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ough　Course　of　News　Freedom　in　Indonesia

[摘要]苏哈多(Suharto)下台以后，有关媒体控制的法律逐渐宽松，最近印尼已经废除了新闻审查法。但是，印尼要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还需要走漫长的路。首先，新闻传播者必须有良好的新闻纸业道德，所有媒体人员必须尊敬　“公众宗教性和道德规范”。其次、针对印尼是个多民族国家，媒体在报道关于宗教和民族的问题应该慎重，国家应该对此做出限制。再次，政府应该对新闻传播提供较好的法律保护，包括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新闻传播者的人身保护。未来,　希望印尼新一代的年轻人可以改善印尼媒体的规则,　使印尼媒体可以得到更广的自由空间。

[关键词]　印尼媒体，新闻自由,　发展与改革，政权,　宗教,　民族　、审查

Abstract:　After　suharto　quitted　the　scene,　the　law‘s　control　over　media　has　been　gradually　released,　and　Indonesia　has　abolished　news　censor　law　lately.　But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for　Indonesia　to　realize　real　news　freedom.　Firstly,　news　communicator　must　have　good　news　work　ethic,　and　all　of　them　should　respect　public　religion　and　ethic.　Secondly,　Indonesia　is　a　multi-ethnic-group　nation.　Media　should　be　cautious　when　reporting　the　religious　and　ethnic　issues,　and　government　should　make　some　restrictions　on　it.　Lastly,　government　should　offer　better　law　protection　for　news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for　news　freedom　and　person　protection　for　news　communicators.　In　the　future,　it‘s　expected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young　people　in　Indonesia　will　improve　the　rules　of　Indonesia　media　and　have　it　enjoy　broaden　free　space.

Key　words:　Indonesia　Media;　News　Freedom;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Regime;　Religion;　Ethnic　Group;　Censor

一、印尼新闻自由历程的回顾　(1945年至2001年)

在西方国家的民主主义社会来说,　政治与文化经常都被看为不同领域的现象:　高级的文化是高于政治,　而低级文化是底于政治的。有关于文化的研究经常都论述一些理论来详细地描述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印尼来说,　文化与政治似乎都分不开的。在学校,　老师在解释文化时经常也会说了些政治的观念。所以,　从小开始,　印尼人民已经把文化与政治混在一起来理解了。

印尼的政治历史被分为旧制度(Old　Order)和新制度(New　Order)。所谓的旧制度,　就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喀诺　(Sukarno)　统治印尼的那段时间　(1945年至1966年);　而新制度就是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多　(Suharto)　统治印尼开始直到现在。

在苏喀诺(Sukarno)最后几年的统治之下,　他试着利用各种各样的文化来帮助宣传他所谓的极端的民主主义政治。他的政治主义有另外一个称号,　叫做”准则民主主义”　(Guided　Democracy)。　他和他的”准则民主主义”(Guided　Democracy)把媒体看成是一种可以以只传播有关政府正面的报道,　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这引起了现代文化的支持者的反感。

新制度期间,　苏哈多(Suharto)建议了一种观念。他觉得一个国家的强大是要依靠着国家媒体的发展。所以身为国家媒体,　应该只传播有利国家发展的讯息、新思想的创新和人民的意见和思想。这样一来,　就可以帮助国家强大起来。自1970年开始,　政府已经盼望新闻工作者,　就像其他的平民,　来支持国家发展的努力。

但是在实行当中却发生了许多的矛盾。新制度的审查法律只允许报道政府正面消息、支持苏哈多　(Suharto)　政体的媒体。新闻工作者只可以写对政府有利的报道。谁敢写一些社会腐败的事实、让政府失去面子的新闻,　都会接受法律的制裁。在苏哈多(Suharto)　领导印尼时,　以侮辱政府的罪名,　就有很多的新闻记者被关入监狱。自然地,　这引起了人民,　尤其是大学生的不满。　但是在那时候,　很少会发生大学生示威,　因为大家都怕被送入监狱。面对这些问题时,　政府却形容印尼媒体是个“自由但负责任”　(“free　but　responsible”)　的媒体。这样的说法,就让他们似乎拥有权利和义务去识别和确认怎样才算是属于“负责任”的新闻。　[1]

