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今年作诗韵研究的时候，无意中见到明代《格致丛书》本《新刻韵学大成》。该书前十二卷名为《新刻韵学大成》（其书题为《新刻韵学大成》，实则为《韵学事类》，原因后述），后有《文会堂诗韵》五卷。因研究的需要附带对此书作文献功课，在汇集、查找各种资料的时候逐渐发现了一些明代刊印丛书极不好的风气，现从《新刻韵学大成》为开端以求教各位老师、前辈。

一

笔者所见到的《新刻韵学大成》题济南李攀龙编辑，钱塘胡文焕校删。

李攀龙，字于鳞，济南人。以诗名于时，著有《沧溟集》、《古今诗删》等书，时人称之为“后七子”。《明史·文苑传》：“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顺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荐，擢陕西提学副使。……隆庆改元，荐起浙江副使，改参政，擢河南按察使。”李攀龙还有一部韵府类的书，名为《韵学大成》，该书共十二卷，又称《古今名家韵学渊学大成》，唐顺之校正。这部书主要是为了学者作诗检查韵脚，查索故实而编撰的。按平水韵编次，同时注了《广韵》韵部，每韵之字首列切语，次释字义。“其下随按类罗列辞藻，而后汇集诗料，举凡古人诗章，其韵脚有所列字者，皆为搜辑。”

李氏此书与王世贞《韵学全书》体例略同，为清代《佩文韵府》的先导。“援引博洽，实足为作文者检查之资，然于古今韵脚之分合，反切等呼之审辨，尚茫然无所知也。”

《四库全书》对李氏此书在韵藻上的评价很高，这应该归功于李攀龙所倡导的古文作诗。因为李氏在作诗上要求尽量的和古文相印合，而且也是身体力行，虽然其诗被当时很多学者笑为迂腐之作，但是李氏对于典故、章句方面的功底却因其文学上的主张要比同时代其他诗人、学者扎实、深厚。

胡文焕，明万历至天启间人，字德甫，一字德父，号全庵，一号抱琴居士，钱塘人（注：此处稍有异议，《两浙著述考》当中记载了胡文焕的多部著作，其籍贯有署钱塘也有署仁和。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当中胡文焕条，记的是仁和，但却把胡氏所在朝代弄错。据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新刻韵学大成》正文，是钱塘。），明代书坊主、藏书家，同时也是位词人、戏曲家。胡氏为明代较有名的坊肆老板，刻书达百种之多，其总店名“文会堂”，设在杭州；分店名为“思莼馆”，在金。胡氏刻书以丛书闻名于刻版界，除《格致丛书》外，还有《寿养丛书》、《胡氏粹编五种》等。胡文焕把他出版、刊刻的很多书籍都归入《格致丛书》当中，该书所收均为古今考证名物专著，包括名物、训诂、文学、艺术等书，其中以明人著述为多。因此书随刊随印，成书种数各本不同。该书手写上版，写刻工致，书中收有很多珍函、秘册，文学价值颇大，流传至今，为我们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新刻韵学大成》十二卷，只有上下平声，无上去人。目次按平水韵编，上下平声各为六卷。正文每一韵字下除反切、释义外，还有包括该韵字的诗文举例和“韵藻”。因其只有平声部，所以在选材范围上不仅和《佩文韵府》相去甚远，即便是与前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相比也略显逊色。

对于《新刻韵学大成》，《四库提要》有些介绍，“旧本题李攀龙撰，分韵隶事，惟有上下平声，盖仅备律诗之用，庞杂弇陋”。因为年代的关系，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四库提要》中的“旧本”指的是哪个本子，是胡文焕校之前，还是李氏原本，抑或伪托之作。我们只能从《格致丛书》本《新刻韵学大成》本身来找一下线索。胡氏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记载：

《韵学大成》一书，其有裨于诗家。盖将籍其事类，而非藉其韵也。故有韵而无事类者，余尽削之。且非独韵之为，然即诗料亦尽削之。削之者，以其无所藉也；而藉之者，无以长其心思，入其化域也，乃若《韵府群玉》也者。事复备于此者也。苟不切于诗家之籍，弗录矣。反韵宜录也，然而又非诗家之恒体，弗录矣。

