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产业组织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分析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对于推动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对产业组织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分析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尽可能把相关的文献包括进来。国际上采用得最多的是列出一系列重要的杂志，从这些杂志发表的文章去研判研究的进展。我们在对2003年中国产业组织若干问题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时，也采用了这种办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运用了专家讨论、对国内研究产业组织的相关学者、研究机构进行追踪的方式，以弥补重点杂志分析法的不足.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产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企业退出、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与企业的资本结构、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垄断行业改革与政府管制等领域于2003年的一些研究进展进行了讨论。

一、产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研究

我国的竞争力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此后竞争力研究受到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虽然如此，但在竞争力的计量上及竞争力研究与主流经济的接轨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03年金碚教授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完成，出版了两本较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竞争力经济学》和《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把我国的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竞争力研究的前提是异质性，是企业、国家或地区的异质性。对于国家或地区的异质性，主流经济学并不反对，国际贸易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企业的异质性与主流经济学不相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模式都假定企业是同质的。所以，竞争力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与主流经济学范式不相容的。但竞争力研究更接近实际，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建立竞争力的经济学范式就很有必要。做好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就是对相关的竞争力思想进行梳理。金碚在《企业竞争力测量的理论与方法》及由其主笔的《竞争力经济学》中，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相关的竞争力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在这两篇著作中，金碚指出，无论是一般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还是区域经济学及区位经济学，它们的基本假定都是：个人和企业都是理性的，所有个人决策和各个企业的行为都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的，至少在经济决策的原理上是一致的。这样，所有的企业都被假定为其是输入一输出原理完全相同的“黑箱”，即所有的企业“黑箱”都按经济人的理性行为进行决策。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现实中为什么即使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同，仍然会是有些企业成功了，有些企业失败了；而且，即使假定有些企业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拥有某些有利的条件，而另一些企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处于某种不利的条件，那么，为什么有些企业会注定处于有利地位，有些企业却只能处于不利地位?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呢?可见，如果坚持严格假定企业行为的相同性，把企业视为严格具有经济人理性主义行为目标的“黑箱”，则竞争力的分析就难以继续深入。所以，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开始深入企业内部，即打开企业“黑箱”，这样，企业不再被假定为同质和严格按经济人理性主义原理进行决策和活动的最小经济单位，而被假定为是具有复杂内部结构、行为差异显著的有机体。

企业异质性假定前提的确定，为企业竞争力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出发点。在确定以企业异质性为前提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领导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在企业竞争力计量方面开发了“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指标体系”，并运用该项指标体系对中国的上市公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评估，出版了《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这是国内第一本企业竞争力报告。这个指标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企业竞争力的计量划分为三个方面，规模、效益、人气指数。这与波特教授提出的企业竞争优势的三来源(成本、差异化和聚焦)模式不同，新的竞争优势三来源模式的提出，有可能为企业竞争力研究开辟出新的空间。

竞争力研究的另一个与我国实际相联系的方面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吕政在《论中国王业的比较优势》一文中提出，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保持下去。但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一是要有产权清晰，并具有内在推动力的微观制度安排；二是要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三是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条件；四是要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工人队伍；五是要有一批勇于开拓创新和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六是要有以服务为本的高效率的政府。在此文中，吕政还提出了劳动力便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制造业的低工资，实际上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净流出，降低本国居民的福利。从社会再生产的环节看，低工资等于低的购买力，会抑制国内需求，缩小国内市场空间。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能力闲置率，必须扩大出口，甚至竞争压价。

二、企业退出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张军、罗长远、冯俊在《市场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中，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一个行业其国有企业是否民营化取决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成本差异，如果大于临界值，则民营化，反之则反。行业内自发生成的私有企业个数是影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重要变量，它会降低临界值，行业内民营企业数量越多，民营化速度越快。

刘小玄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中认为，企业家的自愿性和积极性是实现民营化的基本前提，如果企业家没有自身的最优目标及其可行的实现方式，没有企业家由此产生的主动性，改制就不可能成功。对于政府来说，选择最优时机是极其重要的，作者证明，在企业净资本、职工补偿和企业家购买力相匹配的条件下，可以实现最优均衡，所以，退出时机的选择切不可以企业的现期收益和成本为基础，而是要以退出成本和退出收益为基础。

