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电视制作是电视传播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人种志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电视制作研究。通过制作人种志研究，可以揭示真实的电视制作条件、方法与过程，揭示各种隐秘的束缚，展现电视文化霸权的微观过程。同时，本文对如何辩证把握人种志方法，发展电视制作人种志，进行了具体论述。

[关键词] 人种志；电视制作；制作人种志；辩证逻辑

人种志（ethnography），就是研究者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其内部描述和解说有关意义与行为的调查研究方法。它最早是由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采用，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博阿斯（Boas）等，它是理解某一地区、某一群体文化的解释性方法。人种志方法同样可以运用于当代社会，目前这种调查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地被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的学者所采用。

一　人种志与电视制作研究

人类学与电影电视的联系早已有之，二者的结合发展为人类学的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不少助益；但人类学研究却似乎并没有为电视研究提供多大帮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语言传播学领域，较早地引入了人种志研究方法，发展了人种志传播学。如果从其开创者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的研究算起，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海姆斯通过运用田野调查法获得新鲜的第一手资料，考察语言在社区语境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它把交流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1]虽然名为“人种志传播学（交流学）”，但主要还是属于人种志语言学研究，聚焦于语言社区中某些特定的人群的语言、手势、动作等人际传播现象，它与语言的关系比与传播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其说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毋宁说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更为恰当。

作为调查研究方法的人种志同样适用于大众传播研究，尤其是电视研究。在电视传播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一是编码（Encoding）；二是解码（decoding）。然而电视研究数十年来却一直延续了文学研究的文本研究传统，将研究的焦点对准电视文本，对两个重要的领域特别是编码领域存在理论上的忽视。虽然为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少研究者对电视生产制作领域也进行了研究，但局限于理论研究的学者视野，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主观映射式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把电视传播这一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静态化：传者——文本——受众。笔者以为，我们更应该从动态的角度进行研究：编码——传输——解码。传输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领域，是为编码所形成的文本提供一个通达的信道；而编码与解码过程的人种志研究，分别形成了电视制作人种志（ethnography　of　production）与接受人种志（ethnography　of　reception）（“受众人种志”这一概念为静态化的，因此笔者认为用“接受人种志”更为恰当）。在电视受众研究方面，运用人种志方法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麦金利对《飞越伯弗利山》（Beverly　Hills）的受众研究，塔洛克对《神秘博士》（Doctor　Who）的受众研究和詹金斯对电视迷(television　fans)的研究。[2]人种志方法对于电视制作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性。约翰·塔洛克在对《神秘博士》的受众进行定性研究时就结合使用了“制作人种志”方法——为此，他曾于198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拍摄现场、办公室和餐厅内度过了6个月时间。[3]