夫事不贵多，而贵切；体不贵备，而贵恒。此余《韵学事类》所由作也。事类独挺，检阅必利。宁不更为有裨乎？并此而忘之者，斯又诗家之神矣。故藉此者，必至于忘此而后可。

从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胡文焕收录李攀龙的《韵学大成》时，做了四个方面的删除。一是“有韵而无事类者”，也就是只有韵字而没有“韵藻”的条目，胡氏删除了。二是“非独韵之为，然即诗料亦尽削之”。三是“不切于诗家之藉”，弗录。这个指的应当是个别的“韵藻”，或是诗文的举例，胡氏认为不符合诗人作诗引用的惯例，而删除的。四是“反韵宜录也，然而又非诗家之恒体”，弗录。

经过胡文焕编辑修改过的《新刻韵学大成》变得面目全非，其学术价值大大打了折扣。书中有很多韵字没有给出反切，而且当中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寻，想必是胡氏认为这些字并非为作诗常用的。或者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从宋代的《广韵》到明代的《中原音韵》，几百年过去了，语音发生了变化，胡氏自己也拿捏不准，而且胡文焕本人的音韵修养不太高明，这一点从他编的《文会堂词韵》当中诗韵、词韵的混淆就可窥一二。清初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胡文焕《词韵》，三声用曲韵，而入声用诗韵，居然大盲。”

胡文焕认为编写韵府的首要原则是所选“韵藻”要合于诗人作诗的惯例，也就是他所谓的“恒体”。作为一个书商，胡文焕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但是论起诗文方面的功力，和“后七子”之首的李攀龙相差甚远。因此校删出来的书被《四库提要》斥之为“庞杂弇陋”，如果《四库全书》收录此书是当时某个地方官员采进的《格致丛书》本，也就是胡文焕校删后的本子，被称为“伪托之作”也不奇怪。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序言的后一段有这样的一句：“此余《韵学事类》所由作也”，这是怎么回事？这部书的名字不是《新刻韵学大成》吗，按照上下句的意思应该是“此余《新刻韵学大成》所由作也”，怎么突兀地冒出个《韵学事类》？难道是写序的时候胡文焕自己糊涂了，写错了？还有，究竟二者是什么关系？

这里涉及到一个明代刊刻丛书的普遍现象，我们下面就来结合《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的关系解释这个问题。

二

笔者曾经到过国家图书馆查找《韵学事类》一书，该馆除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的明代本，还有三个版本《格致丛书》当中都收有《韵学事类》一书。之所以会有三个版本的《格致丛书》，因为明代胡氏刊刻此书的时候，经常是每每有新书刊印完毕之后，就冠以《格致丛书》的名头出版，往往是出几套书就配一个目录，而每套《格致丛书》都不尽相同，到了现代究竟还有哪家图书馆藏有全套的《格致丛书》也无法考证了。像国家图书馆有三套，最多的有三百多种书，最少的有六十多种。

当查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韵学事类》时候，发现除了书缝上一个刻印“韵学事类”一个刻印“新刻韵学大成”外，两本书竟然是完全一样的。无论是序言的内容，还是目录、正文、排版的格式，甚至到刊印的错误都是完全相同的。举个例子，上平声，卷六，十五删。笔者手中的本子该页“十”字因为刊刻的关系，少了横的左半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的本子是用自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明代本，子179—454页上也是一模一样地少了左边的横。    为什么两部书是如此一致呢，这种情况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格致丛书》刊印的时代和当时丛书刊印的风气来深入了解。

叶德辉先生在《书林清话》中谈到“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时这样说：“至晚季胡文焕《格致丛书》……，割裂首尾，改头换面，直得谓之焚书，不得之刻书矣。”王辟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写道：“惟明人习气，喜立新名，兼好删节，……如仁和胡文焕之《格致丛书》所收至三四百种，名目炫异，尤为猥滥，如……皆荒谬可笑者也”。

较之叶、汪两位先生的看法，《四库大辞典》对变幻名目的原因介绍得更加详细：“……本书所收均为古今考证名物专著，包括名物、训诂、文学、艺术等书，其中以明人著述为多。因此书随刊随印，成书种数各本不同。邵懿辰谓‘初编四十六种，二编三百四十种’。后也互相补配，传本益纷。……朱氏《汇刻书目》著录为二百零六种，《四库全书总目》据江苏巡抚采进本著录此书一百八十一种。并云：‘所列诸书，亦无定数，随印数十种，即随刻一目录。意在变幻，以新耳目，冀在多售。故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书凡几种……”

