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出版学应该与新闻学一样,并列为二级学科。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要有针对性,应该和出版实践紧密结合。要为出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实用人才。培养编辑出版人才更要强调德育为先。对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师的要求,不仅要有专业修养和教育经验,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更要有相当高的境界。编辑应具有专业知识作背景,出版社从社会上进人要补编辑出版业务这一课。出版社录用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要实事求是。骨干课程的设置应适合人才战略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要贴近编辑出版工作的实际。
【摘 要 题】编辑学
【关 键 词】编辑出版学/出版人才/人才战略
【正 文】
一、编辑学的崛起和出版教育的发展
根据现在的了解,编辑学发源于中国。1947年就有人在广州的大学讲授编辑学的课程,1949年3月就有人出版了第一本编辑学著作,这个人就是广东国民大学教授李次民先生。新中国成立后,讲编辑学的课,出版编辑学著作也陆续不断,时有所闻。改革开放以后,编辑学的研究迅速崛起,高校的出版教育也得到了发展。我国高校最早办出版教育专业的是武汉大学,他们在新华书店总店的支持下,率先办起了图书发行学专业,时间是1983年9月。1984年7月,胡乔木同志写信给教育部,建议设立编辑学专业。1985年,开始在北大、清华、南开试办。从这个时候起,编辑学专业与图书发行学专业同时并存。两个专业的学科定位和教育内容尽管显得稚嫩,还是比较清楚的。1985年以来,经过20年的奋斗,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是很大的。原因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和教育界的努力分不开的。现在有多少个专业,说法不一,有的说40多个,有的说70多个,也有的说100多个。究竟多少个,不那么肯定。有人根据教育部掌握的资料说是40多个,我倾向于这个数字,但也并不排斥其他的数字,因为无风不起浪,出现不同说法,总是有点原因的。但不管有多少个,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比10年前是大大地发展了。目前的问题是这个专业发展不平衡,有的办得好一点,有的问题不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总的看,包括办得好的在内,都迫切需要总结和提高。
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出现。为什么原来是两个本科专业,即编辑学专业和图书发行学专业。现在变成了一个专业,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是1998年,教育部为了修订本科专业目录,把图书发行学专业和编辑学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专业”,从此就产生了“编辑出版学”这样一门学问。从直观看,这个专业把编辑学、出版学、图书发行学都包括了,专业的口径是宽了,但它的内容却杂了。像出版这样一个行业,其中的学问是五花八门的,比方说装帧设计学、出版经济学、印刷学,其中的学问就很多很大,一个“编辑出版学专业”是很难包括得了的。乍看起来一个行业一个专业,清清楚楚,其实是削弱了编辑学、图书发行学的专业特色,淡化了这些专业的特殊要求。合并在一起,看起来学的知识面宽了,其实是掌握的知识浅了。这种专业毕业生,对出版社工作的方方面面,道理上似乎都知道一些,但这种人当不了编辑,也不一定善于搞营销,只能打打杂。出版社对这样的人,也确实难安排,不一定要。特别是大出版、大编辑,把书、报、刊、电子出版、电影电视,统统包括在内。一个人不可能在几年的大学生活中掌握那么多学问。否则,就是把知识看得太简单了。所以,编辑出版学专业实在不像是一个专业,至少是包括几个专业,如编辑学专业、图书发行学专业,出版经营管理专业,或者说像是一个系的架势。
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内容,现在有点杂,有人说和提出大出版、提倡建立普通编辑学有关。这种看法,很难苟同。
出版有多大,是客观存在,叫它大出版也行,但不等于是一个大专业,出版涉及的内容很多,应该多设几个专业,为什么只能有一个专业呢?至于有人把出现这种情况和建立普通编辑学联系在一起,这是没有根据的。这和创建普通编辑学没有任何关系。普通编辑学是研究各种编辑活动的共性、它们的普遍规律的学问。比如研究法学,研究一般的法学理论,但不研究各种法律知识,像宪法、民法、刑法、国际法……,一个研究法学的专家,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他只能精通其中的一门、两门。又比如经济学,也是一门大学问,其中的名堂可多了,每一种都深入掌握,也不可能。普通编辑学也是这样,它只研究各种编辑活动的共同规律,但不研究各门类出版物的编辑工作,如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报纸编辑学、电影电视编辑学、电子出版物编辑学等各种编辑工作的特殊知识。
我们现在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包括内容很多,面很宽,又是教育部公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当中规定的专业,想改也改不了。在这种情况下,给学生教点什么,就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专业课怎么开,就变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再加上一些学校受到师资的限制,因师设课,为老师而开课,只要凑满学时,就可以毕业。这样教出来的学生,不要说出版社不好收,哪个单位也不好收。有的出版社不要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也就容易理解了。
二、出版学应该与新闻学一样,并列为二级学科