电视编码，即电视制作，与电视接受相比，是一个群体性更为明显的工作。“电视的制作在许多方面很像工业产品的生产。这是一个分工细致而又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很高程度的标准化问题，比如要重复使用某些特殊的布景。每个阶段的工作都要由熟练的专门人员去完成。……然而，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过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电视制作还需要强烈的协作意识。”[4]　在整个电视制作过程中，涉及的东西极为复杂，不经过真实、深入的调查，不可能做出科学恰当的结论。以往那些对电视制作过程进行研究的人囿于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自然关系，往往只能把自身主观意识强加在这一过程之上。莱维—斯特劳斯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博阿斯曾邀请一位夸基尤特（Kwa-Kiutl）印第安人到纽约来作为他的信息提供者，而这个客人对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却无动于衷。他对那时在时报广场展出的小矮人、巨人和长胡子的女人，对自动售货机，以及对装饰楼梯底部的铜球都保持了他所有的求知的好奇心。他所感兴趣的都包含了他自己的文化，他试图在我们的文化的某些方面辨认出的也仅仅是他自己的文化。[5]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在潜意识中都拒不承认文化差异这个事实，宁可把与我们的生活所遵循的规范不符合的一切，统统逐出文化，退回自然中去。对于这种情况，布尔迪厄提出的“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一研究背后的理念，就是要颠覆观察研究者与他研究的世界之间的自然关系，就是要使那些通俗常见的变得不同寻常，使那些不同寻常的变得通俗常见，以便明确清晰地展示上面两种情况中都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它要求研究者与他所固守和追随的那些隐藏最深、最不自觉的因素相决裂……也就是说，参与性对象化要求研究者全面摆脱与他们竭尽全力所要知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6]，这是具有鲜明的人种志调查特征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地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于电视制作，很容易从内部揭示媒介体制内鲜为人知或为人所忽略的东西，既可以是破坏性的揭露，也可以成为建设性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揭秘电视制作过程的一些书籍都非常畅销，比如国内的《见证<焦点访谈>》、《<焦点访谈>红皮书》、《焦点外的时空》等，一些成名的电视主持人或记者所写的书，其卖点也在于揭示与其职业相关的经历，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如《记者档案》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学术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对这个特殊的群体进行人种志研究。这些都是“电视制作者文本”（包括他们的书籍、文章、演讲、谈话、照片等）。但是仅仅通过这些公开的电视制作者文本是不足以揭示电视制作的真实过程的，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材料非常容易被操纵、选择和编辑，不能为了获取支持研究者自己的预设假说或理论的证据而对电视制作人文本进行“打劫”（poach），他们的反思性自述不能独立说明什么问题，不能仅仅将注意力聚焦在他们的公开语言主张上，只看这些主张的表面意义，而应该关注这些主张中的空白和变位。因为这些述行性话语，不是电视制作中意义和快感的真相，电视制作人文本，绝不是一种纯洁的知识。当然电视制作的真实过程应是罗兰·巴特所谓的“能引人写作之文”，它并非成品，在书肆汲汲翻寻，必劳而无功，它在某些公开作品中偶一露面，倏忽而逝，躲躲闪闪地呈现。[7]　打入其内部，进行人种志描述和解说，就成为制作人种志研究的任务。

根据布尔迪厄的场理论，在电视制作领域，某个人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并不是他主观上想如此，而是他所在的场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处的结构以及他们在此结构中所占有的位置的限制，“必须看到他只不过是一个结构的某种副现象而已，就像是一个电子，是一个场的某种反映。如果不了解造就了他并赋予他微薄的力量的那个场，就什么也不可能明白。”[8]比如，电视演播室节目制作，“演播台上的可见掩盖了台下的不可见：透过建构出来的可见，我们无法看见进行建构的社会条件。”[9]演播程序是如何策划敲定的，演播脚本对节目现场具有怎样的束缚等，这些方法与过程，都可以通过人种志方法得以研究和展现，揭示某些圈内秘传的生产条件、生产方法与生产过程，揭示电视制作领域不同角色的人所经受的种种“隐秘的束缚”，从而揭示媒体文化霸权的微观过程。例如，阿尔瓦拉多和布斯科姆能够考察《黑兹尔》(HAZELL)的场景设计及色彩运用与英国电视的政治经济、与灯光专业人士的亚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10]

采用人种志方法，还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揭示电视制作过程中的“自我审查”机制。电视制作者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也在不断界定自己的文化，在社会语境中建构自己的群体。在电视制作者群体中，存在一些内部认可的价值标准和原则。这些大都在同行中形成为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虽然并不形诸文字，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但它们却具有群体内通行的能力。布尔迪厄认为，这种行业群体内的“自律”，“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把它看成一种具有同样效果的审查，甚至更为有效，因为它的宗旨较之中央官僚主义，明确的政治干涉更难以觉察。”　[11]进行人种志描述和分析，对这些控制机制进行清晰的展呈，揭示电视文化霸权的微观过程，“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地受到社会机制的支配，这种意识便会产生解放的效应。”[12]

二　人种志方法的辩证逻辑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人种志研究方法历来就存在很多争论，主要是人种志方法的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问题；事实与理论、局部与总体问题。

