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由于非常重视利用收入分配差距来带动积极性，现在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不仅仅不利于民生，不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减低资源利用的效用，带来社会的不安定，而且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鉴于有人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本文在此讨论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积极性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并且针对我国的过度悬殊的贫富差距来分析应有的取向。

一、过度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下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激发的积极性对于经济的副作用

有观点认为均贫富会降低效率，导致无法提高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个看法对于极端情形－按照人口进行绝对平均分配（而非按劳分配）是适用而且正确的，由于对于此已经被讨论的非常详实，所以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未必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当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时，首先大众平均的消费能力将会下降，消费能力的下降将会导致许多产品没有出路，企业没有效益，必然带来失业。失业者虽然有积极性，可是没有就业岗位等于空有积极性。即使投资者的积极性和劳动的积极性也需要以消费来拉动，没有消费拉动的投资和生产，给社会带来的是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泡沫，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性越高，浪费越严重。投资者即使产品有销路，也是挤压着有限的消费市场，导致其他行业的利润相应下降，因而经济会衰退。先富是否代表可以带动全国富裕呢？其实未必，因为有些致富是以占有市场和其他的超广义资源为基础的，一旦推广整个市场上的利润都会下降，比如旅游经济、能人经济等都未必具有很好的推广性。这也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解释，本身经济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系统，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实际上一些企业和个人赢利的同时损害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在分析中不应当以片面取代全面，以局部来考察整体。

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且在我国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在波动和激烈竞争下的市场经济中存在很大的风险，失业等无法获得经济来源的人员不仅无法消费，而且生存权无法得到保障，为了生存他们自然就积极性非常高涨，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惜牺牲利益来挣钱获得生存，这样的积极性本身是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给社会带来众多惨痛的悲剧，也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变坏，一些人从精神上堕落。同时为了防止意外他们还需要加大风险储备，导致他们消费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一些产品没有销路。产品供大于求必然导致经济萧条。

此外没有社会保障情况下的市场经济也导致人对于金钱的绝对依赖，同时也是对于企业主和就业机会的依赖，导致了他们被迫接受低下的工资、不惜牺牲健康甚至出卖人格等。由于金钱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期望和依赖增加，可能形成拜金主义并进一步导致人们拼命追逐金钱，而富人则凭借财力更加有能力使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外也导致了许多在职的人员为了获得高收入却拼命加班加点和兼职，企业也为了高额利润一边裁员，一边让雇员超长时间劳动，占用了失业人员的就业空间，进一步导致就业情况的恶化，而且一些人超长工时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消费，制约了内需。拜金主义还是腐败和暴利的动力，加剧了贫富差距的加大，贫富差距的加大也导致拜金主义更加严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业的恶化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失业人员无力消费也会压缩内需，内需不足导致失业增加，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产生类似经济危机的现象。一边是积极性过分利用而牺牲身心健康，一边是人力资源失业导致的浪费，形成鲜明而且不和谐的对比。显然失业与提高劳动积极性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又相违背。贫富差距不仅在经济上造成恶果，而且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轻人民生活负担和心理压力上都起到了巨大的副作用，造成社会不和谐。可见这样的情况下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和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更不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和谐。

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贫困人口没有消费能力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富人的消费增加有限，导致总体消费能力下降。消费能力下降导致一些生产产品销售没有出路，影响了一些企业的效益，导致这些企业的职员部分失业。失业导致就业市场供大于求，从而人力资源易于贬值的地位。失业和人力资源的贬值又将导致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和消费能力的进一步降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最终导致类似经济危机的状况。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来看经济过程中涉及的积极性可以分为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它们在分配中好比分蛋糕，是互相排斥的，而对于贡献的衡量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从技术上来讲很难于衡量，那么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积极性，就是如何从已有的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份额。我国人力市场上供大于求，造成人力资源的贬值，因此分配上不可能按照贡献进行分配，而是以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应有的，而投资者则获取很高的利润。由于贫富差距中的富人只要是投资者，贫困者往往是失业或者劳动者，因此人力资源的贬值在总体上造成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这一加大必然又加剧上述的失业问题和经济的恶性循环。在我国的现状就是物价在上涨，但是工资却没有涨，有的还在下降，也显示了这一点。

贫富差距也导致富人钱太多而进行浪费性的消费，可能出现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相对于富人的浪费性消费而言，贫困人口的消费更加具有效用，因此贫富差距导致消费效用的下降和资源的低效、无效利用增加。

发展是硬道理，有人主张不要对治贫富差距，任贫富差距的拉大，采取发展经济的方法自然贫困会消除。但是上面已经提到了，贫富差距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失业，并且最终形成类似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可见如果忽视了贫富差距的控制，即使积极性高涨，也最终有可能导致经济倾向于共同贫穷的倒退而不是发展。即使有投资者具有投资的积极性，可以看到短暂的经济发展，但是没有内需带动迟早一天会成为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

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会成为新一轮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这种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违背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形成“马太效应”，而贫富差距的恶果也因此而不断加剧。