根据我不成熟的看法,要办好出版教育,首先要解决学科定位问题。编辑出版学专业包括了许许多多出版工作需要的各种知识。有人主张干脆把编辑出版学专业改为出版学专业,以为这样就“名正言顺”了。其实这同样解决不了出版工作需要的各种人才。因为,出版学按它涵盖的知识领域,决不能只是一个专业,应该是地地道道的二级学科,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面,成为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的二级学科。在出版学这个二级学科下面,再设几个不同的专业,那就可以理顺了。如果出版学不能成为二级学科,仍然只是一种专业,那它必然落得什么都得学一点、什么都不深的局面。名为编辑学或出版学,实际是各搞各的,课程设置难免庞杂混乱。落到编辑方面,那就只能是学一点技巧、技能、操作方法。这就是有的人说的编辑工作很简单、不复杂的原因。在持这种观点者看来,编辑根本不用讲导向,不用讲文化含量,也不讲美学、工艺,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充其量是一个编书匠而已。这是看人挑担不吃力。好像外面人看厨房里的厨师,就是切瓜切菜,没有看到厨师要给菜定色、定香、定味,炒菜还要看火候,调料还要看先后,同样一个厨师,做同样一个菜,可以是川菜、也可以是粤菜、淮扬菜……。各大菜系各有自己的理论、制作方式、风味等,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何况,编辑劳动的个性化很强,每一本稿子所面临的内容不一样,问题也不一样,怎么能说只是一种技巧、一种操作方式呢?武大的图书发行学专业很有名,培养了许多人才,不少已成为省以上书店的经理,做出了很好的业绩。但请他们去当编辑,就不一定都能得心应手,因为这个专业本来就不是培养编辑的,也不应该用编辑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但它现在也属于编辑出版学专业。
编辑工作所面对的书稿,涉及到所有的学科,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林林总总。所以,各校的专业必须有明确的定位,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三、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要有针对性、要和出版实践紧密结合
办编辑出版学专业首先要明确具体的办学目标,就是要加强教育的针对性,要因时因地制宜,搞出自己的特色,如北大的古文献专业,就专门培养古籍整理的学生,培养的要求很明确、具体,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好解决。各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提出自己的重点或侧重点,如搞书刊编辑学专业,新闻编辑学专业,电视编辑学专业;或者是搞纸质媒体编辑学专业,电子媒介编辑学专业;也可以搞社科书刊编辑学专业,科技书刊编辑学专业,教材编辑学专业,少年儿童书刊编辑学专业,等等。当然,这样办学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必须更多地依靠相关的出版单位,它也会逼着你去加强教育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
出版教育应该和出版实践紧密地结合。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有的学校做得不错,有的则不够、或者说很不够。应该说编辑学专业是一种实用型专业,必须和实际工作部门紧密结合,不管你这个学校多么名牌、多么权威。你办出版教育就必须放下架子,向出版社求教。也许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出版社的基本作者、骨干作者,平时见了编辑也不放在心上。但你在办出版教育的时候,到出版社去,你就是学生,必须虚心求教。我们有的大学与出版部门的关系搞得比较好,如武汉大学,他们得到湖北出版部门的支持、帮助,教育工作也很有成绩。但有的大学,在这方面差一点,应该改进。出版教育能否与出版实践相结合是出版教育成败的关键,这一点务必加以重视。
四、要为出版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实用人才
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根据出版业的实际需要来确定。当前迫切需要的是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实用人才。这个提法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在“理解”上,有人把重点放在“实用”两字上,而不去强调高素质复合型,还批评我们的出版教育重理论、轻操作,要求弱化编辑的选择功能、把关功能,要求加强包装、营销功能,多讲实际操作的课程。有的人还以外国作例子,说美国就是只讲操作、不讲理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出版教育就会从高等学校退出来,因为光讲操作,就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编辑工作不复杂”,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本科专业;像有的国家那样,只办一个职业学校就可以了。操作能力不是不要讲,但只讲操作,根本就谈不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图书毕竟是精神产品,要讲思想导向、要讲文化品位、要讲知识含量,如果当编辑的本身知识不多,他就不可能编出富有知识的图书;如果编辑本身思想品位、精神境界不高,你要他去编出高品位、高境界的图书,那也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的事。所以,高素质人才不仅仅是能力,重要的是要有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品位、精神境界、职业道德,也就是要加强思想理论和品德教育的课程。
(一)培养编辑出版人才更要强调德育为先
在全国加强和改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高校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方针。什么是德育为先?就是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强调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近几年来,党和政府一再要求贯彻素质教育的方针,但有的人把它理解为重智轻德、重理轻文,这是片面的,实际上是急功近利、浮躁心态的反映。结果造成有些大学生信仰迷茫,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不强。目前教育中忽视人格塑造、不谈操守形成和道德教育缺失的状况是很危险的。我们培养的学生如果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集体,不关心民族的未来,那只能是教育的失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有西方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有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影响,加上经济成分多元化,利害关系复杂化。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状况告诉我们,教育必须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德育为先,要认真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出版是内容产业,编辑是生产、创新精神产品的,他们生产的出版物将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就更需要强调德育为先。也就是当编辑的人,必须先学会怎么做人,使他们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出版价值观。