所有者选择企业退出顺序时，通常会首先放弃效益差的企业，而保留效益好的企业，就是采取企业顺序退出策略。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采用“靓女先嫁”，就是企业的逆退出策略，即所有者首先出售好的、竞争力强的企业而保留较差的、竞争力相对弱的企业。政府为什么要采取逆退出策略，乃至于要用较低的价格完成“靓女先嫁”?张其仔在《国有企业的逆向退出和退出定价》一文中的解释是，在存在棘轮效应的前提下，假如国有企业追求利润，预算约束强化，为了使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行，政府有出售好企业的动力。政府实施逆退出策略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由于政府从提高保留下来的企业效率改善的角度评价国有企业出售的合理性，政府采取低价的逆退出策略就不难理解。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现有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私有企业的效率提升，总体社会福利会因此得到改善。当政府要求国有企业追求利润之外的多重目标时，政府出售好企业的倾向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多重目标中，利润的权重越小，政府出售好企业的意愿会越明显。相反的是，当政府运用行政职位资源为经理提供晋升激励时，却有助于把好的企业留在国有企业之中。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预算约束硬化的条件下，政企分开需要配以逆退出策略的推进，才能实现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目标。

与上述讨论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不同的是，张维迎、周黎安、顾全林对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进行了讨论。他们运用1995—2002年所有的获得高新技术认证并呈报有效年度报表的企业数据进行计量研究后发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企业负债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净资产负债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退出影响不尽相同，国有企业总体上不受影，向，而且其行政隶属关系越高，所受影响越小，但净资产负债率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压力。他们的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劳动生产率对企业的生存作用正在递增。

三、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间网络作为一种富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日益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并迅猛发展，很多企业积极组建企业间网络，通过网络与竞争者进行竞争。企业间网络的发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如企业间网络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网络治理的逻辑何在?

为了解释何种条件下网络会替代科层组织与市场，杨瑞龙、冯健在《企业间的效率边界：经济组织逻辑的重新审视》一文中重新审视了组织的逻辑，一个完整的组织理论不仅要考虑交易的维度，还要考虑生产的维度，不仅要考虑资产的专用性、不确性和交易频率，还要把能力纳入其中。企业能力的局限性正是企业间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资产专用性的高低可以作为区别市场和其他组织的标志，却不能作为区别企业和网络的标志。网络具有更好的应对不确性特别是需求不确性的能力。在资产专用性很低，能力又不是很重要情况下，无论是一次性交易还是经常性交易都可以用市场方式进行组织。如果能力很重要，而该能力又为企业所独有，那么即使是一次性交易活动也要在科层组织中进行。在资产专用性很高，能力维度不是很重要时，在经常性的交易中，科层组织是较好的组织形式。资产专用性很高，交易是经常的，而企业又不具备相应能力的情况下，企业间网络将是较匹配的形式。季建伟、邱菀华在《基于企业“套牢”效应的企业边界分析》中，运用重复博弈的声誉模型探讨了套牢问题解决的非一体化的方式，即企业外包、分立等大量出现的原因，其结论是，在计划交易总量不变的情形下，通过减少单次交易数量、增加交易次数，将使交易者增加誠实交易的激励。

作为企业间网络特殊形式的产业集群成为近几年国内产业组织的热门话题之一。2003关于产业集群研究的新的动向是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和产业集群的风险研究。如朱华晟在《浙江产业群》的著作中，通过对浙江产业集群的研究，证明了产业网络对企业效率、产业效率的影响及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指出政府对产业集聚具有十分显著和直接的影响，正确的政府引导和支持以及相应的有效政策对产业集聚是一种有力的推动。除了正式制度外，文化传统等也有助于加速产业集聚的形成。而且一个地区的产业聚集是与更大的产业聚集相联系的。蔡宁、杨闩柱、吴结兵在《企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视角》中对国外学者提出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等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对网络性风险及其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进行了讨论。他们把网络风险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的网络结构其风险不同，轮轴式网络风险最大；二是网络中存在各种资源如信任、关系等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对创新产生抑制；三是网络中主体活动及相互影响的风险。由这三种风险构成的网络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紧密相关。在产业集群的诞生和成长阶段，网络因其自增强机制会促进产业集群规模迅速扩张，一旦进入衰退期则会促使产业集群迅速死亡。