这个问题也反驳了苏哈多(Suharto)他本身曾规定的新闻界条例。在1982年第21号的新闻界基本法里写着　(UU　Pokok　Pers　No.21　Tahun　1982):　“媒体绝对有建设性的控制、批评、和改正的权利”　(“Pers　mempunyai　hak　kontrol,　kritik,　dan　koreksi　yang　bersifat　konstruktif”)。而且这条国家新闻界条例也被保证在同一个基本法里第5号:　“除了保证外,　对人权并不会进行审查和控制”(“Tiadanya　sensor　dan　pembreidelan　selain　jaminan　sesuai　dengan　hak　asasi　Warna　Negara”)。　[2]

但是还是有一班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想法。在1993年12月14日,　印尼大学(Universitas　Indonesia)的21位大学生在雅加达的印尼国会大楼前为此事示威。很理所当然地,　他们就以”破坏政府的名誉”而被捕。第二天,　印尼大学的几位高级教师被叫到国家教育部来接受审问。这件事震撼了全国,　也惊醒了熟睡已久的大学生们。21位大学生的示威和它的随后真实的报道被视为印尼媒体自由的一个转折点。[3]

在苏哈多(Suharto)的年代,　多数的媒体是以政治为主题的。当然,　内容写的是政府正面的报道。这也是苏哈多(Suharto)政体里的其中一个政策。

自从在1998年苏哈多(Suharto)下台开始,　正式已认识到之前的政治有多么腐败的印尼媒体,开始察觉到媒体自由在一个走向自由主义社会的重要性。苏哈多(Suharto)　的衰落目击了严厉审查法律和当时控制媒体的国家信息部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的废止。

苏哈多(SUHARTO)下台以后,　接下来的十个月,　哈比比(HABIBIE)总统取消了特许制度。他规定了,　任何人妨碍了新闻自由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他也规定了新闻界的自由规范。虽然直到新闻界的道德规范建立了,　它用于新闻界的管理制度却面对了不少的矛盾。

哈比比（HABIBIE）在1999年某一天的新闻记者会里,　再一次强调说他决不会干涉新闻界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　并不是新闻传播又会再受到干涉。也许会有其它的方面和事情会为新闻自由带来不良的影响。假如政府保护的所谓的新闻界的自由而忽视了各种各样社会的需要,政府也有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1999年的新的新闻界法规　(INDONESIAN　PRESS　LAW)　批准了700多个新的媒体的建立,　比在印尼庆祝第54周年国庆时多了两倍。但从本质来看,　媒体的增加对民众的新闻自由的实现还是不是很明显。因为,　现在在印尼每天的媒体多数只报有关示威的新闻,　和出现了很多没有品质保证的报纸、杂志、和政治漫画。这证明了这条新的法规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但在印尼人民的日常生活里,　还是很多提议说不但只有新闻界可以获得发言的自由,　人民也应该得到同等的待遇。

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总统在1999年上台后,　曾经在5月3日的UNESCO和东南亚新闻联盟(THE　SOUTHEAST　ASIAN　PRESS　ALLIANCE)典礼上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政府应该保护媒体使它不要受到不想得到自由的各方面力量的干扰。我的行政会盼望着新闻界自由的现象。”(“THE　GOVERNMENT　HAS　TO　PROTECT　THE　PRESS　FROM　THE　MANY　FORCES　WHO　DO　NOT　WANT　FREEDOM.　MY　ADMINISTRATION　LOOKS　WITH　RELISH　ON　THE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4]

只是在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总统确认新闻界自由的三天后,　准军事部队和瓦希德　(ABDURRAHMAN　WAHID)多年以来领导的基层穆斯林组织却攻击了国家的一家最大的日报,　印尼泗水(SURABAYA)发行的《爪哇报》(JAWA　POST)。这使《爪哇报》(JAWA　POST)　在那天被必关闭了一天。《爪哇报》(JAWA　POST)之前有登出一片批评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与他亲戚的文章就激怒了这些好战的年轻人组织。之后,　《爪哇报》　(JAWA　POST)　在报纸封面登出了该报的认错和道歉,　但是瓦希得　(ABDURRAHMAN　WAHID)　却为那些组织辩护。

虽然在2000年里没有发生过印尼新闻工作者被被捕,　但是很多关于攻击和威胁的报道。政治性组织与宗教性组织,　包括警察和军队在示威当中还是回使用暴力。根据东南亚新闻联盟的消息,现在的警察只负责对媒介使用暴力的20%。在当年东南亚新闻联盟(THE　SOUTHEAST　ASIAN　PRESS　ALLIANCE)　收到了几百封关于诽谤和不正确的报告的投诉信。

