将友人的文稿《权限说》转投给《时务报》。（注：《姜公亮函》，《书札》(4)，第3573页。）总之，这份征稿告白显然挑动了不少读者的心，兼之有利可图，在在吸引读者呕心沥血以进，冀蒙青睐。（注：由于稿费因素而投稿给《时务报》的读者，应不在少数，如彭启琇投《俄罗斯考》一稿，即表明如果认为可以刊用，“赐资润笔，则感甚”。见《彭启琇函》，《书札》(4)，第3621页。按，本函系年不详，《时务报》亦未刊此文。余例不详举。）

透过向《时务报》提供自己文字劳动的成果，读者与报馆之间建立了不必直接碰面晤谈便可交流讯息与观念的关系；《时务报》俨然是当时中国士人群体可以共享同润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