四、产业组织与企业的资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前，产业组织理论假定，公司在制定策略时，目标是最大化利润。而公司财务理论则是基于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忽视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战略。最新的企业资本结构研究则将资本结构与产业组织结合起来，国外有关的模型研究表明，寡头垄断企业比一般垄断企业和竞争性行、比的企业有更高的债务水平，但如果默契合谋重要的话，债务是有限的，债务能力随着需求弹性增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生产产品是专一性的企业和为了信誉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将希望更少的债务；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应是债务更多的企业，等等。总之，国外有关研究表明，产品或投人品市场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会产生影响，资本结构与企业的产品市场策略具有关联性。

国内把产业组织与企业资本结构联系起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2002年《经济研究》发表了朱武详、陈寒梅、吴迅的《产品市场竞争与财务保守行为——以燕京啤酒为例的分析》一文，在该文中，作者用一个两阶段决策模型证明了，当经营者对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预期足够高时，就会出现财务保守主义行为，而预期程度较低，初期企业的负债限制就会较小。2003年刘志彪、姜付秀、卢仁坡在《经济研究》发表了《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文章，对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在该文中，作者首先构造了一个二阶段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在假定企业不存在代理问题的条件下证明了：如果竞争对手提高自己的债务水平，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降低自己的负债水平，企业间负债水平与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但在进行实证检验时，作者只是运用1997—2001年所选的20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债务水平与市场竞争强度高度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与朱武详等人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相同。

五、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

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是传统产业组织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早期产业组织的研究重心。近几年，随着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引入，虽然传统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研究模式受到了挑战，但从结构角度研究产业绩效的范式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2003年魏后凯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刘小玄发表了《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产业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冯丽、李海舰发表了《从竞争范式到垄断范式》等文，继续了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关系的讨论。

魏后凯的《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对我国产业集中度的动态变化进行了讨论，，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他提出了产业集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型假说，也就是说，随着工业的不断演进，特别是大规模生产体系的采用，大企业因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了迅速发展，由此导致产、比集中度日趋提高。当经济发展进入到成熟阶段，工业化达到较高水平，产业集中度将逐步趋于稳定，并进而在随后的阶段中趋于下降。

竞争和垄断到底哪一种更有效率，历史上存在两大派别之争，一是哈佛学派为代表的市场结构理论，采用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另一派是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企业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是双向决定的，对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进行了批评，为垄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冯丽、李海舰在《从竞争范式到垄断范式》一文中，从新经济是全球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角度，从企业自身和社会福利的角度对垄断效应进行了分析，指出从竞争范式到垄断范式过渡的必然性，认为现代垄断不同于传统垄断，它有利于产业绩效的改善，不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原因在于，新经济是全球化经济，任何一国的垄断都会面临国际范围内的垄断企业的竞争，垄断不仅没有抑制产业技术进步，相反却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效率的提升；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客户经济和消费者主权的确立，使垄断企业很难像短缺经济时代那样，利用较高价格获得高利。在新经济时代，价格的决定已经不再是企业说了算，而是政府、客户和企业三家说了算，垄断企业必须实行客户导向战略，在质量、品牌、服务等方面迎合消费者的需要；在新经济时代，虚拟资本的投资项目逐渐取代实体资本投资，降低了企业门槛，使新的企业完全有可能打入垄断领域，与在位垄断企业分庭抗礼。

在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方面，2003年刘小玄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二是《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产业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行为是有差异的。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国有企业的目标是以销售收入最大化为主要形式，在一般竞争性市场上，则是以费用支出最大化为目标模式，这两种行为模式都是以追求经营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运用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中国转轨经济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竞争的市场与较低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相结合会产生良好的绩效，而竞争市场与较高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相结合则产生了不良的绩效效果。高度的国有产权结构和垄断性市场结合则具有国有结构的负效应和某种程度的较高垄断利润的综合效果。

