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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选择--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

当信息工业浪潮席卷而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可以跨越西方国家的重化工业阶段而直接进入信息化阶段。但是最近几年汽车、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产销形势如火如荼,带动与汽车、房地产相关的钢材、水泥、化工、机械等重化工产业高速发展。事实胜于雄辩,“跨越论”不攻而破,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论断。然而自去年夏天以来,各地不断爆发能源荒以及钢铁企业纷纷走出国门不远万里到海外采购铁矿石以应对国内原料供应的不足,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的矛盾轰然而现。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重化工业,实际上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以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为基础条件的,而中国并没有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支撑重化工业的发展.

于是,有专家重提中国工业应当重点走信息化的发展之路,重化工业占主导的发展趋势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政策也应当向信息化工业倾斜,对重化工业发展和投资要有所调整和限制。

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这是一个需要明辨清楚的问题,因为选择信息化意味着现有的基本产业发展政策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而坚持重化工业,又必须回答如何解决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的矛盾。

无可回避的经济规律

中国工业制造水平还没有到重点发展信息化的阶段,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远远不够。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化发展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阻挡不了,也躲避不了。

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先后经历过重化工业,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主导产业大致相同,主要是汽车、机械、钢铁、石化等。国外学者认为,工业化的中后期重工业化比重上升的动力来自于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

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根据钱纳里模型,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中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其中收入较高的地区和群体已开始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开始大规模消费万元级和十万元级的耐用消费品,比如汽车、住房等。

这只是两个主要方面,除此之外,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正悄然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第一,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关注的目标,开始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这就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由于制造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重化工业,因此向制造业中心迈进的过程也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的过程。从外部来看,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而且加入WTO后,我国重化工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外商投资重化工业越来越多。虽然外商的进入会对我国重化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也带动了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

第二,199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前聚集条件,两者相互支持:一方面重化工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另一方面城镇化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因为重化工业发展离不开城镇化提供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重化工业对专业化分工要求很高,而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一个主要途径是产业聚集的空间依托。而且,只有城镇化才能较好地解决重化工业企业的生产服务需求。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对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支撑。重化工业所需原材料和能源较多,对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较大。过去几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总共发行了66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形成了32000多亿元的国债投资规模,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为近年和今后一段时期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这次重工业大发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挥主导作用的新体制背景下进行的,符合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重工业较快发展的经验。而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是由政府计划强力推动的,是没有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支持的超前发展。

最具代表性的是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步积累起了进入重化工业的“门槛资本”,开始进入以前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一统天下”的重化工业。如李书福的吉利集团投资汽车行业、唐山建龙集团与上海复星集团共同投资宁波钢铁等,与改革开放前重化工业发展靠政府计划强制推动明显不同,这一次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是市场机制已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的背景下推动的,因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可持续性。

正视挑战

重化工业阶段将导致能源、重要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如美国在重化工业阶段油电煤钢产量大、增长快,占世界比重高。但美国在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可凭借其强国地位,从全世界掠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而我国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另一方面,目前发达国家已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往来中我国必须通过市场,也只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而且是在有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机构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这种交易,因而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和消费成本较它们高。

我们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分惊慌。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基础工业,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多个原材料和能源输出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弥补国内缺口。彼此有共同的经济或战略价值存在,就有合作的基础,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门就不可能被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全部堵死。

另外,重化工业阶段除了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外,还将会出现就业岗位的持续紧张。由于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虽然对GDP的增长贡献较高,但创造就业岗位和吸纳就业的能力却较低。与轻工业或第三产业主导发展阶段相比,重化工业阶段容易出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在许多重化工业企业中,如汽车、机械行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无人操作的环节和空间越来越多,对工人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都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据统计,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三分之一。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為70万人。

所以,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的机遇,也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它所带来的挑战,而不是自以为可以选择或者回避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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