特别是在目前改革深化、出版转制的条件下,追求利润的因素,对有的出版社来说考虑很多、很重,有的甚至是惟利是图,把经济效益看得高于一切。这种情况如果和教育中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状况相结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因而必须培养建设一支能够切实贯彻党的出版方针的编辑出版队伍,这是首要的。
(二)编辑应该具有专业知识作背景
有人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应该先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再来学编辑出版业务,这个看法是对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光懂策划、审读和加工,以及算利润、搞包装、做营销等出版业务知识,还要强调要有专业背景,一门至少,两门更好。现在出版社的出书范围,虽然在一部分图书上有所突破,但专业分工还是存在的,即使在一些综合性出版社,它的编辑部(室)还是按学科或相近学科来分工的。所以当编辑的光有出版业务知识,没有专业知识,就难以胜任。根据这种要求,必须加强硕士生教育,招收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再进行编辑出版的硕士学位教育,或者搞“双专业”、“双学位”教育,也可发展3+2或4+2教育,即专业知识占3或4,出版业务知识占2,保证学生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理论水平和出版业务知识,而且是思想道德高尚的人。可惜,虽然各方面曾多次呼吁,但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迄今未能列入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和发展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关键。我们郑重提议,把出版学与新闻学一样,并列为二级学科;把出版学专业列入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目录。有资料表明:现在全国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增长很快,已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而出版学现在一个都没有。这种状况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人才决定一切,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不利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编辑出版人才,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有人说,我们的出版教育讲空洞的理论太多,不像西方那样,讲操作,讲务实,比较实用。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主要是反对理论课程,说空洞理论没有用。为什么一说到理论就是空洞的呢?理论是指导行动的,是塑造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出版理论,是出版实践经验的升华,是进行出版活动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同志说,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如果排斥理论,就是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工作。中国出版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那不就和西方一样了吗?其实西方出版也有他们自己的出版理念,只是追求不同罢了。
有人说,编辑应该是商人,主张把编辑培养成儒商。如果说图书发行工作者、企业主,说他们是儒商,还有点沾边的话,但编辑决不能是儒商。因为所谓“儒商”,本质仍然是商人,目的还是在于求利。但编辑是精神生产者,是积累文化、创新文化、传播文化的,他更应着眼于民族形象塑造,为读者服务,把读者培养成为“四有”新人。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图书是商品,出版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为什么编辑不能是商人。图书是商品,出版企业是市场主体不假,但编辑只是商品生产者,正像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但他们仍然是工人,不是商人。许多出版社的编辑参与营销也只是掌握和运用信息,向读者进行图书宣传,但平时不直接经手买卖图书。
(三)师资问题
这里要谈到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师资问题。根据上述培养学生的要求,对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师的要求当然是不会低的,不仅要有专业修养、要有教育经验,还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更要有相当高的境界。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总的看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如果用上述几条来要求我们现在的教师,也是有不足的。别的不说,比如要有出版实践经验这一条,据我所知,在我们现在的专业教师队伍中,这样的教师不是没有,但不是很多,绝大多数人没有进过出版社、报刊社,没有做过编辑出版工作,这只能说是一种缺陷。实践经验对实用型专业的教师十分重要。有一篇文章说:在美国,人们认为最理想的新闻专业教师是有经验的记者,斯坦福大学新闻学系主任亨利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契科校区文理学院原院长布什认为,从事新闻学的教授,一定要由资深新闻工作者担任。斯坦福大学新闻系的教授,许多都从事过10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其中,有的担任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有的原来是旧金山电台的节目制作负责人。一些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老报人,老记者,……被聘来担任教授,用他们丰富的经验教导青年学生。在美国,考核与评定新闻学教授的条件,不单看有没有论文,重要的是强调有多少年的新闻工作资历和过去发表过的报导。(注:参见《出版广角》2004年第1期。)