六、垄断产业改革与政府管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自然垄断产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理论上，自然垄断的依据以及经济管制能够带来公共利益的传统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市场准入管制和价格管制在许多产业是否符合经济效率准则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为一些理论研究所动摇。在实践上，我国开始注重垄断产业改革，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在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开、业务分析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对国有经济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放松管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在一些垄断产业得到应用。2003年，我国经济学界加强了对自然垄断产业和经济管制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余晖在《监管权的纵向配置——来自电力、金融、工商和药品监管的案例研究》一文中，通过电力等产业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在若干特殊产业实行一种新型垂直或半垂直行政监管体制的可行性。政府监管是产业组织研究的重要部分，国内目前有关监管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监管权的横向配置，对监管权纵向配置的研究则一直很缺乏。

罗云辉、夏大慰在《自然垄断产业进一步放松规制的理论依据》一文中，基于对成本曲线的重新理解，对新自然垄断理论进行了部分修正，剔除了“进入无障碍、企业无承受力”情况下管制的必要性，强化了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的理论基础。于良春、张伟的《强自然垄断定价理论与中国电价规制制度分析》对中国电力定价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规制者应对不同效率的厂商设计激励强度不同的合约，同时根据消费者需求弹性和购买数量设计不同的价格。

胡家勇的《论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政企合一”体制的弊端，阐述了开发基础设施领域产权、强化市场竞争和调整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职能的改革思路。其中，引进经营权的竞争至关重要。戚聿东的《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现状分析》则强调，垄断行为可能是垄断结构下的结果，也可能是竞争结构下的结果，基础领域反垄断的指向应当是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结构。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区分几种不同性质的垄断，如，自然垄断、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针对不同垄断类型的性质、特征等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对策。

刘戒骄的《企业兼容竞争的博弈分析》以双寡头博弈模型为基础，考察了产品兼容对企业价格和利润的影响，就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如何利用原有网络优势实施兼容策略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具有历史销售优势的企业采用胁迫策略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和将市场内竞争对手逐出市场的条件。结论是，优势企业可以设置策略壁垒来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和胁迫市场内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劣势企业也可以凭借生产兼容性能相当优越或单向兼容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

七、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些问题

1.产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问题

竞争力概念从出现迄今虽然历经了20多年，但在经济学家的眼中，竞争力研究看起来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深刻。如何提升竞争力在经济学的位置，使其能进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行列，依然是那些致力于竞争力研究者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也应是竞争力研究者未来努力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出现了两个努力的方向，一个是波特开辟的，就是建立经济学研究的竞争力范式，另一个方向是由中国学者开辟的，是中国学者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建立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学范式。在竞争力研究中，波特的影响最大，但他的竞争力理论并不成熟，既不十分严密，也缺乏严格的理论证明，他的竞争力分析框架要最终融入经济学理论，还必须模型化，经过理论证明和筛选。而这个任务只能从另一个方向，就是建立竞争力分析的经济学范式的方向才能完成。金碚教授在《经济学对竞争力的解释》这篇文章中率先提到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与波特努力的方向有所不同。波特追求的是把经济学建立在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之上，追求的是建立经济学分析的竞争力范式；第二个方向追求的则是把竞争力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建立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学范式核心就是要内生化企业的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的异质性的后果。

把竞争力研究融入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竞争力的经济学分析范式需要从企业异质性假定出发，内生化企业异质性的方向之外，另一个方向则是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产业竞争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计量和分析上主要是以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为基础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固然有其计算相对简单、数据要求低的优势，但由于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十分复杂，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则不能窥其全部。所以，在计量和分析产业竞争力方面运用一般均衡方法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竞争力研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打开企业内部结构的“黑箱”，对结构竞争力开展研究，即对企业网络、产业集群展开研究。企业竞争力高低既受企业内部结构影响，也受企业外部结构因素影响。企业竞争力研究中与强调企业内部异质性对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相对的另一个方向则是强调企业的结构竞争力，也就是用企业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解释企业竞争力的高低差异。

