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文章以电影《天地英雄》为由头，对当前大众媒介传播内容中的性别歧视的现象表征进行了分析，试图从传统历史、文化积淀、传播者心理等层次对现象进行了一些探讨性的思考。

[关键词]传播内容　女性　歧视

前段时间，倍受媒体关注和影迷期待的国产大片《天地英雄》上市公映。诚然，与大多数以西部历史为题材的中国电影不同，何平导演费尽十五年心思打造的这部精装历史影片给受众展示了一段中国历史进入开元盛世之前的英雄逸事。突出完整的故事情节，顶级影星的加盟，贴切主题的背景音乐，壮阔美妙的大漠风光，都给影片增添了无数的卖点。尽管如此，像大多数英雄题材的电影一样，《天地英雄》给笔者最大的视觉冲击就是这又是一个宣扬男权主位意识的典型。影片中的唯一女性主角是一个可有可无、以叙事者身份出现的文弱美丽、需要保护的公主形象。影片的主旨也在突显男性英雄的一些表征：允诺的一言九鼎，尽忠取义的英雄气概，以弱敌强、以寡御众的悲壮。

故此，笔者以为由头，来探讨一下传播内容中的女性失位现象，并对背后的深层原因做一些尝试性的思考。

当然，笔者还试图对女性失位做一下外延上的界定。女性失位包含两层意义：其一就是类似与《天地英雄》式的忽略女性的传播内容，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要么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角色，要么就是在传播内容中根本没有女性的存在；其二就是女性在传播内容中大量出现，但是却畸形地失去了应有的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充当男性主权的“空洞的能指”，内化为男性的附属物、占有对象。

（一）传播内容层次的表征

对于第一种女性失位现象，在传播内容层面上有以下几种表现：

有研究者对我国八家主导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闻版新闻作品研究发现，男性新闻人物在出现频率，被引用频率和被拍摄频率等多方面都远远超过女性，其中在有言论被引述的新闻人物中，男性占91%，女性占9%。男性新闻人物中的职业身份较重要者（如政治领导人，企业团体负责人）占男性新闻人物的70%，女性新闻人物中政治性身份者仅占18、7%①。

也有研究者发现在小学教材中都存在此类型的现象。《全日制学校小学课本语文》（1979年—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书中插图明显地男性多与女性，高年级尤为严重。且女性多是保育员、营业员、纺织工人等形象，而男性则多为科学家、文学家、解放军等形象。书中的166篇故事性课文，女性为主角的只有21篇（其中8个是小孩和小学生，7个为一般群众）。而书中出现的国内外革命领袖、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及著名的历史人物无一是女性②。

对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电视媒介的考察也看见一斑。有调查表明，在32个省、区、直辖市以上的电视台中，仅有7家电视台有专门的妇女节目，约占22%。妇女节目的播出数量也比较少。据估算，7个台每周播出470分钟，约8个小时，占这7个台周播出总时数（约441小时）的1、8%。大部分妇女节目没能占据晚间的黄金时间段，使节目难以产生社会影响③。

至于电影，美国学者这样评判：“其一，大多数美国电影是由男人和为男人拍摄的，而女人则变成了一种景观；其二，从叙事的角度讲，美国影片多将男性表现为主动者，而把女性打发到配角位置上。”④中国的电影亦是如此，像《天地英雄》之类的电影数不胜数，在影片中，要么将女性置于可有可无的配角位置，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女性的出现。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影片一开始便是七个呈现在男性欲望目光中巩俐的特写镜头。而女人的登场，不仅成功地解脱了女性悬置于历史父子场景之外的焦虑；同时，想象性地释放、缓解了中国与世界、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巨大张力。

至于第二种女性失位现象，则有以下的表述：

文学作品是重要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媒介。而文学（“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露骨地表现对男性的崇拜和对女性的贬抑）在当代却扮演了一出为昔日的男权辉煌大唱挽歌的丑剧。苏童的《妻妾成群》、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废都》、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更有甚者直截写道《我为什么没有小蜜》（东西）。这些文本或编造一个男人天经地义地玩弄、驾驭、控制一群女人，或表现女人为了获得一个男人的宠幸，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故事。女人的结局借用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和古芭的《顶楼的疯女人》一书中对《简·爱》的论述“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不是发疯就是成为玩弄物”。