经济中的积极性也是一个两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是消费的积极性，一般而言，生产积极性高与金钱欲有趋向正比的关系，消费的积极性则是趋向反比关系，因此只有生产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有消费的积极性配套，而消费的积极性与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有很大关系，只有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人民才敢于进行消费。

此外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过度的富裕未必利于富人，富贵往往伴生腐败、堕落、为富不仁、丧失艰苦奋斗精神和斗志，而且富人由于生活的富裕还容易产生富贵病。而过度的贫困则给贫穷者带来的是惨痛的经历和社会的不和谐。

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要拉动积极性还取决于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合理致富也有非法致富，有合法致富也有非法致富。有些贫穷是因为丧失土地等不公平、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分配不合理、价格不合理等不合理、不平等的因素造成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自身懒惰造成的。合理致富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是有限的，而实际上有些暴发户则利用不合理手段以出乎意料的发展速度暴富。可见要让贫富差距真正提高积极性还需要解决这其中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致富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伤害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们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也在民众中滋长了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这违背了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和积极性的初衷。此外，积极性未必代表了进步，比如古人的积极性应当是很高的，因为那时技术落后，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积极地辛苦劳动。当积极性是出于人民非常渴望满足的没有得到满足时，我们需要审视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企业和个体都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不应当通过孤立其他利益相关企业和个体而仅仅考虑交易各方，而现在的市场经济中往往简单地仅考虑交易各方来认定经济活动的效益和简单进行利益分割。分配的不合理性还在于实际上生产销售等环节中存在在超广义资源的利用问题，超广义资源具有公有性的一面，应当给予征收税赋，这些税赋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

二、积极性的作用局限

这里提到的积极性是以经济和金钱驱动为主（源头）的，应当看到人们的需要在许多时候是无法获得经济回报的，比如一些基础研究和环境保护，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还有许多是无法得到政府支持的。而另外则有些行业可以既危害社会又获得高利润，比如毒品贩卖是一个极端的、被法律禁止的高危害、高利润的行为，但是还有许多不在法律的禁止之列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中的这种积极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科技的发展使得许多人力可以被取代，这给高科技行业带来高利润的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人失去了就业机会。政府应当通过社会保障和对高科技研究开发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来减少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问题，将高科技带来的高利润反哺给基础研究和研究于开发。实际上由于经济学中的积极性是以逐金钱为基础的，许多的基础研究都往往没有短期的回报，而且难于通过专利法获取回报，因此具有这样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就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没有这样的积极性未必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利。我国现在众多的大学生经过培养已经到了可以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时候，需要有发挥用武之地的岗位，但是就业市场不景气，需要将失业的大学生转入到科研和基础研究的行列。这需要有科研和基础研究的投资，但是由于投资的积极性是以经济效益为驱动的，而这样的投入往往无法获得短期的回报，造成经过政府投资、父母高额投入、学校辛苦培育而产生的人才资源被浪费，而且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特别是让他们加强科研，能够让国家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投资者追逐利润，但是科技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许多重大的发现和创新源于非功利的研究，还有其他许多对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的展开都不能过度地依靠经济意义上的积极性提高。可见政府需要更加强化调控和掌握更多的财政收入来为科技、公益等市场鞭长莫及的地方，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

三、经济发展及其指标的局限

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是满足大众需求，但是许多时候经济指标并不能够有效反映这一点，而且有时候经济指标能够折射产生了对大众不利因素。以GDP为例，一些数字和需求越多，说明社会问题越严重，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比如医院的收入、房地产，在某些时候可能反应了人民的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比如由于疾病防治不力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增加，由于失去土地而导致的没有房屋居住而产生的住房需求。经济增长未必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病人越多，虽然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社会是巨大的损失，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是无法记入GDP的。在GDP的衡量上应当更加精确，比如医院就诊量的某一些指标可以认为是社会退步的表现。再比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越严重，那么就可以带动环境保护产业，是否环境污染越严重，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就说明社会进步了。灾害利于拉动经济增长论就是一个愚蠢地生搬硬套经济理论的结果。还有科技对于经济长期推动作用，军事对于经济有长期的保护作用，人民生存幸福感，这些都不可能用GDP来衡量。一些经济指标如GDP应当是要乘以系数的，而且某些系数还应当是负的，而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数字不加以区分和理解的崇拜而且完全抛开其他科技、军事、生存等因素是非常错误而且误国误民的，所以这里谈到的经济发展和积极性就具有不反映真正的生活水平和进步的一面。

四、结束语

由于过大的贫富差距对于经济的上述危害，因此应当加以有效控制，特别是对于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要坚决禁止。此外，提高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不仅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且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和积极性的提高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技进步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其中短期的效益应当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出发点，长远的发展还依赖于科技和军事实力，而且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不应当寄厚望于引进，而应当采取政府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点，将人力投入到科技研究和创新行列中，形成创新产业。由于经济上也存在物极必反的许多现象(如竞争、压力)和存在需要兼顾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所以始终要综合考虑，把握最佳的量与度，绝对不能以牺牲过多的幸福和以降低生活水平来调动积极性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调动积极性还要与人民的需求相应，防止经济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