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西部电视业以及文化产业的角度提出“西部电视特区”的概念，并分别从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以及经济特区和行政特区对其做了学理层面的渊源阐释。

【关键词】：西部电视特区　文化产业　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　经济特区　行政特区

西部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西部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更是西部电视业发展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以及西部电视的发展在全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环境中遭遇冲击，使得西部电视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电视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订战略的依据不仅包括本国（地区）据以发展的各项因素和国际背景及世界传媒业业已形成的格局与发展潮流，还必须有一套从内外部与之相适应并且是互相适应的战略与文化价值观。在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国内传媒业的竞争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下西部电视的生存空间。西部电视的“自然（特别是地缘条件）、经济、价值观等弱自增长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资乘数效应的漏损效应”　①。通过对西部电视发展之路的探寻，我们认为，不论从西部电视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进行更加宏观的彻底的改革尝试，不但是一条具有突破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电视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必要举措。

一、概念阐释

面对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时代，西部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残守缺中陶醉，不能守着陈年老店苟延，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电视业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因此西部电视业需要解除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创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鉴经济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像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西部电视特区”。

“西部电视特区”，旨在为探索中国广播电视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新道路，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搭建一实验平台。其实质就在于：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前提下，摒弃庸俗、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通过理念、体制方面的变革和资源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在体制上政策上市场培育上得到的更多优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传媒区域扩张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过不停地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扩张，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传媒扩张有直接关系。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分别颁布法律，取消了对广电领域的国营垄断，从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的出台，为传媒企业尤其是广电集团的兼并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以至产生了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介巨人。西部电视特区即希望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克服现行我国媒介制度结构的矛盾，将西部电视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与相应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国电视业的全面发展。

二、渊源阐释

在全国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西部电视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由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我们提出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西部电视特区的理论设想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非均衡理论”。　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一个“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规则，特殊的办事效率，使特区由此实现跨越式的腾飞。“西部电视特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区”，在现实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为“电视特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理论渊源——西方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针对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与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观点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均主张不平衡增长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进行，其它部门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认为，发展的历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它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经济发展通常类似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发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维持紧张、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重点战略部门、区域投资，当这些部门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957年，迈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也对“稳定”、“均衡”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生产要素高密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则会使生产要素向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流效应的作用却是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但是，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在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区域发展存在两个相关关系:同富国相比，穷国国内的地区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国的地区不平衡在缩小，而穷国的不平衡在扩大。这两个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展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迈达尔还指出，一个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地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区际贸易、资本流动、移民等经济运动虽可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反过来对不发达地区产生强烈的“回流”效应。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效益的驱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形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亦即：区域经济增长中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通过种种政策手段使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目的地发展。

国内区域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开发模式，如“梯度推移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点一轴开发论”、“优区位开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特定时段的区域开发战略起了重大指导作用。非均衡开发模式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帮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内地战略及“三步走”目标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发展布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西部电视特区”的思路更是直接来源于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经济特区”、　“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思想。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具体应用于操作层面是指区域内某一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并通过点——轴渐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西部电视业的主要思路是先对西部部分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其先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电视业发展，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部电视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西部地区或在西部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行改革试验，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电视产业政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灵活的电视管理体制，以此推动地区电视业的迅速发展。

2、西部电视特区的现实渊源―――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经济特区的启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来说并不稀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改革航船刚刚启航的1980年，另一次发生在世纪之交。建国之初，国家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线是基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过分强调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向西大转移”的方针：“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占到57．5％。其结果是，虽然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区域经济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优先地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的发展”的大思路，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而且为特区的诞生助产。实践证明，“特区”对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部分地区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又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2）、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构想下，我国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别对香港、澳门顺利地进行了交接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构想已在香港成功实践，并正在澳门实施。特别行政区保证了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并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用非常规的发展思路解决问题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艺术的结晶。它们（特别是“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结果，邓小平独创性地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到经济领域，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

3、西部电视特区的应用

现在，我们再次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电视产业发展上面：设立“文化特区”、“电视特区”，政府给出政策，先行发展某一地区文化电视事业，利用地区的资源、财力、管理、技术、人才、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发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过发展，对其他地区起一个示范和鼓舞作用，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道路，最终带动整个文化电视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这样有长期计划经济、而且有高度集中习惯意识背景的国家中，政策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差异与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别强的。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崛起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重镇，浦东从一片穷荒之地崛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东南沿海经济　起飞有五大因素：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个因素而没有后两个因素，东南沿海经济是　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局面的。”　③实际上，特区因素归根结底也属于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广东、深圳，一批新闻传媒乘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凭借经济迅速强大的区位优势，率先突破地区经营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财富的信息时代，伴随着传媒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在中国日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传媒开始直接介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交织的重要角色，沿海媒体充分利用这一先机和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政策给其媒体、带来的巨大政策优势，抢先发展——优先吸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源，也包括传媒经济资源，加快地方传媒经济资源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也包括地方传媒人才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使沿海传媒成熟并优先成长起来。

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对于“特区”的探索要给予充分的政策宽容，在行业准入、信息发布、资本融通、运行体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尝试与传统媒体比较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特区”政策举措，并允许在探索中暂时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主管部门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将是“特区”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具操作意义的是，西部地广人稀，地处边远，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均落后于东部，改革纵有不太顺利之处，对全局影响不大，而若有成功经验的话，更易于推广，所以西部电视媒介的改革，西部电视特区的设立是可行的。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那么，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文化（电视）特区”的设立应该在西部，以文化（电视）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建立　“西部电视特区”，发展西部电视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推进国家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西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黄汝德著《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载《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②刘吉端《国外二十种经济发展学说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304期，第17一180页

③黄寅逵《长江流域沪蓉经济合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参考文献：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飞译：《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徐逢贤：《跨世纪难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蔡尚伟、陈怡：《“西部卫视联合体”—西部电视大发展的现实出路》，《南方电视学刊》，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