2.市场竞争秩序与中国的产业组织演化研究

市场竞争秩序是产业组织长期以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学长期以来研究的重大问题。早期产业组织研究的重点就是各种不同市场竞争秩序下的产业绩效。新产业组织则运用博弈论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行为。传统的产业组织和新产业组织相比，虽然研究重点有别，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假定市场竞争秩序是外生的。所以，尽管产业组织对竞争秩序的研究贡献很大，但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与演化的研究都比较欠缺。

我国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市场竞争秩序中存在的问题，已十分引人注目，学界对诸如恶性竞争、市场信用建设、反垄断等与市场竞争秩序建设相关的问题已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研究市场竞争秩序和我国的产业组织问题时，起支配作用的是西方的理念和模式。目前的情形依然是，我国还没有形成立足于本土化的市场竞争秩序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发源于美国，诸多原理、命题都源于对西方市场竞争秩序的经验研究，它是否适合我国?未来我国不同产业的市场竞争秩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是应照搬别国的模式，还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建设一种有中国自己特点的市场竞争秩序框架?如果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究竟照搬哪国的模式比较合适?如何建设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理论上还没有很好解决。由于环境不同，我国市场竞争秩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特点。对我国市场竞争秩序实践展开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演变理论方面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3.垄断产业改革、重组和民营化问题

垄断产业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但总体来说，我国的垄断产业改革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我国垄断产业的现行体制在放宽市场准入、产权改革、产业重组、产品和服务定价、增加用户选择权、建立现代监管体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垄断产业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与电信、电力、民航产业政企关系的变革相比，铁路运输产业和自来水、供气等城市公用事业政企分离的步伐相对迟缓，食盐、烟草的专营以及公共数据的垄断(如某些气象局对天气预报数据的垄断)基本未触及，军工、造币产业垄断和低效率问题日益突出。

(2)我国垄断产业改革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铁路和邮政等行业仍然保持着政企不分、垄断经营的格局。虽然民航、电力、电信等行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拆和重组，但基本上没有触及产权制度的基本格局，仍然是在国有产权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垄断产业的大企业缺乏优胜劣汰的压力，在经营绩效、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与所有者和消费者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3)监管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亟待调整和转变。从中国垄断产业改革的现状看，还没有解决好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监管缺位和政府职能越位同时存在。某些垄断产业的主管部门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经常以其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为借口，以行业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名，通过法令、政策、行政法规等手段从事各种限制竞争和反竞争活动，限制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机制。

(4)竞争机制的引入基本停留在分拆原有垄断企业的层面，有效竞争的格局尚未形成。原有垄断企业的分拆，是打破垄断性市场结构的初始步骤，但某些产业在改革后，蜕化为原有垄断企业之间瓜分利益，全国性垄断为区域性垄断所替代。有效竞争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包括分拆后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包括新厂商的实际进入和潜在进入。只有新厂商可以进入，在位厂商才会面临来自其他厂商和新进入者的竞争压力，而致力于提高效率、降低价格和改善服务。

4.产业组织理论国际前沿問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家(除少数例外)很不重视产业组织，产业组织学也没有像竞争性一般均衡理论所具有的那种精致的和一般的分析方法。但自70年代以后，许多一流的理论家对产业组织感兴趣了。造成这种兴趣的原因在于产业组织研究中引入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博弈论的引入使产业组织理论大大超前于经验研究，形成了大量模型，但很多难以验证，模型对假设过于敏感。为了找出哪些模型正确，哪些模型只是空壳，20世纪90年代后，新实证产业组织研究得以兴盛。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和实证研究者的界线消失了。理论上，除了非合作博弈论仍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外，网络博弈和合作一非合作混合博弈、演化博弈日益渗透到产业组织的分析中。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实证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整体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准。实验方法8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的研究。过去的跨产业的横截面研究方法趋于衰落，经济时间序列的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协整模型、混沌模型等都在产业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产业组织的研究人员还越来越多地运用前沿理论设计人工市场，经济工程设计的兴趣开始兴起。进一步加强对上述产业组织国际前沿问题的研究对于提升我国产业组织学科的国际对话能力，进一步规范产业组织研究，使产业组织学科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实践服务都具有重要意义。