这段话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明人刊刻丛书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割裂首尾，改头换面”；二、《格致丛书》也好，还是同时代的其他丛书，如此变幻名目旨在“多售”，也就是追求商业利益。

《新刻韵学大成》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印书背景，就可解释为什么两部书如此的一致。而胡文焕在刊印该书时作假的功夫还是不到家，竟然忘了把自己写过序当中的“此余《韵学事类》所由作也”改成“此余《新刻韵学大成》所由作也”。也算得上造假当中的低手。

如此我们也可以大胆地确定，如果胡文焕是从李攀龙的《韵学大成》当中在削减的情况下提出平声部分，编撰的《韵学大成》；如果胡文焕是为了当时的商业利益，再把《韵学事类》和《文会堂诗韵》合并在一起冠名《新刻韵学大成》，那么，这部《新刻韵学大成》就连伪书也算不上，当是“伪书中的伪书”。

而且，在《格致丛书》当中也不仅仅是一部《新刻韵学大成》如此杂凑，如《玉海纪诗》是胡文焕从《玉海》当中挑出诗类一门编成。黄记校元代本宋提刑《洗怨录》时说：“胡文焕复本，文理略同，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书，能翻刻之，可谓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设条目，何耶？”

黄氏不仅指出了胡文焕在刊印《洗怨录》时做的“手脚”，而且也和汪先生一样说出了明代刻书这种改头换面的风气，这种风气弥漫其时整个刻书行业，绝不单单出现在胡文焕的“文会堂”一家，一部《格致丛书》。

三

张之洞《书目答问》云：“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藉，搜残存佚，为功尤钜，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由此可见丛书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是何等重要，但是历代刻印丛书的质量、风格也不全相同，读书人在选择时候则需慎之又慎。

明代刊刻的丛书很多，《馀若郎刻五雅》、《中都四子》、《周秦十一子》、《吴刻十二子》、《崇德堂二十子》、《宋左如圭百川学海》、《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古今逸史》、《说郛》、《稗海》、《格致丛书》、《秘册会函》、《宝颜堂秘笈》、《稽古堂日钞》、《古今说海》、《唐宋丛书》等。明代人虽“嗜奇博爱，镌刻丛书”，但是“猥琐庸滥之作”实占了不少。改换名目、添改脱误、字体之陋，存在的毛病实在多多。

前文中说的《新刻韵学大成》与《韵学事类》仅仅是一部丛书当中的例子，除《格致丛书》外，还有很多丛书存在这些问题。如明初陶宗仪在《类说》基础上，采集经史，收纳杂说，扩充篇目刊印《说郛》一百卷。但是陶氏此书材料多来源类书，无原本，想必割裂原本，只存鳞爪。锺惺的《秘书十八种》，分为二集。初集收《逸周书》、《韩诗外传》、《盐铁论》等，二集收《春秋繁露》、《易林》、《大戴记》、《文心雕龙》等。这些收的都是全书，但其中《外史三坟书》是后人伪撰，也被列入“秘书”。还有姚溪居士的《五朝小说》，其书分魏晋小说、唐人小说、宋人小说，当中有很多地方作了删节，甚至改了作者，另立新目。还有《百川学海》，这部书是明人偶然得到翻刻宋本，虽然内容零乱，但是还是一部比较珍贵的书。可是明人对此书一续再续，像吴永之《续百川学海》、《再续百川学海》、《三续百川学海》，还有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都是依据左如圭本的旧例，无甚创新。冯氏的《广百川学海》和《正续说郛》刻版相同，所以《四库存目》疑为书商从《说郛》当中抽调了一百三十种，重新刊印欺世谋利。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明代丛书和每部丛书当中的古籍都一无是处。雕刻精湛、摭拾丰富的大有人在。像程荣的《汉魏丛书》、顾元庆的《文房小说》、商浚的《稗海》、锺人杰的《唐宋丛书》、吴琯的《古今逸史》、陆楫的《古今说海》等。

但诸如《新刻韵学大成》之流的“伪书中的伪书”确是给当时和后世的读书人造成了无穷的麻烦。但是当我们认识到了明人编书的这种“坏习惯”，就可以解释其中的某些现象，并在研究工作中，考虑到各种因素，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这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在做历史的语言研究时，所依据的文献的重要性。资料选择的怎么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语言文献的比勘互证工作必不可少，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因素，得出来的研究结果必然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