1990年，中国第一部电视肥皂剧《渴望》问世，剧中的女主人公刘慧芳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形象：忍辱负重、相夫教子、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的现代版。而她却成为人们大加尊崇的道德偶像和完美的女性人格标本。与之相反，该剧中的另一个知识女性王亚茹则被塑造成自私、傲慢、变态、多疑的丑恶形象，与刘慧芳并处在道德谱系中的两极。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一直影响到《环珠格格》，紫薇俨然是真善美、观音菩萨的化身，而那位皇后则不可避免地具备了一切坏女人所具有的一切品性。

另有一些研究者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表明，广告中的女性职业角色有51、6%为家庭妇女，而男性职业角色中科教文卫及领导管理者占47%。广告中女性出现的地点51、5%是在家庭，出现在工作场所的只占14、5%，而男性即使出现在家里，也多为娱乐（31%），做家务的只有5、3%⑤。

现代传媒还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制造美女形象。有调查统计，全国发行量较大的面向青年的期刊杂志，几乎每期都用美女为封面的有20余种，约占2/3以上。而且这些形象与妇女的工作、学习、生活毫无关系，所关注的只是美的外表⑥。化妆品、美发用品、减肥产品、日用产品等广告中出现的，无不是年轻靓丽的女性。各种所谓的“选美大赛”、“青春风采大赛”等变相选美活动通过媒体粉墨登场。“女人什么时候最美”也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在网络这个新媒介上，随处可见类似“摩登美饰”、“霓裳艳影”、“冰肌雪肤”、“家居装饰”、“精湛厨艺”、“情感热线”等均归入“女人”一栏下，也是关于女人内容最多的部分，换言之，关于女人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家庭、美容、健身、婚姻、性等传统女性角色的领域。女人依然是漂亮动人、注重外表、呵护家人、没有思想和独立意识的女人。

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一个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协调。在现代媒介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个形成公众“共识”的任务。W·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活动，大众媒介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不仅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而且美国学者格伯纳还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⑦。

大众媒介选择性的传播内容，通过书籍、报刊、电视、网络等途径，以或暴露、或隐晦的方式在大量复制着男女角色的陈规定型：“男主外，女主内”；男性的工作就是赚钱养家，女性的任务就是保持美丽。毫无疑问，这种定型是中国传统的、陈腐的、本该式微的价值观和性别观念的死灰复燃。大众媒介通过这种含有性别歧视的传播内容对广大受众的“主观现实”施加影响，于是，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培养”了一代代人对男女社会角色的“刻版成见”，形成了一种基于传统的道德伦理的集体无意识。正应了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经典论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⑧在当今以男权话语占主导的父权制社会中，女人永远都是“第二性”的。

（二）缘由的探讨

当前，性别歧视、男女失横现象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在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大众传播领域，女性传播者、女性受众均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性别歧视。而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则以各种男权策略传播着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要探讨传媒对女性形象扭曲异化的原因，必须追溯历史。

考虑到中国的女性群体，在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短暂的“辉煌”之后，由此之后的几千年间，都沦为了男性的附属物。中国的女性地位低下，对女性的传统贬抑是通过话语方式（如红颜祸水）和规范（禁忌、礼仪），乃至人身变形（束胸、裹足），使女性不由自主地纳入父系社会秩序中，父系社会以“家”为核心对女性进行统治和监控。中国的女性没有历经过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她们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赐予”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实际上，中国女性在女权意识、群体观念和主体精神等层次上依旧显得势弱，而这显然影响着她们对大众传播的解读体验与反应方式。女性自身尚且如此，更别提整个社会对女性地位长期形成的一种刻版成见：女性是弱势群体。所以说长期的历史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形成了一种根植于文化之树根部的集体无意识。