在自然科学中，由量子理论引出了海森伯测不准原理，该原理大意是：我们无法预测一套系统的精确状态，因为测量过程本身就会改变它。在一定意义上讲，该原理对社会科学同样适用。只要你去调查、去研究，其结果不可能不带有调查研究者的主观印记，只能说尽量去保证和维持观察场景的自然性。人种志的田野研究作为非实验性研究方法之一，其特点之一就是顾及了场景的自然性，“研究者走向自然环境（他们的劳动场所）中的参与者，而不是让参与者走向研究者（实验室或大学校园）”　（RESEARCHERS　GO　TO　THE　PARTICIPANTS　IN　THEIR　NATURAL　SETTING　(THEIR　WORKPLACE)　INSTEAD　OF　HAVING　THE　PARTICIPANT　COME　TO　THE　RESEARCHER　(THE　LABORATORY　OR　COLLEGE　CAMPUS).）。[13]麦金利在进行接受人种志研究时也特别注意去得到观看场景的自然性，她通过她的各种工作关系选择了那些通常聚在一起观看电视的由朋友组成的小组。然后，她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由调查对象找到了更多的调查对象，进一步扩大了采访范围。所有这些人都自认为是《飞越贝弗利山》的电视迷，来自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层。除了有一次在她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不愉快的采访之外，其他采访都是在被采访者的家里和宿舍中进行的。[14]

人种志调查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既可以是保持距离，也可以参与其中。公开调查在道德上更加可取，而隐蔽式调查意味着研究者对观察对象的渗透程度更深，以某种方式对可能歪曲或伤害群体成员的信息予以公开的可能性更大；参与式调查允许自我以群体一员的身份对群体进行观察，它具有更彻底的人种志特征。

人种志研究者需要避免仅仅提供关于群体如何行事与如何感知其世界的一种功能性叙述，只提供大量的描述性内容，而缺乏这一群体在某种社会秩序中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方面更具结构意味的视角，缺少解释或理论建构。这就涉及到另一问题：如何把握人种志调查的局部性、事实性与总体化、理论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仅仅全神贯注于种种特殊现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欣赏着人类本身的千姿百态，而缺少了总体化的关怀与理论建构，因为好的理论只能揭示和反映事实，而不等于事实。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就在于它千样百种，变化万端，而不是理论。卡西尔在论及历史学时曾说，“历史学本身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结构框架，就会在无限大量的无条理的事实面前不知所措，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普遍的结构框架，它才能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整理和组织。”[15]面对这些电视制作人文本，应该运用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想像力”（SOCIAL　IMAGINATION），“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16]那样的想像能够往返于生活数据细节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更为广义的问题之间，用局部对总体进行缝缀，结合更具总体性的传播理论与生产的局部化人种志，把“此时此地”——局部、部分和破碎的微叙事——语境化，与其传输、接受等联系起来，发展一种既具有细密性和足够的局部性，又在理论上具有联系性和总体化特征的电视制作研究方法。

三　结语

人种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完全可以运用于电视制作研究的。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开展电视制作人种志研究，能够揭示一些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揭示的东西——电视制作条件、方法与过程，各种形式的“自我审查”，透析电视文化霸权的微观过程，而且可以改变目前电视制作研究停滞不前的现状，从而为电视制作研究走向历史化、语境化，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促进电视文化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这也需要从事制作人种志研究的研究者认真度量和把握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局部与总体、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辩证逻辑，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

注释：

[1]　Hymes，Dell(1964):“Introduction: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66:6,　part　2.

[2]　McKinley,　E.　Graham　（1997）:　Beverly　Hills,　90210:　television,　gender,　and　ident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ulloch,　J.　and　Alvarado,　M.　（1983）:　Doctor　Who:　the　unfolding　text.　Basingstoke:　Macmillan;　Jenkins,　Henry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3]　[14]　[英]约翰·塔洛克：《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318页。

[4]　[英]尼克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5][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6]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376页。

[7]　罗兰·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8][9]　[11]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63页，36页。

[10]　Alvarado,Manuel　and　Buscombe,Ed　（1978）:　Hazell:　the　making　of　a　TV　series.　London:　Latimer/British　Film　Institute.

[12]　伊内斯·香佩：《引言·致读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

[13]　Dominic　A.　Infante,　Andrew　S.　Rancer　&　Deanna　F.　Womack　1993:　Build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Second　edition.　Waveland　Press,　Inc.　p511-512.

[15]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16]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