二、民主主义与印尼媒介

最近的印尼的媒介民主化已经看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在政治和印尼民主主义里,　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之前,　媒介的角色是很确切的,　它必须反映出政府好的一面,　否则它就要接受严重的后果了。所谓严重的后果就是记者被送入监狱、甚至被杀或者在传媒界里受到禁止。当中的例子:　一位印尼记者,　西亚富路顶　(FUAD　MUHAMMAD　SYAFRUDDIN),　因为他写了政府贪污的调查报告,　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在苏哈多时代,　有三个杂志被封闭了包括了最著名的新闻杂志:　时代(TEMPO)。时代(TEMPO)，此是因为当时登出了关于政府买了前东德的战船的争论,　而被禁止的。就算现在审查法律已被取消了,　媒介的角色还是很含糊的。

新制度(NEW　ORDER)的媒体是被政府控制的、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法律过程、甚至于被政府所拥有。十多年前的新制度(NEW　ORDER)　之间,　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并不像现在那么厉害。由于科技与经济不断地改变,　所以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也增加了。

很多人人为1998年苏哈多下台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当时媒体的醒目和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也是当中的原因的。虽然,　一个自由的媒体可以供给人民讯息,　而且也可以帮助决定一个理性的选择,　但是还是不会有太多关于媒体与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基础的关系的证据。

一位印尼媒体的高级领导,　威图拉儿(WIMAR　WITOELAR),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的同事还是在一间没有屋顶的屋子里蹲着,　担心着随时会落下的雨。因此,　他们必须继续写有关政府的报道,　而且也必须“决定他们是要真正的客观,　还是在基础的正面改造情况下才会变得客观”　(“DECIDE　WHETHER　THEY　REALLY　WANT　TO　BE　OBJECTIVE　OR　WHETHER　THEY　WANT　TO　BE　OBJECTIVE　IN　THE　SENSE　OF　BASICALLY　BEING　PRO-REFORM”)。[5]

三、印尼新闻界的改革

最近控制印尼媒体的法律并不是很多。事实上,　因为缺少政府条规,　道德的界限基本上是自觉性的。因此,　印尼媒体变成了一个缺乏经验的团体。这影响到了媒体的自由,　和它不再需要经过国家信息部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的严厉审查的作品。　所以,　这引起了一个问题:　如果媒体都在看着每一个人,　那么,　到底是谁在看着媒体呢?　审查法律的废除对西方国家的观察者来说,　会导致所有的后果必须是有建设性的;　自由发言权会导致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尽管如此,　自由化不是适合每个国家,　而且它导致的后果也不一定是好的。

经过了几十年的抑制,　印尼媒体的重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但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的开始。没有了审查法律,　媒体报道公正新闻的责任增加了,　尤其是它们的观众、听众、或者读者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没有被束缚的报道,　他们的反应会是不同的。自由的媒体会让众人从不同的讯息来源来发表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样一来,　印尼媒体至少会像西方国家的观察者所希望的那样,　就是变成真一个正自由的媒体。正如欧乐(Olle)　所建议的:在新制度之下,　为了要减少和西方国家媒体的差异,“从字里行间体会隐含之意”(“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是印尼媒体必须拥有的技术。现在,　受众也必须拥有同样的技术来估计哪些报道是不必或者需要注意的。　[6]

一个自由的媒体,　特别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里,对该国家会的稳定会带来两种影响:　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西方国家通常都认为自由的媒体会让大众可以提高他们个人的能力来建立自己的想法,　同时也能够尊敬其他人的意见。CPJ提议,　1999年平安夜发生的基督教堂爆炸案,　证明了　“尽管有怎样的危机气氛,　新闻报道的猛击带来了镇定的影响”　(“the　rush　of　media　coverage　had　a　soothing　effect,　despite　the　atmosphere　of　crisis.”)的事实。　这件事所指示的是,　媒体启发了事件和避免了谣言的传播。[7]

但是在许多的亚洲国家里,　宗教徒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一天比一天更加紧张。新制度其间,　媒体是被禁止报道有关宗教或民族的。　1999年的印尼新闻界法规　(Indonesian　Press　Law)　只是规定了“新闻工作者必须尊敬大众的宗教和道德规范”　(“respect　religious　and　moral　norms　of　the　public”)。　[8]　这又是成了另外一个矛盾:　这样一来,　政府和军队很有可能又再进行之前的　“任务”去限制印尼媒体的报道自由。