虽然,中国不是美国,出版不是新闻。但新闻和出版都是实用型专业,新闻学教育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参考的。因此,要提倡现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师,到出版社去实习,或者请一些经验丰富的出版工作者来给教师讲专业课,或者建议学校里聘请一些有经验的编辑来当专业课教师。记得专业初创时,南开大学的赵航教授曾经聘过编辑人员当教师,有的还在学校里住了一年多。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实践经验,有些东西是体会不到的。我这样说,不是说没有在出版社工作过,而现在正在讲专业课的老师不能讲课,而是希望他们获得第一手经验,把课讲得更好。
(四)出版社从社会上进人,要补编辑出版业务这一课
现在有的出版社不想要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有的进了几十个编辑,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从社会上进人,可以理解,笔者曾经经历过这个事。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所在的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那时候,书店里书很少,史称“书荒”,所以出版恢复很快,但人手奇缺,当时还没有大学生可以引进,只好从不同行业进人,当时正是社会人员结构重组的时候,人才游移,各种人都有,进来的人,有教师,有银行职员,有工人,机关干部,工会干部,还有农村电影放映员,转业军人。这些人原来基础比较好,进了出版界以后自己又很努力,后来都成了社一级的骨干,有的成了某一方面的名人、专家。所以,从社会上进人,不是从今日始,是早已有之。现在,有的教育出版社愿意从教师队伍中进人,也完全可以理解。教育出版社从教师队伍中进人,首先是专业对口,又有几年教育经验,来当教育读物的编辑,那正是如鱼得水,双方满意。但他缺编辑出版业务知识这一块,还是应该补上的,这是一;第二,干教师几年,转到出版工作上来,虽然工作大方向一致,但工作特点不同,这些人可能不熟悉读者、市场,不懂得出版工作的双重属性,也不知道出版业本质上是一种服务性行业,不能像其他工商企业那样,搞利润最大化,而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培养“四有”新人为天职。因此,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人才流动性很大,但从一个出版社考虑,应该力争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队伍。如果能从大学毕业学生中培养,应该是更好一些。
(五)出版社录用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要实事求是
有的出版社的老总认为,既然是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那么,一来就应该责编书稿。学生就是学生,不能用进专家、进编审、副编审、责任编辑的条件来要求。专业毕业生进出版社,是门当户对,可以比较快地接上手,但也不能要求一进来就按编辑骨干使用。大学生一进出版社,也只是一个助理编辑,他还要参加各个环节的实践,一般是先当一年半载的校对,然后再到某一个部门工作。因此,同样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就算你是一个专家,把你调到另一单位,你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发挥,恐怕也要有个时间来适应。一个大学生到一个新单位,怎么能没有一个熟悉过程呢?
五、关于骨干课程的设置
现在各校的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设置包括骨干课程设置很不统一,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骨干课程如何设置的问题,问题比较多。但作为一个专业,还是应该有若干共同的骨干课程。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近日报载:成立于1912年有90多年历史、曾经培养了许多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进行了一场席卷美国新闻教育界、新闻界的“当今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院”的大讨论。它就涉及到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等问题。分歧的根本原因是,认定新闻行业是一个重要的行业,然而它却渐渐被商业和其他利益所支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讨论经历了足足一年,结果比较趋同的看法是:应付上述现状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让新闻业具有更坚定的标准和价值观,以便使新闻工作者有一种天生的抵抗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学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让学生去履行服务公众利益的责任。这说明课程设置问题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它涉及到办学理念,学科定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联系到我们目前的情况,我的想法是:这种骨干课程的设置,要坚持这样的原则:一、要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眼,从出版工作的根本任务出发,落实人才战略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出版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我国出版的实际状况,真正培养出能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合格人才;二、课程一定要贴近编辑出版工作的实际,不能因师设课;三、坚持学生有专业背景的前提下来考虑出版教育的骨干课程。据此,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凡是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的,即:出版方针和出版学原理,编辑学概论,书刊发行学,编辑出版史、书刊编辑的理论与实务,现代出版技术、出版法规与职业道德,出版经济学与出版经营管理、版权与图书贸易、国外出版等,外语当然是不可少的。第二个层次是:根据不同学校设置专业的侧重点不同,骨干课也可以有所不同,如以编辑为重点的,要加重文化知识、语言修辞和必要的古文等课程;以培养发行人员为重点的要突出营销,市场调查,图书宣传和广告等课程;以培养经营管理为重点的要注重成本核算,企业管理,人才管理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