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层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抓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许多研究机构、学者也更加关注中国改革发展中經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协调关系，而不再是仅仅强调增长。综观各种研究成果，包括对于国内基尼系数的估算、对于收入分配制度的分析等，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认为，在研究收入分配时，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收入分配不公，另一个是收入差距过大。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使这个差距不断加大。因此，在研究收入分配时，要分开讨论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确定哪个问题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然后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措施。

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是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同时存在，究竟哪个问题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呢?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影响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增长，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中存在着很多暴富的机会，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方法改善这种局面，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是引起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就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产生问题的源头抓起。没有搞清楚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之间的因果联系，不能真正地解决好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只是为了缩小差距而缩小差距，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也很难真正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第二，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突破口。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中各种问题的综合表现，包括制度层面、市场层面、地域层面、人的层面等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调节收入差距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影响政策的效果，尤其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努力都是徒劳的。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是明显要解决和改善的问题，症结相对清晰，措施具有针对性，是大部分人所支持的。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可以提供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现阶段更加可行，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第三，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更多的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现在普通大众和一些网民都非常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人们很多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他们往往把收入分配的问题归结为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这些方面，人们更加关注收入分配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把现有收入分配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分配制度的缺陷。而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理解，人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自身能力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只是一味地抱怨，认为差距过大都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解决，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不能得到缓解，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认识会变得偏激，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因此，要想避免人们对收入分配看法的情绪化，就要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不公是收入分配问题中首先要解决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那如何才可以解决呢?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清楚收入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具体来讲，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依靠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造成机会的不均等获得不平等收入。这三个问题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都是政府的不当行为造成的，亟须政府进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一直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计划经济的惯性仍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仍不完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并不把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而是作为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利，向企业寻取租金，提供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同时还想方设法阻碍政府体制的深化改革，努力维持对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不断寻找制度的空子获得非法收入，聚集财富。“权钱交易”成为部分政府官员收入的重要来源。

“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人们付出同样的工作量，就因为占据比较重要的部门，拥有行政权力，就比其他人的实际收入高出很多，会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人们都会争取进入行政权力大的部门，一旦进入就会想方设法使用权力，获得大量非正常收入。那些拥有权力相对较少的人们会尽力扩大行政权利，处处设卡。那些处在政府之外的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怨声载道。最终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

针对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冲击，政府只有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从配置资源的各个领域退出，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行政权力转化为不平等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政府在推行政府体制改革时，必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因此，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政府必须坚定目标将改革推行到底。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彻底清除计划经济残留思想的影响，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防止“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逍遥法外，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

2.消除行政垄断，避免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平等收入

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的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逐步放开很多领域的经营权，促进市场竞争，但在某些行业政府的行政垄断仍然严重干扰甚至限制市场的作用，造成许多不平等竞争现象。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进入门槛很高，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垄断经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以中国电信为例，在没有引入其他电信运营商之前，电话的初装费需要5000 元，而随着中国联通等公司的成立初装费就取消了，可见垄断利润之高。这些行政垄断部门和企业中的成员，将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转化为自身的高额收入，甚至有的成员还将企业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据统计，2001年行业收入水平前四位的是金融保险、电力、电讯、交通运输，这些行业职工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高出30％左右。

行政垄断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这些行业中的员工，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无论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都可以享受垄断利润，获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而市场中的其他企业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只能获得市场竞争后的正常利润，员工也只能得到正常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在收入分配之初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非市场化的因素成为他们收入差异的主导。

针对行政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政府只有不断消除对非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才可以打破垄断利润，使所有人处在相同的收入分配起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目前存在行政垄断的行业都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涉及的企业、员工众多，因此改革要循序渐进，一下拿走所有人的超额收益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具体来讲，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规范员工收入，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3.促进机会均等，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

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在获得收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同的起点，面对不同的机会，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伴随经济的起飞，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他们一旦起步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政府是否可以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然而，现阶段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还不到位，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以教育为例，现阶段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很多地方的人们缺乏基础教育，这就导致这些人缺乏竞争力，收入自然得不到提高。以就业为例，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险”的工作，收入自然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再以融资为例，现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愿意给大企业提供资金，而小企业、农产很难得到贷款，只能小本经营原地打转。