传播内容中对女性的把玩心理并不是形单影只，一段时间内，当代中国的诸多男性作家、导演忽然纷纷逃离身边人民的真正生活，去寻求“高粱地”，去寻求“缠足”，寻求“寡妇”寻求“三妻四妾”寻求“妓女”寻求“一男多女”寻求“不知哪个年代哪个地区的偏僻山村中的乱伦、“偷汉子”的女人，将旧时代妇女悲惨的命运抽去其社会内涵成为手中火爆的题材。他们将这些发霉的东西翻出来，写这些他们并不熟悉也不了解的生活，或许这正是男性作家、导演的一种社会心理体现——作为男权中心的社会理想在现实中已经动摇。女人在当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巾帼本色正在并且已经使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受到震撼，内心的不安和失落，在塑造当代的妇女形象中找不到平衡，便从旧时代的描写中寻求安慰和抚籍；在塑造当代妇女的社会行为中找不到支点，便从描写性爱的过程中寻求解脱。这也许正是当代男作家、导演的作品虽轰动一时，却绝无真正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所在。

探讨大众传媒传播内容中的性别歧视也可以参照一下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特点：其一大众传播的公众性意味着大众传播中的大众信息，这使它倾向于迎合大众心理，包括暗合他们落后的性别意识。同时，大众传播是社会在社会成员中扩展主流文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难免要表现主流文化由传统积淀而来的性别歧视；其二大众传播媒介的运作在普遍地商业化，对利润的追求日益蒙蔽推进文明的信念。激发一切可以被激发的需要，把一切可以商业化的东西商品化，实现一切可能实现的销售，包括向更有购买力的男性促销，激发大众容易被激发的性的需求，把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其三大众传播的信息源是社会组织，尤其是在大众传播的早期发展中，这类组织往往是与国家权力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核心组织。女性一直只能在其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寻找男性代言人。

探讨包括传播领域内的女性歧视问题，首先必须肯定的是男女两性在身体、性格、心理上存在着差异。男性在身体上大多比女性强壮，男性在心理上大多比女性表现得坚强，男性性格大多粗旷，女性则表现得要细腻。诚如达尔文所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女人在直觉、快速感知和模仿方面的能力比男人强，但是至少这些素质有的是低级种族的特性，也就是说属于过去的或低级的文明的状态。男女两性之间的智力差异表现在男性在任何领域，无论是需要深层次思考、推理或者想象力的领域，或是仅仅靠感觉或双手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比女人更为突出的成绩。”⑨达尔文看到了男女之间的差异，但是以高低两级来评判这些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差异显然是不可取的。由此，传统的男权意识也有类似于达尔文的认识偏差，武断地把男女两性在天生的某些差异看作是高级与低级的文明的状态，从而对女性进行男权话语式的歧视。即混淆“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用传统的男权社会文化所规范的社会性别来取代从解剖学角度来区别男女性的生理性别。

1995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189个国家政府和观察员签署了《行动纲领》。确定的十二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是“妇女与大众传媒”，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法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的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或有关暴力、色情等行为。”⑩

傅立叶曾说过：“某一历史时期的文明程度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程度来确立。”在当前中国，已经把落实男女平等问题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政府也充分地认识到要真正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的艰巨性，政府也作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对大众传媒提出了要求：要在全社会倡导文明进步的妇女观，宣传妇女和男子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权利和地位，宣传有“四自”精神的女性，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

随着现代大众传媒日益成为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失位现象，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传媒中构建女性视角，用女性视角看问题；她所追求的是女性在貌似坚固的男权壁垒中，不被男权话语讲述和涂抹，而是以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生命感觉等潜在的话语对已成规范的男权社会文化体系证伪，使女性真正能够享有传播权，能够有女性自己的传播媒介，创造出两性之间共享的视界和文化，让传媒真正为女性所参与，使传媒主导建设一种以对公众生存环境的关怀为基础的统一的文化，让女性成为性别无涉的大众传媒中的主导结构。当然，仍有不少的人（以女性为主，但也排除男性）不甘于被男权话语贬抑。有他们存在，世界总会看到人类另一半力量的崛起。

注释：

①冯媛：《解析表象——关于八家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选自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张德：《从小学教材看性别偏见》，《妇女研究》，1991年第6期

③卜卫、刘晓红：《关于中国妇女电视节目的研究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

④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年版

⑤刘伯红、卜卫：《试析我国电视广告中的男女角色定型》，《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2期。

⑥黄杨：《媒介中的女青年形象简析》一文后所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2期

⑦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⑧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24页。

⑨Gould,Stephen　Jay.1993.

⑩见王淑贤：《〈行动纲领〉中12个重大领域简介》；Lisn　Stearns:《非政府组织与<行动纲领>》，选自《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