虽然CPJ(2000)提议媒体应该在一个危机的气氛里造出镇定的影响,

但在另外一方面,一个曾经被政权埋没的媒体自由,　现在却有煽动冲突的可能性。由于一些障碍和媒体可以自己谨慎地确认一个报道的真实性,　媒体看来可以在一个既不稳定,　又含有挑战性的环境里找到新的自由。但是还是要记得:　毫无根据的宗教和民族的报道可以煽动冲突。

曾经有过一个关于贿赂的报道。记者,　卡拉哈斑　(Hoesin　Kalahapan),　写了重造森林资金误用的报道后,　就被绑架,　被折磨了至少三次,　然后成功地逃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这证明记者在激怒的大众之下,　是不会得到法律保护的。很多人把这件残酷的事实看成是自由媒体的其中一个负面的后果。

专家威图拉儿(Wimar　Witoelar)意识到了最近的媒体作品是处于　“初期困难”,　因为媒体正在从无限的压制走向完全的自由。威图拉儿(Wimar　Witoelar)　觉得最近的媒体就像　“刚从严厉的学校毕业的孩子们,　在放假的第一天,　他们跑完了所有的沙地。在那其间,　他们虽然会遭到一些小麻烦,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很自由。”(“It’s　like　kids　being　let　out　of　a　very　tough　school　and　on　the　first　day　of　vacation,　they’re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sand　in　some　cases　a　little　bid　of　trouble,　but　basically　people　are　feeling　very　free.”)。[9]

所以,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　新媒体报道规定的缺乏对国家带来了正面性和负面性的影响。可以多让人民建立自己的想法是媒体自由的正面影响。但是,　媒体的自由也会导致在某些人些地方的民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冲突,　这样一来,　也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虽然在1998年,　苏哈多下台后,　多数的正式禁止已经被取消了,　但是印尼媒体如果要找到真正的自由还是要经过漫长的挣扎。从之前的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来看,　还有考虑到现在国内的新闻协会的指示,　印尼媒体必须要代表广泛的社会文化的交叉才会真正地找到完全的媒体自由。在政府少许的插手之下,　希望印尼的新闻协会可以帮助印尼媒体的改革,　同时也能够发展国家的文化和结合国家的种族。

结　论

1998年5月苏哈多总统下台后,　印尼的新闻界经历了许多的改革。虽然印尼新闻界比以前自由了许多,　但同时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由”的后果不一定永远都是好的。新闻工作者本身也不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们也经常会受到暴力攻击。

人民希望新闻界得到自由后,　会对社会与国家的结合带来贡献。差不多每天发生的示威,　和许多新媒体作品的出现,　证明了新的印尼媒体政策对社会也有相当的影响。

印尼政府还需要尽力解决国内最敏感的问题,　就是宗教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国际的焦点。最令政府懊恼的是,　政府不能偏于任何的民族和宗教,　所以谁对谁错是个很难判断的事情。新闻工作者因此也还不能太直接了当地写出有关宗教和民族的实情和评论。

印尼新闻界在未来的发展,　很重要的一点是看政府能不能对新闻传播提供较好的法律保护，包括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新闻传播者的人身保护。如果政府能保证新闻工作者的安全,　相信对媒体本身和国家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帮助。但是,　自由也一定带有负责任。自由的媒体必须对国家要有好处,　而不是对国家有害。

注释：

[1]

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n　the　Censor’s　Shadow:　Journalism　in　Suharto’s　Indonesia.　East　Timor:　Dili,　1991,　p.1.

[2]

Kingsbury,　D.　Culture　and　Politics:　Issues　in　Australian　Journalism　on　Indonesia,　1975-1993.　Sydney:　Griffith　University,　1997,　p.25.

[参考文献]

[1]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Country　Report:　Indonesia,　2000.

[2]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Journalism　in　Suharto’s　Indonesia.　East　Timor:　Dili,　1991.

[3]Cowan,　Edward.　New　Freedom:　Indonesian　Journalists　Tread　Lightly,　IPI　Report,　No.　4,　2000.

[4]Freedom　House.　Press　Freedom　Report,　‘Indonesia’,　2000.

[5]Kingsbury,　D.　Culture　and　Politics:　Issues　in　Australian　Journalism　on　Indonesia,　1975-1993.　Sydney:　Griffith　University,　1997.

[6]Olle,　John.　Sex,　money,　power,　Inside　Indonesia,　61　(Jan-March),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