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一部分人由于先发优势占据着大量资源，于是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总是得到高额收入，而另一部分却由于得不到平等的机会，总是处在收入水平的底部，而且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很难达到机会拥有者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机会不平等成为决定这两部分人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与市场化的分配制度背道而驰。

要想改变机会不均等带来的人们收入的不平等，仅仅依靠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人们进行呼吁，或者期待机会拥有者主动放弃一些不平等的机会是不现实的，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各项制度的完善，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这也正是政府的职能所在。具体来讲，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积极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步实现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机会；四是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

正确对待和解决收入差距过大

虽然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相比不是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绝对不能忽视，尤其对于已经存在的过大差距，要格外重视，认识不清，将导致差距不断扩大。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政府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采取一些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1.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低收入者提供“低保”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起人们生活水平的过大差异，高收入者可以将收入转化为各种消费，甚至是享受型消费，而低收入者的收入连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教育、医疗方面的消费了。这时，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促进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保障的本质就是通过制度安排，促使人们互助互济，保障人们一些最基本的需要，比如说，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医疗保障等。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社会保障对劳动者的覆盖率比较低，医疗、失业保险覆盖还不到20％，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该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政府应该完善“低保”制度，使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者都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现阶段，受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广大低收入者，比如说下岗职工、农民工等，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生活、教育、医疗等得不到基本保证。对于这些人，完全依靠自身能力很难改善现状，政府必须向他们提供最低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医疗保障等，为他们的生活“兜底”，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这些人生活情况恶化。

2.完善收入调节机制，为高收入者提供多样化的捐钱渠道

目前，政府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来贴补低收入者，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进而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方式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是一种强迫式的，非主动性的行为，一些不理解甚至抵触税收政策的人们，不关心税收是否会帮助穷人，也不会自觉将纳税作为自身的义务，会想尽各种方法偷税漏税，这将导致国家蒙受损失，收入再分配不能顺利进行。其实一些高收入者是愿意帮助低收入者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高收入者资助贫困儿童上学的例子，不过，社会中可供高收入者主动捐钱帮助低收入者的渠道还是太少。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该不断完善收入调节机制，提供多样化的捐钱渠道。

首先，政府要完善以税收为主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同时加强宣传。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税负机制，保证纳税比率与人们的实际收入挂钩。加强审计和监督力度，防止各种方式的偷税漏税。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保证税收收入可以真正的改善低收入者现状。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宣传要使高收入者明白，主动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低收入者的生活得到保障，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他们的权益会得到更好的保证。

其次，政府要开通多样化的捐钱渠道，让高收入者高兴地自愿地拿出钱来帮助低收入者。仅仅依靠税收这种强迫性的调节手段，往往会受到高收入者的反感，政府不如提供更多的非强迫性的捐钱渠道，供高收入者自己选择。政府可以鼓励高收入者从事慈善事业，资助失学儿童、建立希望小学或者建立敬老院等，还可以鼓励高收入者拿出部分收入成立非盈利性基金，完成一些针对低收入者的资助项目，对于从事这些捐钱方式的高收入者，政府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免税收。这些方式在发达国家是非常常见的，形式多样，而在我国还比较少见，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其中比较好的方式，为高收入者提供多样化的捐钱渠道。

3.正确选择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共政策

针对过大的收入差距，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公共政策来缩小差距，尤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会考虑实施一些福利政策来改善低收入者的现状，促进社会公平。不过，任何一种福利制度的建立都是需要条件的，简单的照搬，往往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更要防止陷入“拉美陷井”。

注：“拉美陷阱”，是指拉美的一些国家，在经济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之后，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不过，财富过度的集中，加上大部分人的不充分就业，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时，为了缩小差距，缓解社会压力，这些国家过年地引入发达国家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包括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等。结果导致高收入者的投资减少，各种经济增长因素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收入来源也不断减少，低收入者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同时国家外债不断增加，出现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拉美的经济陷入一个不增长的陷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